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象——谁在为你工作?

我们先从一个场景开始。 2024年秋天,北京望京。晚高峰,一个穿着黄色工服的骑手在十字路口等红灯。他的电动车踏板上放着一份麻辣烫,保温箱里还有三份餐。手机屏幕上跳动着倒计时:这一单还有12分钟,下一单还有19分钟。他在计算路线——先送哪一单,哪条路不堵,哪个小区的门禁可以跟着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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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先从一个场景开始。

2024年秋天,北京望京。晚高峰,一个穿着黄色工服的骑手在十字路口等红灯。他的电动车踏板上放着一份麻辣烫,保温箱里还有三份餐。手机屏幕上跳动着倒计时:这一单还有12分钟,下一单还有19分钟。他在计算路线——先送哪一单,哪条路不堵,哪个小区的门禁可以跟着别人进去。这些计算在几秒钟内完成,是他每天重复几百次的肌肉记忆。

他叫张磊,29岁,河南周口人。在跑外卖之前,他在苏州一家电子厂做过三年流水线工人。我问过他:在工厂和送外卖,有什么不一样?

他想了一会儿,说:“在厂里,我知道我是谁。我是第三车间的,我班长姓刘。送外卖,我不知道我是谁。”

“你是骑手啊。”我说。

“骑手不是身份,”他说,“骑手是我在干的事。我不干了,我就不是了。”

这段对话让我想了很久。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三年,每天十个小时,月均收入七千元,但他不觉得这个岗位给了他一个身份。在电子厂,他是“富士康的员工”,这个身份即使下了班也还在——他可以跟老乡说“我在富士康干”,这句话能锚定他的社会位置。但“我在美团跑外卖”说的不是身份,说的是活动。活动是流动的,做完就消失。身份是沉积的,做过会留下。

这不是张磊一个人的感受。我在此后访问的几十个骑手、网约车司机、数据标注员、上门维修工中,反复听到类似的表述。他们有的一套话语系统来描述自己的工作——“跑单”、“接活”、“做任务”——却几乎没有一套话语系统来描述自己是谁。当被问到“你在哪家公司工作”时,很多人会迟疑。他们不确定自己算不算“在”那家公司工作。他们用的动词不是“在”,而是“给”——“我给美团跑”、“我给滴滴开”。这个“给”字,既表达了依附,又保留了距离。

这就是任务型劳动者的身份悬置。

这种悬置不是修辞问题。当一个人无法回答“我在为谁工作”,他就无法回答“我该向谁主张权利”。法律的整个保护体系,建立在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基石性的前提上:每一个劳动者,都有一个可以被指认的“雇主”。雇主的名字写在劳动合同上,写在工资条上,写在工牌上。但张磊的劳动合同签给了谁?

他签给了一家劳务公司。这家公司他从来没去过,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每个月收到一笔银行转账,备注是“服务费”。他的工作指令来自一个APP,他的收入规则由一套算法决定,他的服务质量由一个评分系统评价。算法、评分、处罚——这些实际控制他劳动过程的东西,都不来自那家签合同的劳务公司。但当他出车祸想申请工伤时,平台说“你不是我们的员工”,劳务公司说“你是在送平台的单”。

他被夹在两个实体之间,每一个都在法律上把责任推给另一个。

这不是张磊一个人的困境。这是从2015年网约车平台大规模兴起到今天,中国数千万平台劳动者正在经历的、持续了近十年的系统性困境。这个困境有一个最尖锐的表现形式:法律系统无法回答“谁在为你工作”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二

让我把镜头从望京的十字路口拉远,给一个更大的画面。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23年发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为8400万人。所谓“新就业形态”,官方定义涵盖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同城货运司机、家政服务员、互联网营销师等多个职业群体。这些群体的共同特征是: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收入,工作方式灵活,但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模糊。

8400万人是什么概念?中国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约4.6亿。也就是说,每五个半城镇就业者中,就有一个处于“新就业形态”。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平台用工实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2018年的同一调查中,这个数字还是5400万,五年增长56%。

这不再是一个边缘现象。它正在成为城市服务业的主流组织方式。

以美团为例。根据其2023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美团平台上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745万人。这个数字比中国最大的制造业雇主富士康的用工规模大出数倍。但富士康的工人是“员工”,美团的骑手不是。同样,滴滴平台上年度活跃司机超过1900万,但滴滴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是它的雇员。

为什么承认或不承认雇员身份这么重要?

因为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劳动者”和“雇员”身份的认定,是通往劳动法保护的门票。有了这张门票,你就有权获得最低工资保障、社会保险、工伤赔偿、解雇保护、加班费、带薪年假。没有这张门票,上述一切都不适用于你。你就落在《民法典》的调整范围里——平台会说,我们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我们在履行一份合作协议。

这就回到了导言中提到的那个问题:平台在法庭上的抗辩逻辑从来不是“你是民事主体”,而是“你是商事主体”。他们援引《民法典》中的承揽合同、合作协议、居间服务合同。他们说:骑手是来跟我做生意的独立承包商,就像一家餐馆来我的平台上开店一样。骑手自己带车、自己决定上线时间、自己承担经营风险——这不是商事主体是什么?

但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断裂。

一个商事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经典形象是这样的:他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他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他可以跟多个对手方议价,他承担经营风险并享有经营收益。但张磊面对的不是开放市场。他的每一张订单都由算法分配,他的服务价格由平台设定,他的工作流程由平台规则规定。他不认识消费者,消费者也不认识他。他不知道这一单送完下一单在哪里,他的接单能力取决于一个他无法查询、无法申诉、无法真正理解的评分系统。

定价、派单、评价、处罚——这四个决定一个劳动者经济处境的核心参数,全部由平台单方面设定。张磊只有“接”或“不接”的选择权,没有议价权。这哪里像一个商事主体?这分明是一个在极强控制之下、承担了全部风险、却没有享有经济自主权的人。

这种经济处境,在传统劳动法理论中有一个名字——“经济从属性”。一个人,在经济上高度依赖某一方,缺乏市场谈判能力,收入来源单一且不可替代——这就是经济从属性的典型表现。法院认定劳动关系时,经济从属性是一个重要指标。

但平台用工把经济从属性与人格从属性拆开了。

在传统雇佣关系中,经济从属性与人格从属性通常是一起出现的:你经济上依赖谁,你就在人格上服从谁。你的老板既是你的收入来源,也是你的指挥者。两个维度指向同一实体。

但在平台用工中,张磊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平台——他的全部收入来自在美团上完成的订单——但他在人格上的控制者不是平台在法律上承认的那个“雇主”。控制来自算法,算法归属于平台,但平台不承认自己是雇主。签合同的是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在纸上对他有管理权,但在现实中对他不实施任何控制。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从属性的两个维度——经济依赖和人格控制——指向了不同的实体。法律要求两个维度指向同一实体才能认定劳动关系,但现实被刻意设计成了两个维度指向不同的实体。

而当劳动仲裁员或者法官坐在桌子后面,试图用传统的从属性分析框架去判断“张磊和美团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他们会陷入一个无法自洽的境地:如果看经济依赖,劳动关系几乎成立;如果看合同文本,劳动关系不存在。如果看平台对劳动过程的实质控制,这分明比很多工厂对工人的管理还要精密;如果看劳动者有没有被纳入一个“组织”,平台的“组织”又没有边界、没有花名册、没有组织架构图。

每一个单一维度的答案都是分裂的。而法律没有给“分裂”预备答案。法律只预备了“是”或“否”。

三

这种分裂,在中国的司法判决中留下了非常直观的痕迹。

我把近年来关于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的代表性案例做了一次梳理。结论是:同案不同判的严重程度,远超我的预期。

有研究者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系统收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涉及外卖骑手劳动关系认定的判决,共获得有效样本四百余份。结果是: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判决约占三成,认定不存在的约占七成。这不是三七开的分布本身让人惊讶——让人惊讶的是,在几乎相同的案件事实面前,不同的法院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

同一个骑手,穿同一个平台的工服,在同一个系统里接单,出事故后申请工伤认定。在北京某区法院,法官认定“平台对骑手进行了实质性的劳动管理,骑手提供的劳动是平台业务的组成部分,双方之间具备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应认定为劳动关系”。在上海某区法院,面对同样的案件事实,法官认定“骑手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接单,自带交通工具,与平台之间缺乏紧密的人身依附性,不构成劳动关系”。

同样的工服,同样的系统,同样的接单模式。一个是劳动关系,一个不是。

这不是两个法官个人能力的差异导致的分歧。这是分析框架本身的失灵。当一个分析框架对同样的事实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而且两种结论都能在现行法教义学内部找到自洽的推理路径时,出问题的不是法官,出问题的是框架。

框架的问题被司法解释的摇摆进一步放大。

2021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这个文件创造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分类体系:将平台劳动者分为“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和“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三类。第一类适用现行劳动法,第二类给予基本劳动权益保障,第三类按民事法律调整。

“不完全符合”——这四个字,是中国政策制定者在巨大现实压力下后退一步的诚实。它没有说“不符合”,它说“不完全符合”。它承认这里头有劳动关系的影子,但又不是完整的劳动关系。从属性有一部分在这里,但又不全在这里。

这个分类的出台,在法律实务界激起的波澜不同寻常。劳动法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承认了第三类劳动者需要某种程度的保护。但法官们皱起了眉头。“不完全符合”的法律要件是什么?在什么事实条件下构成“不完全符合”?它与“完全符合”的边界在哪里?与“完全不符合”的边界又在哪里?一个政策概念如果不能转化为可操作的认定标准,就无法在个案中被适用。

结果就是,这个《指导意见》发布两年多来,司法实践没有因为它的出台而变得更加统一。法官们仍然在各自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做着截然相反的判断。平台企业则在“不完全符合”这个概念的掩护下,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划入这个灰区——不是正式劳动关系,但给你买一份意外险,让你觉得好像也有点保障,于是不再追问更多。

四

我必须在这里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只是技术性的认定问题——这个人是不是劳动者?——会在法律系统中变成一块消化不了的硬块?

这不是因为从属性的理论不够精致。中国劳动法学界对从属性理论的研究,在比较法层面上并不逊色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这三个分析维度,在教义学上已经发展出了非常精密的下级指标。什么时候有人格从属性?要看工作时间的约束程度、工作地点的自由度、工作方式的自主性、是否接受指挥和监督。什么时候有经济从属性?要看收入来源的集中度、生产资料归属、经营风险的承担、获取利润的机会。什么时候有组织从属性?要看是否被纳入对方的组织架构、是否使用对方的品牌标识、劳动是否构成对方业务的组成部分。

这些指标每一项都可以展开为更精细的判断要素。法学家们在这些判断要素的状态分类上做文章,细之又细。但如果这个理论的底层结构面对的是一种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异的生产关系——再精细的指标也只是在错误的坐标系内不断调校参数,并不会把我们带向正确答案。

问题的根子不在从属性的认定标准上,而在从属性这个概念所服务的那根“纽带”——雇佣关系——本身。

雇佣关系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厂制度的确立,被法律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构造。在农业社会,劳动的组织形式——佃农耕种、学徒帮工、家庭手工作坊——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雇佣关系”。它们要么嵌在人身依附关系中(领主与农奴、师傅与学徒),要么是自足的个体劳动(自耕农、小工匠)。

第一次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机器的发明和工厂的建立,要求劳动者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使用同一套生产工具进行协作。但机器和厂房太贵了,劳动者不可能拥有。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在物理上分离了——这就是雇佣关系的物质前提。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他们只能走进工厂,在别人的机器上、按照别人的指挥、为别人创造产品。

法律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走进工厂的这个人和工厂主之间是什么关系?

答案是雇佣关系。工厂主购买的不只是劳动的成果——比如一件成衣或一把铁锹——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本身。他购买的是在一个约定的时间段内,支配这个劳动者劳动力的权利。他要指挥劳动者什么时候开工、做什么工序、用多大的力气。作为对价,他承担生产过程中的风险——生意不好也得支付承诺的工资,机器伤人他要负责赔偿。

这桩交易的法律结构就是:劳动者交出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换取雇主的保护义务和工资承诺。这桩交易所发生的场所,后来有了一个名字——“工作场所”。交易所发生的时段,后来有了另一个名字——“工作时间”。

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电气化和大规模生产方式,没有改变这个结构,而是把它极端化了。

福特制流水线和泰勒的科学管理,把劳动过程分解到前所未有的精细程度。每一个动作被标准化,每一个工序被计时。劳动者不再只是“交出劳动力”,而是被整合进一个从投料到出厂的连续生产系统中。指挥权不再是工头的个人权威,而是一套科学管理体系——与其说人在指挥人,不如说体系在通过人来执行标准。通用汽车、福特、美国钢铁、西门子、三菱重工——在所有这些工业巨兽内部,雇佣关系不仅是劳动的组织方式,而且是整个企业组织形态的基础。

法律在这一时期完成了雇佣关系的法典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工业国家相继出台工人赔偿法、社会保险法、最低工资法和集体谈判法。这些立法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内核:因为劳动者处于被指挥、被管理、被整合的从属地位,所以他不承担生产风险,所以雇主必须为他的安全、健康和基本生活提供保障。

到这一步,雇佣关系已经不只是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的私人交易。它变成了一种受公法强制调整的社会关系。国家把它嵌进社会保险制度,嵌进税收体系,嵌进职业教育体系。一个人是不是“雇员”,不再只影响他的工资,还决定他能不能享受工伤保险,能不能计入失业统计,能不能参加工会。雇佣关系这根纽带,成了现代社会分配保障和福利的基础管道。

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给这根纽带第一次松动的信号。

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使远程工作成为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在同一时间走进同一栋楼。知识工作者的劳动过程,越来越难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来框定。外包和灵活用工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蔓延。但在这个阶段,法律结构并没有受到根本挑战。远程办公的劳动者通常仍然是某家公司的雇员,仍然签劳动合同,仍然享受劳动法保护。纽带被拉长了,但没有断裂。

真正的断裂发生在平台经济出现之后。

五

现在我可以给出一个比“同案不同判”更深一层的判断了。

雇佣关系的存在,赖于三个结构性前提。

第一个前提:生产资料集中。工厂主拥有机器和厂房,劳动者对此没有所有权,只能进入工厂才能获得生计。

第二个前提:劳动过程的同步化。一群人必须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按同一节奏工作。这产生了对指挥和管理的天然需求——人管人是效率所必需的。

第三个前提:风险与指挥的合一。指挥劳动过程的人,同时承担生产风险。这两个角色由同一主体承担——雇主既管你怎么干,也为干的结果负责。利润归他,损失也归他。这个“指挥与风险合一”的结构,是雇佣关系最深厚的正当性基础:雇主之所以有资格指挥你,是因为他在替你扛市场波动的风险。

平台经济同时松动了这三个前提。

生产资料不再是单一集中的。数据和算法归平台所有,但完成任务的物质工具——电动车、手机、电脑——归劳动者所有。两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被劈成了两半,但在生产过程中必须结合。这种“结合的必须性”与“所有权的分离性”同时成立,带来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到底是谁“提供”了生产资料?平台说有你的车,所以你不是我的雇员;劳动者说你的数据算法决定了我的全部工作,所以你才是真正的控制者。两边都有道理,法律无从选择。

劳动过程不再需要同步化。平台不需要一千个骑手在同一时间走进一栋楼。他们散布在整个城市,通过手机被调度。不需要工头,不需要班长,不需要管理层级。系统自动分配任务,自动监控进度,自动评估结果。指挥不再是人对人的,而是系统对人的。而这种指挥——被称作“算法”时——看起来不像指挥。它看起来像技术,像服务,像“赋能”。

风险与指挥不再合一。平台指挥你——算法告诉你取哪一单、走哪条路、几点送达——但它不承担指挥带来的风险。电动车坏了是你的成本,出交通事故是你的责任,空窗期没有订单是你的损失。平台在这些风险面前保持着一个纯粹市场参与者的法律身份:它只是撮合了一笔交易。

这三个前提一旦被同时松动,雇佣关系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条件。

这不是雇佣关系变弱了,这是雇佣关系的底座被抽走了。一栋房子的底座被抽走以后,房子不是“矮了一点”——房子塌了。而我们还在用原来那套房子的尺寸,去测量住在里面的人到底算不算“有房可住”。

这就是我在这本书里要推进的核心论证。

法学界用了近十年的时间争论“如何调整从属性的认定标准”。有人认为应该降低人格从属性的门槛,把算法控制视为一种新形态的人格从属;有人认为应该加重经济从属性的权重,只要收入依赖达到一定程度就应认定劳动关系;有人主张引入国外“第三类劳动者”的概念,给平台劳动者一个中间性的法律身份。

这些努力都是真诚的,方向也都是可理解的。但它们共享一个盲点:它们始终在用雇佣关系的逻辑去判断雇佣关系的存在与否。它们要寻找的是一根可能已经不再存在的纽带。

当这根纽带所依托的三个前提——生产资料集中、劳动同步化、风险指挥合一——被同时消解之后,我们要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这根纽带还在不在”,而是“为什么我们还在执着于这根纽带”。

执着的原因不难理解。现阶段,一切劳动法保护都绑在这根纽带上。承认纽带不存在,似乎就等于承认保护不需要。这是一种深层的制度性恐惧——法律界潜意识里知道,一旦承认雇佣关系这条路走不通,自己手上就没有别的保护工具了。

但如果这种恐惧持续地驱使我们用一个已经失效的框架去套一个正在扩张的现实,结果不是守住保护,而是不断丧失保护。平台乐见这种状态。他们可以在每一次诉讼中说:你看,法律界自己都争不清楚,这怎么能怪我?

如果我们承认任务型生产关系是一种独立于雇佣关系的新的劳动组织方式——和雇佣关系一样真实、一样有结构、一样需要保护和规制——那么,承认“雇佣关系不适用”就不是放弃保护的理由,恰恰是建立新保护框架的起点。

这五点五,当我说到“不适用”的时候,我选择“不适用”来概括平台经济的发展。这个词的含义,是在层层论证中逐渐变得清晰的,不能一步到位地展开。在这里,我只做初步的开题:所谓“不适用”,是指雇佣关系不是“过时了”——在工厂、医院、学校这些仍然需要同步化劳动的组织中,它依然是最有效的劳动组织方式——而是说,在平台经济所覆盖的那些分散性、非同步化的劳动领域,雇佣关系作为一种法律工具,与正在运行的生产关系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错位。工具、前提、纽带的底座关系,从属性的拆散,劳动者身份认同的悬置——所有这些现象,归根结底,都指向同一个事实:生产关系变了,概念框架还没变。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劳动法学界近十年的艰辛探索,在实践层面收效甚微。不是学者不努力,是他们的全部理论工具都服务于一根正在断裂的纽带。他们在测量一根纽带——它的宽度、它的张力、它是否还连续——而没有人愿意说出那句话:这根纽带不是变细了,是两头已经不再绑着同一样东西了。

这就是我想在这本书里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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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我将追溯这根纽带的源头。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工厂制度开始,看雇佣关系是如何作为一个法律构造被一步步搭建起来的,看它在两百年的工业文明进程中承担了何种功能,以及——更重要的是——看它所依赖的那些结构性前提,最初是怎样形成的。只有看清它是怎么来的,才能真正理解它为什么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