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基石——雇佣关系的前世今生

法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每一条规则背后,都站着一个使它成为必要的历史场景。要理解雇佣关系为什么在今天失灵,必须先理解它在两百年前为什么被发明出来。 这需要回到18世纪末的英国。 在此之前,劳动的组织方式不是没有,但没有一样东西叫“雇佣关系”。农业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附着在土地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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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每一条规则背后,都站着一个使它成为必要的历史场景。要理解雇佣关系为什么在今天失灵,必须先理解它在两百年前为什么被发明出来。

这需要回到18世纪末的英国。

在此之前,劳动的组织方式不是没有,但没有一样东西叫“雇佣关系”。农业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附着在土地上。英格兰的农业雇工一年一雇,住在雇主家里,吃雇主的饭。他们的劳动力与人身高度绑定——你为谁干活,就在谁家吃饭,受谁家庇护。这种关系不是纯经济的,它裹在人身依附的厚壳里。学徒制同样如此。一个学做柜子的少年,住在师傅家,不但学手艺,还得帮师娘做家务。他不是一个独立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他是师傅家半个成员。

这些关系的共同特征:劳动交易嵌在社会关系之中。你服从的不是一个抽象的“雇主”,而是一个具体的人——地主、师傅、家主。服从的范围不是约定的“工作时间”,而是生活的全部场景。保护也以人身的形式给出——管吃、管住、管病、管老。

这套东西,不是被法律改变的,是被机器改变的。

1769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1776年,瓦特的蒸汽机开始商业化生产。棉纺织业率先进入工厂生产时代。机器有两个天然属性:第一,它贵。一套纺纱设备价值几百英镑,一个手工业者一辈子都买不起。第二,它需要集中运作。蒸汽机驱动的不只是一台机器,而是通过天轴和皮带连着几十上百台机器。要把活干了,人得到机器跟前去。

“到机器跟前去”——这五个字,改变了接下来两百年人类的劳动形态。

在此之前,纺纱是可以在家做的。一个农村妇女,从商人那里领来棉花,用自己的纺车纺成纱,交回去,按件取酬。这种“外包制”几乎不需要监督——她多纺多得,少纺少得,风险自担。生产资料(纺车)归她自己,劳动时间由她自己决定,产品质量由她自己负责。

工厂改变了所有这一切。机器太贵,她买不起。机器太大,搬不回家。机器有最优转速,不能由着她的节奏来。于是她必须走出家门,走进一个叫“工厂”的地方,在别人规定的时间段里,使用别人的机器,按照别人设定的速度进行劳动。

这就是生产资料的第一次集中。

生产资料集中带来了劳动过程的同步化。当几百台机器由同一台蒸汽机驱动时,开机和停机是统一的——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工人必须同时到达,同时离开。12小时工作制不是雇主拍脑袋想出来的,它在技术上有根源:机器的运转周期决定了人的作息。钟表开始统治劳动——不是在手腕上,是在工厂大门口。“打卡”这个动作,在19世纪初的英国纺织厂就已经出现。

劳动同步化又带来了指挥的必然性。一群人同时在一个空间里操作昂贵的机器——这需要协调。谁来协调?需要一个人站在上面,分配工序,检查质量,维持纪律。这个人的权威不是来自土地,不是来自血缘,不是来自传统。他的权威来自一个简单的事实:机器是他的。他是那个把资本投下去、承担机器折旧和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的人。

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合一:指挥劳动过程的人,同时也是承担生产风险的人。指挥权与风险承担,绑在同一个主体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安排——因为承担风险,所以有资格指挥;因为能指挥,所以愿意承担风险。两个角色互相支撑。

这个合一的主体,后来在法律上有了一个名字:雇主。

而被指挥、不承担风险、以固定工资为收入形式的那个人,后来有了一个名字:雇员。

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来有了一个法律构造:雇佣关系。

二

这个构造在一开始并不是为了“保护”工人而发明的。它的初衷要务实得多:法律需要回答,当工厂里的工人出了事故,谁来赔?

前工业时代没有这个问题。农民在地里受伤,自己担着。学徒在师傅家受伤,师傅家的人情义务里隐含了照料。但工厂不一样。工人不是雇主家的人,也不认识雇主。他们在雇主的空间里,使用雇主的机器,为雇主的利润而劳动。机器绞断了手指——这个损失算谁的?

如果按照当时普通的侵权法来处理,工人需要证明雇主有过错才能索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机器设计有缺陷,工人说不清;操作流程不安全,工人没有举证能力;事故发生时其他工友不敢出来作证——因为怕丢饭碗。

于是法律创造了一个例外。1837年,英国的Priestly v. Fowler案首次在判例中引入了“共同雇佣”原则——雇主对雇员的伤害不用承担全部责任,因为雇员进入工厂时“自担风险”。这是一个对雇主有利的原则。但它的法律推理中隐含了一个日后将翻转一切的种子:法院之所以认为雇员“自担风险”,恰恰是因为雇员和雇主之间有一种“特别关系”——不是因为你们签了合同,而是因为你在他的指挥下、在他的机器上工作,这种关系的性质不同于两个陌生人在街上撞了一下。

这个“特别关系”,就是雇佣关系的法律胚胎。

到了19世纪下半叶,工人赔偿法在德国(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1880年代)和英国(《工人赔偿法》1897年)相继出台。法律不再要求工人证明雇主有过错——只要事故发生在雇佣过程中,雇主原则上就得赔。这在当时的侵权法体系里是一个巨大的例外,其法理基础正是雇佣关系的特殊性:雇主从劳动中获益,雇主控制劳动过程,因此雇主应当承担劳动过程中的固有风险。

“获益—控制—担责”的三位一体,是雇佣关系最硬的内核。它在19世纪末被法律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全球劳动法的基石。

三

第二次工业革命没有改变这个内核,但把它推向了极致。

电气化和内燃机带来了更大的工厂、更复杂的生产流程、更精细的分工。福特在1913年引入流水线,把汽车装配从12小时一辆缩短到93分钟一辆。流水线的逻辑是把生产过程拆成极小的单元,每个工人在固定位置完成固定动作。这意味着劳动过程被标准化到了每一个转身的角度。

泰勒的科学管理从另一个方向推进:用秒表测量每个动作的时间,剔除“多余动作”,设定最优节拍。这不是把人当机器——这是在把人拆解为一组可以被优化的动作参数。人与人的差异——熟练度、体力、注意力——被纳入统计,成为“绩效偏差”。

但这个看似把人“物化”的过程,在法律上却产生了一个反向结果:因为劳动过程被标准得如此彻底,“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这两个概念变得空前清晰。进厂门,上流水线,这显然是在为雇主工作。出厂门,回宿舍,这显然不是。雇佣关系的边界前所未有地分明。“指挥”也不再需要工头拳打脚踢——把流水线速度调快一点,整个车间的人都得加速。控制变得更系统、更安静、更可预期。

这一时期,劳动法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大规模法典化。国际劳工组织在1919年成立。美国在1935年通过《国家劳动关系法》和《社会安全法》,建立起集体谈判和失业保险制度。欧洲各国先后建立社会保险体系。中国的劳动法立法在20世纪末追赶这个进程——《劳动法》1994年出台,《劳动合同法》2007年出台。

所有这些立法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因为雇主集中了生产资料、控制劳动过程并获取剩余,所以劳动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和劳动者基本生活的保障,都应当由雇主承担一部分。雇主不只是付工资的人,他还是工伤赔偿的义务人、社会保险的缴费人、解雇的补偿人、劳动安全的负责人。

四

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到来——开始局部地松动这些前提。

最早出现裂痕的,是劳动过程的同步化。

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一个程序员可以在家写代码,一个客服可以在线回邮件。1990年代的远程办公先驱们发现,他们不再被物理上绑定于同一空间。弹性工作制在知识行业从福利变成常态。但这一次变化没有动摇雇佣关系的法律结构。程序员在家办公,仍然是公司的雇员,仍然是雇佣关系。纽带被拉长了,但没有断裂。雇主仍然决定他的工作内容、评估他的产出、支付他的月薪。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第三次工业革命没有普遍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结构。知识工作者的核心生产工具——电脑、专业软件——依然很贵,企业依然集中采购,分配给员工使用。更重要的是,生产过程的同步化在某些维度上被削弱了,但在更关键的维度上得到了补偿:信息共享、实时协作、数据集中。这使得“组织”不仅没有消散,反而可以以更柔性的方式存在。企业边界模糊了一点,但主体结构仍然清晰可辨。

所以劳动法学界没有把远程办公视为一个根本性的理论挑战。它只是一个工作地点弹性的问题,从属性分析完全可以消化——指挥仍然存在,只是从面对面变成了邮件和电话;组织归属仍有据可查——你的名字仍然在公司组织架构图上的某一个方框里。

平台经济出现之后,情况彻底不同了。

变化不是发生在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延长线上,而是发生在结构层面。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这个论证,现在我只需要点出比较的关键——为什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没有动摇雇佣关系的根基,而平台经济动摇了。原因就在于“剥离”的程度。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远程办公,剥离的是劳动过程的物理空间同步性。但它没有剥离生产资料所有权(电脑还是公司的),没有剥离风险承担(项目失败发不出工资的风险仍然是雇主的),没有剥离组织归属。雇员和雇主之间只有一根纽带被拉长。

而平台经济剥离的是:生产资料所有权(车是你的,数据是它的);风险承担(空窗期你扛,它抽成);指挥与风险之间的合一性(它管你的工作方式,却说风险是你自己的);以及——最致命的一个——组织归属本身。平台不承认你是它的人,法律上也确实没有一张组织架构图把你画进去。

五

现在,我可以给这一章做一个收束了。

雇佣关系不是法律的杰作,它是工业生产的杰作。法律只是把它从社会事实翻译成了规范构造。这个构造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三个结构性前提长在它的底座上。

第一个前提:生产资料集中。机器和厂房的不可分割性,把劳动者从家里推到工厂,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在所有权上分离,这是雇佣关系存在的物质条件。如果生产资料分散在劳动者自己手里——像前工业时代的手工业——雇主就失去了要求劳动者进入工厂并接受指挥的经济依据。

第二个前提:劳动过程的同步化。同步化是管理需求的直接来源。一群人要在同一时间操作同一套生产系统,就必须有人协调工序、规定时间、维持纪律。指挥不是雇主的个人偏好,而是生产的技术特征所要求的。

第三个前提:风险承担与指挥权的合一。指挥劳动过程的人必须承担生产风险,这为指挥权提供了经济正当性——我管你,不是因为我比你高贵,而是因为如果干砸了,赔钱的是我。

这三个前提在19世纪的工厂制中同时成立,所以雇佣关系在当时是一个逻辑自洽、经济合理、道德上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法律构造。20世纪的劳动法不过是为这个构造添加了再分配功能——把工人保护的权利义务绑在雇佣关系之上,使之成为社会安全网的通道。

但是,如果这三个前提中的某一个松动了,雇佣关系就开始承压——这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远程办公带来的局部调整压力。而如果三个前提同时被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系统性消解——就像我们在平台经济中所看到的——那么雇佣关系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覆盖这种劳动形态的法律工具。

我在第一章描述的那些现象——从属性的拆散、判决的摇摆、身份的悬置——它们的根源就在这里。不是从属性的标准出了问题,是从属性所要连接的“雇佣关系”这根纽带,在它所依赖的前提被掏空之后,正逐渐失去它的锚定力。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就不是技术性的“怎样把平台劳动者装进雇佣关系的框里”,而是理论性的“为什么要继续用雇佣关系这个框去衡量一种不再属于它的劳动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学界的努力方向需要被重新审视——不是他们不够聪明,而是整个讨论的前提可能需要一次根本性的转向。

在下一章,我将回到平台用工的现实场景,用三重从属性——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作为解剖刀,逐一分析它们在平台用工中究竟是被削弱了,还是被拆散了。这是联接第一编所有线索的关键一章。第二章给我历史纵深,第三章要给我逻辑的刀刃。

只有把雇佣关系的前提看清了,才能理解从属性失效的本质;只有把从属性失效的本质看清了,才能为第二编的新概念出场清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