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第二章 雇佣关系的“前生”——为什么劳动法只保护一种人
在第一章里,我让数百万平台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开口说话。他们被编织进一套运转精密的生产系统,但当他们需要指认“谁是我的雇主”时,声音消失了。这套法律系统对他们说:你不是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所以劳动法的保护与你无关。 这个回答太轻巧了,轻巧到没有人追问:凭什么劳动法只保护“劳动关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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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雇佣关系的“前生”——为什么劳动法只保护一种人
一、问题的设定:为什么需要一场概念考古
在第一章里,我让数百万平台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开口说话。他们被编织进一套运转精密的生产系统,但当他们需要指认“谁是我的雇主”时,声音消失了。这套法律系统对他们说:你不是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所以劳动法的保护与你无关。
这个回答太轻巧了,轻巧到没有人追问:凭什么劳动法只保护“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这个问题不像它听起来那么天真。现代法律体系中有成千上万种法律关系——买卖、租赁、委托、承揽、合伙、居间、代理、信托——没有任何一种像劳动关系那样,在人和人之间建立起一套全面的、不可抛弃的保护性制度。甲方不必为乙方缴社保。委托人不必保障受托人的职业安全。发包人不必对承包人的工伤负责。唯独雇主,要对雇员承担这些。劳动法为什么创造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法律身份?
法学的标准回答是:因为劳动者“从属”于雇主。因为劳动合同不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换,而是一方将自己置于另一方的指挥权之下。这种从属性使劳动者在议价能力和风险承担上都处于弱势,所以法律需要介入,用强制性规范来恢复某种平衡。
这个回答在法律技术上是准确的,但在历史层面是不完整的。它没有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从属性这个概念本身,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被锻造出来的?为什么是德国法学家在1900年前后“发现”了它,而不是罗马法学家,不是中世纪的行会律师,不是明清中国的律学家?如果从属性真的是劳动的某种普遍特征,它怎么会等到工业革命一百多年后才被写进法律?
答案很简单:因为它不是普遍特征。它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刻,由特定的人,针对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方式,锻造出来的概念工具。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一部具体的历史。而概念的历史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历史的细节本身有趣,而是因为概念的历史揭示了概念的边界——它被制造出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预设了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成立。一旦这些条件消解,概念就失效。它不是在“失灵”,而是在它的边界之外被不适当地继续使用,如同在真空中使用温度计。
这就是概念考古的任务:追索雇佣关系这套法律工具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被制造出来的,从而看清它在今天为什么打滑。我的论证路径分为四步。首先,我将回到19世纪末的德国和之后的日本,系统梳理法学家和法官们是如何一层一层地组装出“从属性”这个概念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各有其独立的诞生时刻和独立的触发条件,它们从来不是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而是历史的拼装物。其次,我将追踪这套概念是如何被翻译、简化、吸收进中国劳动法的——2005年劳社部12号文中的三个认定标准不是立法者的原创,而是德日概念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第三步,我将论证雇佣关系的法律形式不是凭空存在的,它依托于三个物质性前提——生产资料的集中、劳动过程的同步化、指挥与风险的合一——每一个前提对应着从属性的一个维度,每一个维度都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支撑。最后,我将给出历史视野中的判断:雇佣关系不是劳动的普遍形式,它是劳动的特定历史形式。当它的物质前提瓦解时,建基其上的法律概念体系就会系统性松动。这为第三章的分析——从属性如何在平台经济中被拆散——提供了全部的必要前提。
二、从属性是如何被“发现”的——德国劳动法的概念锻造史
1. 民法典的难题:区分雇佣与承揽
1896年,德国民法典(BGB)颁布。这部被后世尊为“潘德克顿体系”典范的立法文本,在第611条和第631条分别规定了两种合同类型:雇佣合同(Dienstvertrag)和承揽合同(Werkvertrag)。
雇佣合同的标的是“劳务”——甲向乙承诺提供劳务,乙向甲承诺支付报酬。承揽合同的标的是“结果”——甲向乙承诺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乙向甲承诺支付报酬。在立法的蓝本中,这是一个清晰的区分:你雇一个女仆,是雇佣合同,因为她提供的是持续的服务;你找一个人为你制作一把椅子,是承揽合同,因为他交付的是一个确定的物。
但这个区分在工业生产的现实中立刻遇到了麻烦。一个工厂工人,他的工作是根据工头的指示每天完成一定量的生产操作。他提供的究竟是“劳务”还是“结果”?如果严格对照民法典的逻辑,他的劳动产生了具体的结果——他让一堆原材料在他手中变成了半成品。按照民法典的文字,这个工作安排本该被解释为承揽合同。但没有人真的这样主张。工厂工人每天都在工厂里,从早晨工作到傍晚,他不知道他的工作的技术细节,他只是在执行上级的指令。他的处境和一个独立的手工艺人完全不同。要把他解释为承揽人,在概念上无法自洽。
于是问题被提了出来:工厂工人区别于独立承揽人的核心特征是什么?民法典本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立法者已经隐约感到了问题的存在,在第611条和第631条之外留下了模糊地带。但这个模糊地带在法律实施之前就亟需被界定。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推动了工人保护立法的增长,产业工人的法律身份已经不仅仅是民事合同的问题,它涉及疾病保险、工伤赔偿、工厂检查制度的适用。确认一个工人受不受这些制度保护,首先需要确认他是不是“工人”——也就是,他是不是处在某种法律上可识别的从属关系之中。
2. Lotmar与Sinzheimer:从属性理论的双重奠基
真正将这个问题理论化的,是两位法律学者。他们的工作不是象牙塔里的概念游戏,而是直接面对当时德国经济生活中愈发突出的一个难题:在工厂劳动关系和独立承揽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片巨大的灰色地带,里面挤满了家庭手工业者、外勤推销员、临时工人、码头装卸工。他们的法律身份是什么?
Philipp Lotmar(1850-1922)在1902年出版了《劳动契约》(Der Arbeitsvertrag)第一卷。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分析框架。Lotmar说,雇佣合同的核心不在于劳务与结果的形式区分,而在于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劳动者将自己置于用工者的指挥权之下,以用工者的意志决定劳动的具体方式和细节。他造了一个词:persönliche Abhängigkeit——人格的从属性。
“人格”这个词不是随口使用的。Lotmar刻意选择它,为了和财产关系中的从属相区分。债务人的财产从属于债权人的债权,但这不意味着债务人作为一个人从属于债权人。但在雇佣合同中,进入从属关系的不是劳动者的某一部分财产,而是劳动者本人——他的时间、他的身体、他的注意力、他的技能。他不能在为A工作时同时为B工作,他必须出现在A指定的地点,他必须按照A指示的方式劳动。
“这并非一份关于物的契约,而是一份关于人的契约。劳动者并不出售一件独立的劳动产品,而是出让一个特定时间段内对自己劳动力的处分权。”Lotmar的这句话,不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修辞,而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论证。如果劳动者的义务是“出让处分权”,那雇主的对价就不只是报酬,还隐含着一种保护义务——因为你接过了管理这个人的权柄,你就应当为他在这段时间内承受的风险负责。这个保护义务在1890年代的德国产业立法中已经有了雏形:俾斯麦时期的工伤社会保险,1871年的雇主责任法,都是顺着这条逻辑走的。
如果说Lotmar开辟了雇佣合同的人格基础,那么Hugo Sinzheimer(1875-1945)将这条线索推向了更远。Sinzheimer被称为“德国劳动法之父”的原因,不是他写了劳动法的教科书,而是他完成了一个根本性的范式转换:把劳动法从民法体系中独立出来。
Sinzheimer论证说,劳动合同不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一个工人走进工厂,签署一份合同的那一刻,并不是他真正意志的表达——他除了签署,别无选择,因为他不拥有生产工具。工厂主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使合同的形式平等在实质层面变成了一种权力关系。雇佣关系的本质不是一份合同,而是一种权力的组织结构——某人将自己的劳动力置于他人的组织性支配之下。
这一判断的法理后果是深远的。如果雇佣关系的本质是权力的服从,而不是契约的合意,那么就不可能用合同法的逻辑来保护工人。合同自由、意思自治——这些民法王冠上的明珠——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是保护弱者,而是保护强者。真正的保护必须来自独立于合同逻辑的强制性法律:最低工资、最长工时、解雇保护、集体谈判权、职业安全保障。所有这些后来被称为“劳动法公法化”的制度,都根植于Sinzheimer的这个核心洞见:劳动从属不是一种合同的约定,而是一种社会的处境。
3. 人格从属性的三重标准化
Lotmar和Sinzheimer确立了从属性作为劳动法基础范畴的理论地位。但在司法实践中,理论必须被操作化。法院需要一个能够被相对稳定地适用的认定标准。从1900年代到1970年代,德国劳动法院系统和学术界共同努力,将“人格从属性”这个抽象概念转化为三个相对具体的判断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时间从属(zeitliche Weisungsgebundenheit)。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是否由用工者决定?如果雇主有权要求劳动者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场所并持续提供劳动,这构成时间从属。一个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干活的独立手工艺人,不在此列。
第二个维度是空间从属(örtliche Weisungsgebundenheit)。劳动者的劳动地点是否由用工者指定?在工厂里,这几乎不言自明——机器在哪里,人就在哪里。但在外卖推销员、家庭代工等行业中,这个维度开始变得有问题。他们不总是在雇主的场所里工作,但他们工作的空间——路线、客户范围——仍然由雇主划定。
第三个维度是内容从属(fachliche Weisungsgebundenheit)——劳动者在具体劳动过程中多大程度上服从用工者的指示?这是三个人格从属维度中最重要的,也最敏感于用工方式的变化。工厂工人被工头指挥,这个标准完全适用。但那些具备高度专业技能的人——医生、律师、工程师——他们虽然在组织内部工作,但在专业判断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他们算不算具有人格从属性?德国劳动法的回答是一个微妙的区分:专业人员虽然在技术决策上有自治空间,但他们在组织框架内接受指令——在哪里工作、对哪些客户负责、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多少工作量——这些方面的服从已足以构成人格从属性。只不过程度较浅。
4. 经济从属性的诞生:一类奇怪的人
到了1920年代,德国劳动法院系统面对了一类新的难题。有一些人,人格从属性的标准在他们身上失灵了。家庭手工业者在自己家里工作,工作时间自己决定,工作环境自己布置,没有谁在他们劳动过程中一直盯着。按人格从属性的严格标准,他们更接近独立经营者。但法院和社会政策的制定者直觉地感受到,这些人在经济处境上和工厂工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不拥有生产工具(织机属于发包商),他们依赖于单一发包商的订单为生,他们的议价能力几乎为零。把他们排除在劳动法的保护之外,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产业立法的初衷。
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arbeitnehmerähnliche Personen——通常被译为“类雇员”或“近似劳动者的人”。类雇员在人格从属性的意义上不满足标准,但在经济上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认定这种经济从属性的标准有三个:第一,收入来源集中在单一或极少数委托人;第二,不拥有独立经营所需的实质性资本;第三,不存在与委托人同等谈判地位的独立商业身份。
类雇员制度的法理意义不容低估。它标志着从属性分析第一次裂变——人格从属和经济从属可以存在于不同的人身上。在此之前,从属性被设想为一个“全有或全无”的状态:你从属于某个人,或者你不从属于任何人。但家庭手工业者的处境表明,劳动可以被这么一种奇怪的方式组织——你在形式上具有独立性,在实质上却完全依赖。这为八十多年后分析平台用工中的经济依赖,预埋了一个沉睡的法律工具。
5. 组织从属性的日本谱系
组织从属性的提出,是三重从属性拼装史的最后一个板块。它发生在日本,时间是1970年代。
彼时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企业为了追求生产灵活性,开始大规模使用外包和多层转包。在最典型的案例中,一家大型制造业企业将某条生产线整体外包给一个小的承包公司。承包公司的工人每天在大企业的厂房里工作,使用大企业的机器,接受大企业工头的指挥。但他们的劳动合同是和承包公司签的,他们的工资是承包公司发的,他们的雇主在法律上是承包公司,不是大企业。
日本的劳动法学者面对这个现象时,感到一种不安。人格从属性的标准和德国的近似——日本劳动基准法第9条定义“劳动者”为“无论其职业种类为何,在事业或事务所里被使用并且被支付工资者”。大企业的厂房和机器隶属于大企业的事业,承包公司的工人在人格上服从大企业工头的指挥。他们在直觉上是这个企业的劳动者。可是合同关系把他们隔开了。
于是日本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发展出了组织从属性理论。它的核心命题是:从属性不仅表现为对特定个人的指挥服从,也表现为被编入他人的组织体系之中。如果你在一个组织的物理空间内劳动,使用组织的生产工具,遵守组织的运营规则,被纳入组织的生产流程,那么你就在组织上从属于这个企业——不管你的合同是跟谁签的,也不管你形式上是不是独立承包商。你被“嵌入”进了组织。
日本最高法院在若干判例中采纳了这一理论。一个经典的场景是:一个外包工人受伤,起诉发包企业要求工伤赔偿。法院查明,该工人每天在企业厂房工作,接受企业基层管理人员的日常指挥,使用企业的设备和原料,虽然他的工资是由承包公司支付的,但他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他的具体工作任务、他在生产线上的角色、他与上下工序的关系——都是由发包企业决定的。法院据此认定劳动关系存在于工人和发包企业之间。
组织从属性理论为从属性这个概念池注入了第三个来源。至此,三重从属性全部就位:人格从属性被划定为时间、空间、内容上的指挥服从;经济从属性被表达为收入依赖和经营独立性缺失;组织从属性被刻画为为他人组织体系所吸纳。
这三个标准,各有独立的产生时刻、独立的触发条件和独立的理论谱系。人格从属性在20世纪初的德国成型,回应的是工厂工人保护的制度需求。经济从属性在1920年代的德国诞生,回应的是家庭代工者的困境。组织从属性在1970年代的日本被提出,回应的是多层次外包下真实用工关系的指认难题。三重从属性从来就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三个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劳动者群体,被不同国家的法律人分别创造出来的。只是因为它们关注的终究是同一个问题——一个人何时有权要求另一个为他承担风险——它们才在后世的法学教科书中被排列在一起,像一个完整的体系。
但它是被拼装起来的。这个事实在理论层面是蕴藏能量的。拼装起来的东西可以被拆散。如果三块板中少了一块,剩下的两块还能不能支撑这个结构?如果三个维度指向了不同的对象——控制你的人、给你钱的人、把你纳入组织的人分别是三方——那三重从属性还适用吗?一百多年前锻造这个概念工具的人,从未设想过这种情况。他们造这个工具的时候,默认了一块板——工厂主集控制者、付酬者、组织者于一身。他们不是不谨慎。他们不可能料到那块板会碎。
三、“舶来品”的本土化——从属性范畴进入中国
1. 1994年劳动法与2005年12号文:移植与简化
当中国在1994年颁布第一部《劳动法》时,从属性理论的德国谱系和日本谱系还没有被系统地引入中国学术界。1994年劳动法第16条简单地规定了“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对什么是劳动关系、如何区分劳动关系与其他民事关系,立法者保持了沉默。
这个沉默很快成为劳动法实施中的最大黑洞。19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大量使用临时工、季节工、协议工,私营经济快速发展,没有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劳动纠纷大量涌入劳动仲裁机构。仲裁员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不是“用人单位有没有违法”,而是“这是不是劳动关系”。
2005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这份文件在中国劳动法史上地位特殊——它实际上充当了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这个法律缺失了近11年的通用检验规则。文件第一条列出了三个要件: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这三个要件的来源并不神秘。第一个要件是行为能力审查,处理的是“谁可以成为劳动关系主体”的资格问题。第二个要件——规章制度适用与管理从属——是德国法上人格从属性的人格化翻版:“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所描述的,正是一个人被另一个实体指挥其劳动过程的状态。第三个要件——“业务组成部分”——是德国法和日本法上经济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的中国化阐述:如果你的劳动进入对方的主营业务并成为它运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就不是在做自主经营的外部采购,而是在为他人组织的一部分。
12号文以不到一百个字,将德国和日本用一百年构造出来的三层理论压缩进了一个便携式公式。这个压缩产生的实用性是巨大的——它让任何一个仲裁员都能拿着一张纸上的三条标准去衡量一个劳务纠纷。但这个压缩也付出了理论代价。它将三重从属性的内部张力抹平了。人格从属、经济从属、组织从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并列的,累积的,还是择一的——12号文没有说。在实践中,这个问题被一个极为朴素的直觉覆盖了。
2. 裁判者眼中的“老板”
这个直觉是一个词:老板。你听谁的话,谁就是你老板。如果有人在日常工作中指挥你、监督你、决定你能不干还是不能干,他就和你有劳动关系。
这个以“控制”为核心的一元直觉,主导了中国劳动司法从2005年至今的大量判决。当证据表明劳动者在人格层面受到了实质管控时,法官和仲裁员倾向于确认劳动关系。当控制的事实不清晰时——合同形式比较合规、管理工作外包给了第三方、劳动者有较大行动自由——法官就倾向于否定。
这种直觉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作得不错。工厂有工头,办公室有部门经理,管理命令和报酬支付来自同一个银行账户。你可以用日常语言说“我在给张总打工”。但到了平台用工的语境里,这个直觉产生了我在第一章结尾处指出的那种沉默。算法在管你,但算法不是老板。你的报酬来自平台用户的支付款,平台是“代收代付”。你和平台的合同里字斟句酌地写着你是“合作伙伴”。控制是存在的,但执行控制的主体被去人格化了。法官把手伸进这个复杂的口袋里摸,他抓到了碎片——有控制的痕迹——但他摸不到一个完整的“老板”。
我写到这里必须澄清一点:不是法官不聪明。法官在用自己的职业经验去映射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他们的概念工具箱里,每一件工具上都刻着“雇佣关系”的标识。他们在用力,但螺丝刀拧不进根本没有十字口的螺丝。这是工具与对象之间的系统错位。要理解这种错位为什么是系统性的,不能停留在法条层面。需要往下走一层。
四、雇佣关系的物质前提——从属性为什么曾经成立
从属性不能自己悬浮在空中。它不是一个周延的概念自我运动,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被稳定地观察到的社会关系模式。三重从属性——人格的、经济的、组织的——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的工厂中被牢靠地认定,是因为它们分别得到了一个物质条件的支撑。这三层从属性与三个物质前提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离开这些前提,从属性就失去了它在法律框架中的操作可靠性。
1. 生产资料的集中——经济从属性的物质前提
在制造业工厂时代,这是一个无需论证的事实:机器、厂房、工具、生产原料全部集中在企业主手中。工人走进工厂,他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什么都不带。他不拥有纺织机,不拥有锻压机,不拥有用于架设流水线的资产。这些资本品的集中垄断,使工人从根本上无法独立完成生产。他们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拥有生产工具的人,才能完成劳动,从而获得报酬。
这种对生产工具的结构性不拥有,是经济从属性概念的物质前提。为什么工人依赖雇主?不是因为他性格软弱,不是因为他没有商业头脑,不是因为他不善理财。是因为他不被允许走进车间把纺织机扛回家。生产资料在法律上属于他人。在任何一种以私有权为基础的法律秩序中,这都是经济从属的根本来源。
这一前提在工业经济中相当稳固,所以法律体系对它没有太多讨论——它被作为背景接受。但当生产工具开始微型化、个人化、可移动化时,这个前提就开始动摇。当一个外卖骑手的电动车是他自己的,手机是他自己的,头盔是他自己的,数据流量是他自己买的——“生产资料”这一概念的边界就在法律的雷达之外悄悄游移了。
2. 劳动过程的同步化——人格从属性的物质前提
工厂生产的第二个物质特征是同步化。一群人要在同一个空间同时工作,纺纱、织布、装配、包装——各道工序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互相咬合。同步化的内在要求是协作,协作的内在要求是秩序。必须有人决定今天开机的时间、流水线的速度、各岗位的人员配置、工人的排班。这就是“指挥权”的物质起源。雇主之所以能够对工人如何劳动发出指令,不是因为法律授予了他一种叫作“管理权”的抽象东西,而是因为同步化协作在技术上需要一个协调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协作的时候说过,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都或多或少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一个乐队需要一个指挥。一个乐队指挥手中的权杖变成了工厂主手中的管理工具,这个工具后来被法律用“人格从属性”范畴表述出来。
如果劳动的同步化被消解——如果劳动不再是同时、同地、同节奏地进行,如果每个劳动者可以独立地接取任务并在被分配的时间窗口内完成——协调就不再需要一个有面孔的权力中心。它可以被算法提前规划好,写入物流系统的优化路径,在毫秒级的云端计算中完成。这时,人格从属性的物质载体就消失了。控制还在——在数学模型的参数里——但发出控制指令的节点不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人格”。
3. 指挥与风险的合一——雇主责任的道德与法律逻辑
在近代工业的工伤赔偿制度演变史中,最核心的归责原则只有一条:谁指挥,谁担风险。这个原则根植于英美侵权法的主仆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也根植于欧陆侵权法的“为他人行为负责”(responsabilité du fait d’autrui)。1871年德国《帝国责任法》要求矿山、采石场、工厂的雇主对工人因工作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1897年英国《劳工赔偿法》规定某些危险行业的雇主对工人的工伤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
为什么是指挥者承担?因为指挥者决定了工作的节奏、环境、工具和风险暴露程度。采矿公司的工程师决定在哪个方向掘进,铁路公司的调度员决定列车什么时候出发,建筑工地的工头决定脚手架怎么搭。他们的指挥创造了风险。当这种风险变现为工人的伤亡时,只有让指挥者承担损失,才能激励指挥者谨慎安排工作,也才能让遭受损失的工人不必在贫困中自生自灭。
反过来,当指挥与风险承担被设计性地分离——当决定劳动节奏的是平台的算法,而承担事故损失的是劳动者自己,或者劳动者自己每天花几毛钱购买的那份赔付限额极低的意外险——事故风险就从生产组织的控制成本变成了劳动者的私人风险。这种分离不是疏忽造成的,而是被刻意构造的。这正是第三章要详细分析的问题。在这里,我只指出这个分离在法理上的意义:它违背了工业时代法律体系中归责原则的深层理性。
4. 工厂主的统一身份——为什么从属性需要一个“点”来汇集
三个物质前提——集中、同步化、指挥合一——共同产生了一个在当代看来极其简单但在当时独一无二的法律后果: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劳动节奏的指挥者、风险后果的承担者,是同一个人。他拥有一张清晰的脸。工人可以指着他说“这是我的老板”。
这使从属性分析有个安全的预设。它不必在意三重从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它们在现实中总是汇于一人。控制你的是他。付钱给你的最终来源是他。让你在他的厂房里干活、成为他生产的一环的也是他。三个维度在同一个法律实体上重叠。从属性不是被“同时成立”的——它是被同一个物质结构同时制造出来的。
这个预设的丢失——当控制你的人、付钱给你的人、把你纳入生产体系的人不再是同一个人时——不是在从属性理论原有的分析框架内可以解决的。那不是“证成困难”的瑕疵问题。那是测量工具的地基被抽走了。
五、雇佣关系的历史性——它不是必然,它是偶然的产物
以上四步的论证,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个结论在劳动法学的通说里并不常见,但它逻辑上不可回避:雇佣关系不是劳动的普遍形式,它是劳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组织形式。
雇佣关系之所以成为19世纪末以来全世界劳动法体系的基石,不是因为它符合某种永恒的自然法,不是因为它是“人的尊严”的唯一载体,不是因为它是神意或理性的必然。是因为在工业革命的特定技术条件和产权结构下,那是最有效率的劳动组织方式。当时的技术要求生产资料集中,资本投入巨大,工厂的壁垒不可逾越。当时的协作需要同步化,无法远程协同。当时的控制需要面对面的管理行为。所有这些加起来,筑成了雇佣关系的物质基础,法律则在这个基础上修建了制度的房屋。
罗马法不知道雇佣是生产的基本关系。在古罗马,大部分生产活动是由奴隶和被释奴完成的,没有“工人”和“雇主”的法律范畴。中世纪的工匠师傅虽然雇有帮工和学徒,但行会等级制度使帮工的法律地位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者完全不同。中国的明清律例同样没有劳动法。雇佣关系作为一种普适的法律范式,从手工业的零散实践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与工业革命一同发生的。
把这个判断印在脑子里,平台经济的图景就清楚了。它不是什么破例。它是另一个历史变动期——数字技术、移动终端、物流网络——正在消解那些一度使得雇佣成为唯一可欲选项的物质条件。生产资料的集中不再是绝对必要的——个人可以拥有进入生产所需的轻资产。协作的同步化不再是不可替代的——任务可以被离散化,在时间和空间中非线性地分布。指挥与风险的合一不再被视为合法的唯一安排——法律上的新自由主义者想方设法要把二者拆开。这三个转向同时发生,三重从属性的物质基础就被系统地瓦解了。
这不是劳动法的敌人做了一个邪恶的计划。是历史走到了这一步。是那些我们已经默认为“正常”的制度构件,正在被现实从根上撬松。在第三章里,我将一一对照、逐一拆解:平台的合同架构怎样在人格从属中制造出“有人无主”的裂缝;技术系统和经济激励怎样在经济从属层面让依赖继续而保护抽离;组织架构和品牌策略怎样让劳动者属于却又不是组织的一部分。这一章的末节是过渡,下一章的开篇是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