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不适用——“不适应”与“不适用”的根本区别

第十章 不适用——“不适应”与“不适用”的根本区别 一 前两编完成了一个论证闭环:第一编证明劳动法的从属性认定在面对平台用工时出现了系统性失灵,不是偶发故障,是结构性瘫痪;第二编证明瘫痪的根源不在从属性标准本身,而在于一种独立于雇佣关系的“任务型生产关系”已经形成,它有不同于雇佣…

第十章 不适用——“不适应”与“不适用”的根本区别

一

前两编完成了一个论证闭环:第一编证明劳动法的从属性认定在面对平台用工时出现了系统性失灵,不是偶发故障,是结构性瘫痪;第二编证明瘫痪的根源不在从属性标准本身,而在于一种独立于雇佣关系的“任务型生产关系”已经形成,它有不同于雇佣关系的生产资料结构、控制方式和风险分配逻辑,从属性在这个新结构里被拆散重组了,不再指向同一个实体。

如果这两个论证成立,那么一个政策判断就无法回避:现有的劳动法体系,不是“不适应”平台用工,而是“不适用”于平台用工。

这不是咬文嚼字。“不适应”和“不适用”之间的差异,是整个政策讨论方向的分水岭。过去近十年,中国劳动法学界和决策层围绕平台用工所做的一切努力——降低从属性认定门槛、创设“不完全劳动关系”概念、试点职业伤害保障——都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上:劳动法还是那个劳动法,只是需要调一下参数,让它“适应”新情况。这个前提,正是我需要在这一章里正面检验的对象。

如果这个前提本身是错的——如果劳动法不只是一个需要校准的仪器,而是一把打错了靶的枪——那么近十年的努力,不管多么真诚、多么精微,都注定在根子上无法解决问题。

二

让我从两个概念的区别说起。

“不适应”的逻辑是这样的:东西还是那个东西,尺子还是该用那把尺子,只是尺子的刻度需要调整一下。平台用工仍然属于雇佣关系的范畴,仍然可以用从属性标准去衡量,只是因为算法替代了人工管理、弹性替代了固定工时、多平台接入替代了单一雇主,所以从属性的“浓度”降低了。浓度降低,那就降低认定门槛——把从属性的各项指标调得松一点,让更多处于边缘的劳动者也能被装进来。这是当前法学界主流思路的共同底层逻辑。

这个逻辑有一个好处:它不需要动劳动法的根基。劳动合同法还是那部法,社会保险法还是那部法,只需要在司法解释、部门规章或者指导意见的层面做一些修订,把“从属性”的认定要素更新一下——比如把“接受算法调度”明确为人格从属的一种形式,把“收入高度依赖单一平台”的权重提高——法律就可以恢复功能。对于立法机关来说,这是风险最小、阻力最小的路径。对于学者来说,这是在自己熟悉的范式内部进行精装修,不需要推倒重建。

“不适用”的逻辑则完全不同。它说的是:东西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不是从属性变弱了,而是雇佣关系赖以存在的结构性前提——生产资料集中、劳动过程同步化、风险与指挥合一——在平台用工中被系统性地消解了。在这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下,从属性没有被消灭,但从属性的各个维度不再天然地汇聚于同一个实体。它们被撕开,被重新分配。你仍然可以在一个骑手身上找到很强的人格从属(算法控制)和很强的经济从属(收入依赖单一平台),但这两项从属性指向的不是同一个法律主体——前者指向平台,后者被合同文本引向劳务公司。而劳动法的认定逻辑,从两百年诞生之日起就预设了一个从未被挑战的前提:三项从属性最终会指向同一个人——雇主。当这个前提不再成立时,任何在雇佣关系框架内的参数调整,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根子。

用一个比喻来说。

“不适应”论者看到一栋老房子住不进新住户,他们的诊断是:门框太窄了,把门框拓宽一点就行。他们的工作就是测量门框的宽度,计算需要拓宽多少厘米,论证拓宽之后结构是否安全,然后向建筑管理部门提交改造方案。

“不适用”论者诊断则是:问题不在门框,在房子本身。新住户不是“挤不进去”,而是他根本不需要你的房子——他已经住进了另一栋楼。那栋楼有自己的结构、自己的承重墙、自己的水电线路。你用旧房子的尺寸去量新房子的房间,得出的结论永远是“这个房间的比例不对”。不是房间不对,是你的尺子不对。

三

这个分歧不是理论上的清谈。它直接决定了政策资源往哪个方向投入。

如果“不适应”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当前的政策路径就是正确的——继续在雇佣关系框架内做加法。扩大劳动关系的认定范围,把“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劳动者逐步纳入劳动法的保护伞下。这是一条渐进主义的、可预期的、政治上安全的道路。唯一需要做的是耐心:一次改一点,一批一批覆盖,最终实现保护的全覆盖。

如果“不适用”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当前的政策路径就是在错误的方向上消耗政治意志和学术资源。每一项在雇佣关系框架内的修补,都会产生新的边界争议——第三类劳动者和第一类的边界在哪里?“不完全符合”和“完全符合”的区分标准是什么?算法控制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算人格从属?经济依赖的百分比划在哪一条线上?每一个新标准的设立,都只是在原来的灰区里用更细的笔画了新的一条线,灰区没有消失,只是被切割得更碎。

如果“不适用”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要解决问题,光在雇佣关系这个框里做文章是不够的。需要在雇佣关系的保护逻辑之外,为任务型劳动者建立一套独立的、分层化的保护制度。这套制度不以劳动关系认定为前提,不以雇主责任为唯一通道,而是根据劳动者在任务型生产关系中的实际处境——经济依赖程度、控制强度、风险暴露程度——直接配置相应的保护。

四

那么,怎么判断“不适应”和“不适用”哪个更接近真实?

需要一个检验标准。我提出三个检验维度,逐个检视。

第一个维度:概念的自洽性。“不适应”论者使用的核心概念——不完全劳动关系、第三类劳动者、准从属劳动——是否具有足够清晰的法律边界?如果这些概念在理论上无法精确定义,在实践中无法统一适用,那么它们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是延续争议的温床。

不完全劳动关系,这个概念出现在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委的56号文中。文件将平台劳动者分为三类——“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和“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这是中国政策制定者面对平台用工问题的标志性回应。但三年过去了,“不完全符合”的法律要件仍然付之阙如。什么叫“不完全”?是人格从属有、经济从属没有?还是反过来?三个从属性都有一点、但哪一项都不到“完全”的程度?如果是后者,那么“不完全”就是不折不扣的灰区——它不是解决了灰区问题,它只是给灰区起了一个官方的名字。

法官在个案中适用这个概念时,处境没有比以前更清晰。以前他要在“是劳动关系”和“不是劳动关系”之间做选择;现在他要在“完全符合”、“不完全符合”和“完全不符合”之间做选择。选项从两个变成了三个,但判断标准仍然付之阙如。一段时间下来,“不完全符合”几乎变成了一个筐——凡是法官觉得应该保护、但又找不到充分法律依据认定劳动关系的案件,都可以往这个筐里放。这在一案一判的层面看似增加了灵活性,但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层面,它制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类劳动者的概念在比较法上有先例。德国有“类雇员人”,加拿大有“依赖型承包人”,英国有“worker”这一中间类别。但这些制度之所以在各自法域内能够运转,有一个中国目前不具备的条件:它们都是在相对成熟的判例法传统或高度细化的成文法框架内运作的。德国的类雇员人被《集体合同法》和《联邦休假法》等专门立法细化,有明确的收入比例标准和劳动时间门槛,有联邦劳动法院的系列判决做解释支撑。即使如此,德国法学界对类雇员范围的争议仍然从未停歇。

把这个概念移植到中国,面临一个前设性的困难:中国劳动法的保护体系是高度捆绑式的。社会保险、最低工资、解雇保护、工伤赔偿——所有这些制度都挂在劳动关系认定这一个钩子上。创建第三类劳动者,就意味着要么把这个钩子拆开,让不同类型的保护分别挂到不同的认定标准上——这在立法上是巨大的工程;要么让第三类劳动者享受“一部分”保护——但哪一部分?谁来决定?立法机关是否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政治意愿来完成这个精细的立法作业?过去十年来的实践给出的回答并不乐观。

第二个维度:现象的解释力。“不适应”论者能否解释,为什么从属性会在平台用工中同时出现“很强的人格控制”和“很弱的法律雇主”?如果雇主就是那个控制你的人——这是雇佣关系的基本等式——那么为什么在平台用工中,这个等式普遍不成立?如果“不适应”论者的回答是“因为控制的形式变了,法律还没来得及更新”,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经过近十年的修法讨论和司法探索,法律仍然“来不及更新”?这不是效率问题。当一个法律系统用十年的时间都无法对一个持续扩张的经济现象做出统一的规范回应时,问题的性质可能就不是“来不及”,而是“来不了”——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是因为框架本身在阻碍回应的发生。

“不适用”论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更简洁:不是因为控制形式变了所以法律暂时认不出,而是因为控制—风险—责任的一体结构被任务型生产关系切断了。算法控制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无法被法律转化为“雇主责任”,因为在任务型生产关系里,“控制”和“责任”被设计性地分给了不同的主体。法律要找的“雇主”——那个同时控制你、付你钱、承担你生产风险的人——在这个结构里不存在。不是他藏起来了,是他被拆成了几个功能模块,分别嵌入不同的法律实体。

第三个维度:制度后果的预测。如果继续沿着“不适应”的路径走下去,会发生什么?我的预测是:间歇性立法、持续性争议、选择性执法。

这个过程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每当一起引发社会舆论的极端事件发生——某个骑手在送单途中身亡、某个网约车司机被乘客侵害、某个猝死的快递员被曝没有工伤保险——决策层就会加速推动一轮政策出台。舆论平息之后,修法的动力随之减弱。平台企业在每一次政策窗口期释放一部分让步——提高单价、购买意外险、设立关怀基金——以换取核心商业模式不被触动。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在每一次震荡中小幅扩展,但扩展的边界不是由法律逻辑决定,而是由舆论烈度和政治承压能力共同决定的。

这不是一个法治化的演进路径。这是一个压力—回应的应急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保护永远追着事件跑,法律的稳定性让位于政策的临时性。三千万平台劳动者的权利状态,取决于下一次极端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哪里、被哪家媒体报出来。这不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法律应当为可预期的未来提供可预期的保护。

而如果走向“不适用”的判断,就意味着从头设计一套独立的保护制度。这条路初期投入大——需要新的立法、新的基金设计、新的监管机构、新的数据共享机制。但建成之后,保护的覆盖面不再依赖于个案认定,保护的力度不再受制于劳动关系的有无。劳动者在任务型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就享有什么层次的保护。这个制度的维护成本是稳定、可预期的,不需要每一次都从舆论危机中汲取政治能量。

五

为什么“不适应”论在中国劳动法学界占据了如此稳固的主流地位?这不仅仅是学术判断的问题,还有更深层的制度性原因。我称之为“理论守城的三个困境”。

第一个困境:没有替代方案。说“不适应”是安全的,因为它不要求另起炉灶。说“不适用”是危险的,因为它立刻带来一个追问:那你说怎么办?如果不用劳动法保护,用什么?法学界过去十年拿不出一个完整的、可以与现行劳动法保护体系等量齐观的替代方案。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宣布旧框架“不适用”,听起来像是放弃保护。于是,法学界宁可在旧框架里修修补补,也不敢说出“不适用”那三个字。

本书的第二编和第三编,正是为了回应这个困境。任务型生产关系这个概念,提供了一个可以解释平台用工内在结构的分析框架。分层保护的原则框架和制度方案,提供了一个不依赖劳动关系认定的保护制度雏形。你可以不同意我的具体方案,但你不能再说“没有替代方案”。替代方案已经有了,它就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里。

第二个困境:学科边界。劳动法学者接受的是法教义学训练。法教义学的工作方式是在既定的法律概念和规范框架内进行解释、适用和体系化。它天然地倾向于把新现象纳入旧概念的解释范围,而不是去挑战旧概念本身的适用边界。当一个劳动法学者面对平台用工问题时,他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怎么用从属性理论去分析它”,而不是“从属性理论本身是不是前提已经失效了”。前者是在学科内部做贡献——同行评议会认可,期刊会接受,职称会上去。后者是在挑战学科的前提——你要去读政治经济学,要去读经济社会学,要去理解生产关系的变迁。这不是劳动法学者的分内事。

但问题恰好出在这里。平台用工给劳动法制造的麻烦,根源不在法律内部,在生产关系的变化。当生产关系的变迁动摇了法律概念所依托的社会事实基础时,法律人如果还只在自己的概念工具箱里翻找答案,找出来的永远是“再调一调参数”——因为他的工具箱里没有“换个框架”这个选项。

第三个困境:对“退步”的恐惧。中国劳动法的保护水平,是过去三十年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立法博弈艰难积累起来的。劳动合同法2007年出台时的激烈争议,至今历历在目。在这个背景下,劳动法学者对于任何可能被解读为“削弱劳动法保护”的论述,都保持着高度警惕。说“雇佣关系不适用”,很容易被误解成“不要用劳动法保护平台劳动者了”。这个误解一旦被放大,提出这个论述的人就会站到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对立面。

这个恐惧是真实的,但它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主张“雇佣关系不适用”,不等于主张“平台劳动者不需要保护”。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平台劳动者需要保护,而雇佣关系这套工具给不了他们保护,所以才需要建立一套新的保护制度。承认“不适用”,不是放弃保护,而是给保护换一个底座。

六

现在,我必须诚实地面对一个质疑:你凭什么说你那个“任务型生产关系”就不是雇佣关系的一个子类型?

这个问题如果由一位劳动法学者来问,他的意思大概是:你说任务型生产关系有不同于雇佣关系的生产资料结构、控制方式和分配逻辑——但这些特征,难道就不能被理解为雇佣关系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的新形态吗?一种新型的雇佣关系,仍然是雇佣关系。就像杂交水稻仍然是水稻。你没有必要另立山头。

我的回答分为两层。

第一层:如果任务型生产关系只是雇佣关系的一个子类型,那么从属性——至少是它的核心维度——应当仍然指向同一个雇主。因为雇佣关系这个概念构造能够成立的基本前提,就是控制、经济依赖和组织归属的最终归集点指向同一个实体。如果这个归集不再发生,那么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它已经不再是雇佣关系了。就像一栋房子,你可以改门窗,可以换屋顶,但不能拆掉承重墙。雇佣关系的承重墙就是“从属性汇聚于单一雇主”。这堵墙在平台用工中已经被拆掉了——不是被学者拆掉的,是被商业模式拆掉的。

第二层:退一步说,即便有人坚持认为任务型生产关系是雇佣关系的一种“极端变形”,也不影响我的核心政策主张。因为无论是“新型生产关系”还是“极端变形的雇佣关系”,我们面对的事实是一样的:从属性被拆散了,雇主身份无法认定,现行劳动法的保护通道无法覆盖这些劳动者。

名称可以商榷。你可以不喜欢“任务型生产关系”这个词——这个词是我造的,我接受批评和改进。但你不能否认这个词所描述的那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生产资料双重分化、算法控制替代人格化指挥、风险承担从指挥者向劳动者系统转移、从属性的各个维度不再汇聚于同一实体。这些现象是真实的,是不依赖于你怎么叫它们而存在的。

如果谁愿意把这些现象命名为“数字时代的特殊雇佣关系形态”,然后在法律上给它一套完全不同于现行劳动法的保护制度——实质上就是我说的那套东西——我不会反对。名称不是根本。根本的是承认:用现行的雇佣关系法律框架去处理这些现象,系统性地失灵了。不是暂时失灵,不是偶发失灵,是结构性失灵。纠正这种失灵需要的不是调整参数,而是换一套制度逻辑。

七

这一章的结论,可以浓缩为三句话。

第一句:雇佣关系不适用于任务型生产。这不等于劳动法的价值失效,不等于劳动者不需要保护。它只等于——我们过去用来提供保护的那套法律工具,在面对一种新生产组织形式时,刀口卷了。我们需要换一把刀。

第二句:十年的修修补补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不是因为学者不聪明、法官不用心、立法者不努力,而是因为大家始终在一个失效的框架内使劲。所有在雇佣关系延长线上的努力——扩大解释、创设中间类别、局部试点——都在试图用一个只能测量“雇主是谁”的工具去回答一个“雇主已经不存在”的问题。

第三句:承认“不适用”,不是放弃,是开始。开始认真对待一个问题:如果雇佣关系不再是我们组织劳动的唯一方式,那么劳动保护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如果雇主的法律身份不再能承载全部的保护义务,那么谁来承担这些义务?义务应当按照什么原则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分配?

这些问题,第三编将逐一回答。第十章的任务到这里就完成了——它清出了场地。接下来的两章,要在这块场地上打地基、搭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