导言
一 经营企业二十年,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那些为我们工作的人? 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白领。是骑电动车穿行在城市里的骑手,是打开手机应用就能接到订单的网约车司机,是远程处理数据标注的自由职业者。是那些没有工牌、没有工位、从未出现在公司花名册上、却每天都在让这个系统运…
阅读约 22 分钟 更新于 2026年8月28日 在 Notion 中查看 ↗
一
经营企业二十年,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那些为我们工作的人?
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白领。是骑电动车穿行在城市里的骑手,是打开手机应用就能接到订单的网约车司机,是远程处理数据标注的自由职业者。是那些没有工牌、没有工位、从未出现在公司花名册上、却每天都在让这个系统运转的人。
他们的人数在迅速增长。但他们是什么——这个最基础的问题,没有答案。
不是我没有问对问题,是“问对问题”的前提本身已经失效了。法律提供的那套命名系统里,一个人要么是劳动者,享有最低工资、社会保险和解雇保护;要么不是劳动者——在这个位置上,法律给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标签:不是民事主体,而是商事主体。平台在法庭上的抗辩逻辑从来都是:他们是独立承包商、是个体工商户、是来跟我做生意的。他们自带生产工具,自担经营风险,自主决定接单与否。他们不是我的员工,他们是我平台的用户,是我的商业伙伴。
这两扇门之间没有第三条路。
但我看到的现实是,平台上的劳动者并不在这两扇门中的任何一扇里。他们的收入依赖平台分配任务而非市场议价,他们的工作过程被算法实时监控而非自主安排,他们的评分决定了他们明天还能不能接到单——这不是一个商事主体的处境。一个商事主体有议价权,他们只有“接”或“不接”的权利。一个商事主体面对的是市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对话键的系统。
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员。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平台拥有数据和算法,但他们自己拥有完成任务的物质工具——车是自己的,手机是自己的,充电和保养的账单也是自己的。他们不依赖雇主承担生产风险——风险被精确地从平台一侧剥离,完整地留在了劳动者一侧。车辆折旧、交通事故、订单空窗期、账户被封禁的不可预期——这些,都是“商事主体”自己负责。他们被要求按照平台的标准化流程提供服务,从接单话术到送达姿势都有规范,但平台在法律上不承认他们是员工。
这让我困惑了二十年。
如果一个劳动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某一方,在人格上服从某一方的指挥,在业务上被整合进某一方的组织体系——按照劳动法的基础理论,从属性就成立了。从属性成立,劳动关系就成立。劳动关系成立,劳动者的全部保护就应该启动。这是一个在法教义学上严丝合缝的三段论。
但现实拒绝了这个三段论。不是因为推理有误,而是因为三段论所预设的那个世界——生产资料归雇主、劳动过程由雇主指挥、劳动者不承担市场风险、雇主是一个可以被指认的实体——在平台用工中,正在解体。
二
起初,我以为这只是法律技术的问题。
是不是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需要调整?从属性的判断要素是不是应该增加一些新的、适应数字时代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仿效某些国家的立法例,在“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之间创设一种第三类主体——比如“类雇员”或者“依赖型承包人”——让他们享有一部分而非全部劳动法上的权利?
我把这些问题拿去向法学家请教。
早在2016年前后,伴随着网约车平台在中国大规模兴起,中国法学界已经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密集讨论。学者们敏锐地观察到,传统劳动法中的从属性理论——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在面对平台用工时出现了系统性的解释困难。他们提出了各种精微的分析:劳动关系碎片化了,企业边界模糊了,算法技术替代了传统管理手段,从属性的各项指标在平台用工中同时存在又同时不存在。他们向立法机关呼吁,要修改法律,要建立新的分类标准,要正视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在法律保护之外的事实。
这些都是认真的思考。但我听了这些以后,困惑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
一个新的、持续生成的经济组织方式,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覆盖了从网约车、外卖配送到家政服务、数据标注的广阔领域,涉及数千万人的生计——而法律对它一再“不适应”。这不像是技术问题。技术问题是同一个框架内局部失灵,调整参数就可以修复。但如果一个概念框架在解释一种大规模、持续性的新现象时反复失效——从2016年到今天,近十年过去了,法学界仍然没有就“平台劳动者是不是劳动者”达成基本共识,司法判决在同案不同判中摆荡,立法谨慎地试探却始终未能落地——那么,问题可能不在新现象,而在概念框架本身。
劳动法理论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集体失语?不是因为学者不够聪明。中国的劳动法学者是我所见过的最有现实感的法学群体之一,他们在极其逼仄的学术空间里持续追问劳动者保护这个根本问题。但他们都局限在同一个理论范式之内。
这个范式叫做“雇佣关系”。
法律的一切保护,系于雇佣关系这根纽带。有这根纽带,保护就启动;没有,保护就关闭。整个劳动法大厦的地基,就是雇佣关系的认定。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所有这些精致的概念工具,都是为了回答一个终极问题:这根纽带存在吗?
于是问题浮现了。如果平台用工的组织形式,本身就不适合用“雇佣关系”来描述呢?如果雇佣关系这根从19世纪工厂制度中生长出来的纽带,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平台经济这种生产形式设计的——那么,试图用从属性分析去“发现”这根纽带,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瞄准了错误的对象?
这不是从属性标准太严或太松的问题。这是“雇佣关系”这个概念本身,是否还能容纳我们正在目击的这种劳动形态的问题。
三
于是我开始跳出法律,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一个关键的区别逐渐浮现。
在传统的雇佣关系中,雇主购买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份买卖有一个最核心的特征:劳动力的使用过程,是在雇主的指挥下、在雇主提供的生产资料上、按照雇主规定的方式进行的。劳动者在八小时之内交出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作为对价,雇主承担生产风险和劳动保护责任。这是工业时代的社会契约。
平台用工不同。平台不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不购买他们的时间,不规定他们必须在何时何地开工。平台做的是另一件事:把消费者模糊的需求——吃一顿饭、去一个地方、修一个水管——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任务单元,明确每一单的价格、时间窗口、服务标准和奖惩规则,再将任务分配给劳动者去完成。
被购买的不是劳动力本身,而是完成某项具体任务的能力和结果。
“雇主”在这里消失了。出现了需求方——消费者,出现了供给方——劳动者,但在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实体:一个不购买劳动力、不拥有完成任务的物质工具、却制定了全部交易规则并从中提取收入的中间层。这个中间层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主——它拒绝承担雇主的任何法律责任;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交易平台——它对劳动者的控制深度,远超任何市场中介。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这个中间层做的事情,是重新组织了生产关系本身。
在农业生产中,核心生产资料是土地,生产关系围绕土地所有权展开——地主拥有土地,农民要么租种,要么受雇耕种,产品分配取决于谁拥有土地。在工业生产中,核心生产资料是工厂和机器,生产关系围绕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展开——资本家拥有工厂,工人出卖劳动力,双方在雇佣关系中完成生产和分配。
在这两种经典的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结构决定了生产的控制方式和产品的分配方式。谁拥有生产资料,谁就定义了整个生产关系。
而在平台经济中,生产资料出现了根本性的二元分化。
核心生产资料不再是物质的,而是数字的——数据和算法。平台拥有数据和算法,这使它占据了比传统雇主更强势的控制地位:它知道全部需求信息,它设定全部交易规则,它记录劳动者的每一个动作并据此做出管理决策。但与此同时,完成任务的物质工具——车、手机、电脑——归劳动者所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被劈成了两半:数字部分归平台,物质部分归劳动者。这两种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必须结合在一起,但它们的法律所有权分属不同主体。
这不是工业时代那种“资本家有生产资料,工人一无所有”的结构。这是一种全新的结构:生产资料的占有是二元的,结合是必需的,但所有权是分离的。这种二元结构使平台可以声称自己不拥有生产资料因而没有“雇用”任何人,同时又通过数据和算法对整个生产过程实施比传统工厂更精密、更实时、更不留痕迹的控制。
控制的形式也彻底改变了。
在雇佣关系中,控制是人对人的。工头监督工人,经理指挥下属,命令和反馈都在人的互动中完成。这种控制有情绪成本,有摩擦,有可以争辩的空间。而在平台用工中,控制是系统对人的。算法发布任务,系统实时追踪位置,自动计算超时率、差评率和接单率,评分低的人——无声无息地——就接不到好单了。劳动者不是服从一个会疲惫、会心软、可以商量的老板,而是服从一套没有对话键的规则。
这不是人格从属性的“弱化”,而是人格从属性发生了形式转换。从人对人的、可见的、可以争辩的从属,变成了系统对人的、不可见的、无法对话的从属。控制没有消失,它变得无处不在,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为此负责。过去,你可以指认“我的老板”是那个压迫你的人。现在,你面对的是一个算法,而算法的制定者说:这是技术中立。
与此同时,风险承担的结构也发生了系统性的转移。
在雇佣关系中,市场风险由雇主承担。订单少了,老板发愁,工人的工资照发。在平台用工中,订单少了,劳动者自己承担空窗期的全部成本。车辆磨损、交通事故、账号封禁、消费者无理差评带来的收入损失——所有这些风险,被精确地从平台一侧剥离,完整地转移给了劳动者。平台收取交易抽成,但不承担生产风险——这种位置的实质,是平台在分配端占据了一个类似“收租”的位置,而在风险端保持了一个纯市场参与者的身份。这两种身份的利益都归平台,风险都归劳动者。
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
因为组织形式变了。传统的“企业—劳动者”二元关系,被改写为“平台—任务—劳动者”的三元结构。“任务”成为了连接点。任务不是工作岗位,没有职位描述,没有职业阶梯,没有固定薪酬。它只是一次性的、可以被精确测量和独立结算的劳动成果单元。当劳动被切割为任务单元,雇佣关系所赖以存在的一切——连续性的指挥、稳定的收入预期、组织内部的职业发展——都被系统的设计消解了。
我把这种组织方式称为“任务型生产关系”。
四
任务型生产关系的出现,不是雇佣关系的变形或者升级。它是一套逻辑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
在雇佣关系下,生产的组织核心是“岗位”——一个固定的、有职责边界的、嵌入组织架构的工作位置。企业围绕岗位进行招聘、考核、晋升和解雇。
在任务型生产关系下,生产的组织核心是“任务”——一个独立完成、独立结算、独立评价的工作单元。平台围绕任务进行拆解、分配、定价和风控。
岗位带来的是身份。一个在富士康装配线上的工人,他知道自己是富士康的员工,这给了他——尽管微薄——一个社会身份,一种可以被言说的归属。
任务不带来任何身份。一个完成了一千单外卖配送的骑手,他不是任何人的员工。他只是一个“跑单的”。一千次任务完成之后,他和平台之间的关系和一单任务完成之后完全一样:没有积累出任何资历,没有在组织内部留下任何痕迹,没有可以被讲述的共同故事。
这是我在二十年的经营实践中,亲眼看到的断裂。
传统雇佣关系不仅提供工资,还提供一套关于“我们是谁”的叙事。工友之间、同事之间,有日常互动,有集体记忆,有共同经历的高峰和低谷。这些看似软性的东西,其实是劳动者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根基。没有这种认同,劳动者就无法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我们”,而一个没有“我们”的群体,在法权主张上是散沙式的。
平台经济系统性地抽空了这种认同产生的土壤。劳动者与算法互动,而非与人互动。他们不需要认识公司里的任何一个人,不需要知道总部在哪里,不需要参加任何集体活动。他们只对手机屏幕上跳出的任务负责,对即时反馈——评分、收入、接单率——做出条件反射式的响应。
他们被还原为一个函数:完成任务的函数。
这一点,平台很清楚。外卖骑手打开APP,界面上只有订单信息,没有“同事”列表。网约车司机接单时,不需要认识平台任何管理人员。评分机制确保每个劳动者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对其他人产生任何连带意识。
这就是任务型生产关系的文化后果:一种没有共同叙事、没有集体记忆、没有组织仪式、没有可以被言说的“我们”的劳动形态。
过去,劳动者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属于一个组织——哪怕那个组织剥削他。现在,他只属于一个个转瞬即逝的任务。他的身份被悬置了。这个问题,金融资本没有兴趣回答,技术工程师没有能力回答,法律界还在用19世纪的概念工具反复测量这根已经断裂的纽带。
这是我写作这本书最原始的冲动。不是为了一种理论的美感,而是因为我看到了一种巨大的、系统性的认知错配——我们用来理解劳动的概念工具箱,已经无法容纳正在发生的现实。
五
这样的观点,学术界有过零星的触及。
劳动社会学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平台劳动中的控制悖论——控制越来越精确,控制者却消失了。法学界最敏锐的头脑也隐约感到,问题可能不只是从属性标准的宽严,而是从属性本身的结构在发生变异。但这些观察分散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议题上,没有人把它们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我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当平台经济将劳动切分为独立任务单元,一种独立于雇佣关系的“任务型生产关系”正在形成;在这种关系中,生产资料二元分化、算法实现准人格化控制、系统化风险转移,使从属性在若干维度上存在但被整体拆散——从属性不再汇聚于一个可以被法律识别为“雇主”的实体之上——由此瓦解了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的逻辑基础,劳动法保护因此被悬置。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过去近十年法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如何调整从属性标准以覆盖平台劳动者”——就是一个错位的问题。
错位不在问题不重要,而在于问题的前提值得重新审视。
真正的分歧在于两点。
第一,从属性是变弱了,还是被拆散了?
“变弱”意味着从属性还是一个整体,只是程度降低。如果变弱了,那么需要做的就是降低认定门槛,让更多的弱从属性也能触发劳动关系。这是法学界主流思考的方向——扩大解释,降低标准,把更多平台劳动者纳入劳动者范畴。
“被拆散”则意味着从属性不再是一个整体。它的各项子维度——控制、收入依赖、风险承担、组织整合——不再天然地指向同一个实体。它们被分配给了不同的主体:算法管控制,平台管收入分配,消费者付报酬,分包商管合同。每一个维度单独看都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从属性,但它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向。法官在个案中可以感觉到“这里确实有从属性”,但当他在法律上要认定“谁是雇主”时,这个“谁”散开了。
如果从属性是被拆散了的,那么问题就不在于降低认定门槛——降低门槛只是让更多的模糊地带进入法律视野,但无法解决“雇主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扩大解释的方案在个案中有时能奏效,但一上升到普遍性的制度设计,就会撞墙。
第二,这意味着“不适应”还是“不适用”?
“不适应”的逻辑是:东西还是那个东西——劳动法所保护的劳动形态没有本质变化,只是旧标准不够用了,需要修订标准。只要把从属性的认定要素更新一下,法律就可以恢复功能。
“不适用”的逻辑是:东西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生产关系变了,从属性的内部结构被改写了。这不是旧词典需要增加新词条,而是出现了另一套逻辑。把雇佣关系的从属性工具箱用到任务型生产上,就像用牛顿力学的公式去计算量子运动——不是算不准,是算的对象已经不一样了。
我在这本书中要论证的是后者。
这个论证如果成立,会导出一个不讨喜的政策判断:试图通过修修补补让劳动法“接纳”平台用工,在法学上是没有出路的。不是立法者不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与生产关系的实际变迁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偏角。我们需要走另一条路:承认任务型生产关系与雇佣关系是两种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在雇佣关系及其法律保护之外,为任务型劳动者建立一个新的保护制度框架。
这个保护框架的原则和路径,将在本书的第三编给出。
这不是激进。这是对现实的诚实。
六
这本书的结构,经过了一次推倒重来。
最初的构想,是从法学的从属性理论入手,逐层分析其平台用工中的适用困境,在法学内部寻找出路。但那个架构有两个根本问题。第一,它把我真正的理论创见——“任务型生产关系”——藏在第三章里,导致整个上半本书都在为别人做铺垫,到了自己最想说的东西,书已经过半,力气不够了。第二,它沿用了我自己在思考过程中已经放弃的不准确概念——比如“任务型劳动”而不是“任务型生产关系”,比如“不适应”而不是“不适用”。概念上的游移,折射出来的是我还没有把理论纵深推到最底层。
在听取多位法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专家的反馈意见后,我决定推倒重来。重新规划为三编结构,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分三步论证:
一个根本现象:劳动法的从属性认定体系,在面对平台用工时出现了系统性失灵。这不是个案判决上的困难,而是整个认定框架面对一种新劳动形态时的结构性失语。
一个深层原因:失灵不是因为从属性标准太严苛,而是因为一种独立于雇佣关系的“任务型生产关系”正在形成。它与雇佣关系有完全不同的生产组织逻辑——生产资料二元分化、控制形式从人对人的指挥变为系统对人的规则治理、从属性的各项维度被拆散重组。用雇佣关系的认识框架去看它,就像用一张平面的地图去理解一座出现了新维度的地形。
一个制度方向:当现有法律体系“不适用”于一种新生产形式时,唯一的出路是在雇佣关系的保护之外,为任务型劳动者建立一个分层化的保护制度。这不意味着放弃劳动法的基本价值——恰恰相反,这是在新的生产条件下捍卫同一种保护伦理的努力。保护的形态可以更新,保护的目标不能退让。
全书三编,十三章。
第一编(第一章至第四章)论证“困局”——从属性认定为什么失灵,法学界的回应为什么治标不治本。这一编的任务是否定性的:证明现有解释不够,为第二编新概念的出场清出空间。
第二编(第五章至第九章)提出“发现”——任务型生产关系是什么,它在生产资料、控制方式和风险结构上具有哪些与雇佣关系不同的特征,它如何拆散并重组了从属性,它在文化层面制造了什么样的劳动者处境。这一编是全书的理论核心。
第三编(第十章至第十三章)给出“出路”——从“不适用”的判断出发,建立分层保护的原则框架和制度方案,回答在雇佣关系之外如何保护劳动者这一终极问题。
三编之间有严格的逻辑递进:第一编的结论是第二编的前提,第二编的分析是第三编的基础。每一步都必须在前一步清场之后才能迈出。
七
这本书是为几种人写的。
首先,是像我一样的人:每天都在与劳动、用工、组织、平台经济打交道的企业家、管理者、创业者。你们一定也有过类似的困惑——看着系统里那些从未谋面却每天都在为你创造价值的人,你不知道在法律上该把他们叫作什么。我希望这本书能给你们提供一个思考的框架,让你们日常的直觉有一个可以着陆的概念系统。你们不需要同意我的每一个判断,但如果这本书能让你们在看平台用工这个问题时,不再只看见“用工”,而是看到一整套正在重组我们社会的生产关系——那它就没有白写。
其次,是劳动法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我不是法学家,我的专业训练不足以和你们在法律解释学的层面展开技术对话。但我在第一线看到了你们从教科书和判例汇编中不容易看到的东西:生产关系正在变化,而法律还没有为这种变化准备好概念工具。我可以用你们的语言讨论从属性问题——这是我的跨界诚意;但我不会停留在你们的语言里——我会从政治经济学这个更基础的层面重新提出问题。从属性不是法律概念的天花板,它的地基在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从属性这个概念本身就需要被重新审视。这就是我想说的、而法学界可能不太方便说的话。
再次,是对数字经济和社会变迁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平台经济不是一套技术,是一套正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组织方式的生产关系。我们每天都在与它打交道——点外卖、叫网约车、刷短视频——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在手机屏幕的另一端,一种不同于雇佣制度的新劳动秩序正在成型。理解这种秩序,不是经济学家的专业工作,而是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的必修课。这本书试图用非专业读者也能读懂的语言,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最后,这本书也是一个原产地证明。
“任务型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如果有幸被后来的学者引用、商榷或者质疑——那正是我所期望的——我必须在这里把原创性的主张说清楚。这不是追求虚名,而是知识生产的秩序要求。就像“创造性破坏”属于熊彼特,“大转型”属于波兰尼,概念与命名者的绑定,是学术共同体累积进步的基本规则。我把这个概念的原创性主张放在这里,供一切后来者检验和批评。
八
写这本书花了我相当长的时间。不是写不完,是写不对。
最初的几版草稿,都在走捷径——用商业文本的速度去处理一个需要用理论重量来承载的问题。朋友们看了说“读得很爽,但没留下什么”。我知道他们说得对。爽的前提是跳过论证的困难部分,直接给出结论。但这本书不能那样写。它的读者不是来消费观点的,是来检验一个理论的——如果论证链条中有一个环节是虚的,整个理论就站不住。
所以我推倒重来。把结构打散,把概念重新淬过一遍,把每一个论证环节该有的材料和分析给足。这个过程很慢,但这是它该有的写法。我希望这本书拿在手里是有分量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论证效率上的。每一章的论证都应该有清晰的逻辑指向,没有废话,没有为写而写的铺陈,就像一份真正严肃的论文那样。
一个朋友在看完提纲后问我:你写这本书,到底是想改变什么?
我没有改变法律的权力,也没有改变平台的野心。但我有一个最基础的念头:不要让那些每天都在为我们服务的人,连一个名字都没有。
没有名字,就没有身份。没有身份,就无从主张权利。而法律保护的前提,就是可以被命名。如果一个社会中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大规模劳动,却无法在法律上给这种劳动一个恰当的命名——这不是劳动者的困境,这是我们整个认知框架的困境。
这本书要做的事情,说到底,就是给一种新的劳动形态起一个名字。
不是修辞意义上的命名,而是概念意义上的命名。一个能够揭示其内在结构、能够区分于已有概念、能够为制度设计提供论证基础的理论命名。
这个名字叫“任务型生产关系”。
接下来的十三章,就是为这个名字提供它该有的理论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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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