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导向:平台用工劳动保障的制度重构》

《功能导向:平台用工劳动保障的制度重构》 作者:邹龙轩 2026年7月27日 于杭州 导言 一 经营企业二十年,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那些为我们工作的人? 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白领。是骑电动车穿行在城市里的骑手,是打开手机应用就能接到订单的网约车司机,是远程处理数…

《功能导向:平台用工劳动保障的制度重构》

作者:邹龙轩

2026年7月27日 于杭州

导言

一

经营企业二十年,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那些为我们工作的人?

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白领。是骑电动车穿行在城市里的骑手,是打开手机应用就能接到订单的网约车司机,是远程处理数据标注的自由职业者。是那些没有工牌、没有工位、从未出现在公司花名册上、却每天都在让这个系统运转的人。

他们的人数在迅速增长。但他们是什么——这个最基础的问题,没有答案。

不是我没有问对问题,是“问对问题”的前提本身已经失效了。法律提供的那套命名系统里,一个人要么是劳动者,享有最低工资、社会保险和解雇保护;要么不是劳动者——在这个位置上,法律给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标签:不是民事主体,而是商事主体。平台在法庭上的抗辩逻辑从来都是:他们是独立承包商、是个体工商户、是来跟我做生意的。他们自带生产工具,自担经营风险,自主决定接单与否。他们不是我的员工,他们是我平台的用户,是我的商业伙伴。

这两扇门之间没有第三条路。

但我看到的现实是,平台上的劳动者并不在这两扇门中的任何一扇里。他们的收入依赖平台分配任务而非市场议价,他们的工作过程被算法实时监控而非自主安排,他们的评分决定了他们明天还能不能接到单——这不是一个商事主体的处境。一个商事主体有议价权,他们只有“接”或“不接”的权利。一个商事主体面对的是市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对话键的系统。

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员。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平台拥有数据和算法,但他们自己拥有完成任务的物质工具——车是自己的,手机是自己的,充电和保养的账单也是自己的。他们不依赖雇主承担生产风险——风险被精确地从平台一侧剥离,完整地留在了劳动者一侧。车辆折旧、交通事故、订单空窗期、账户被封禁的不可预期——这些,都是“商事主体”自己负责。他们被要求按照平台的标准化流程提供服务,从接单话术到送达姿势都有规范,但平台在法律上不承认他们是员工。

这让我困惑了近二十年。

如果一个劳动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某一方,在人格上服从某一方的指挥,在业务上被整合进某一方的组织体系——按照劳动法的基础理论,从属性就成立了。从属性成立,劳动关系就成立。劳动关系成立,劳动者的全部保护就应该启动。这是一个在法教义学上严丝合缝的三段论。

但现实拒绝了这个三段论。不是因为推理有误,而是因为三段论所预设的那个世界——生产资料归雇主、劳动过程由雇主指挥、劳动者不承担市场风险、雇主是一个可以被指认的实体——在平台用工中,正在解体。

二

起初,我以为这只是法律技术的问题。

是不是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需要调整?从属性的判断要素是不是应该增加一些新的、适应数字时代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仿效某些国家的立法例,在“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之间创设一种第三类主体——比如“类雇员”或者“依赖型承包人”——让他们享有一部分而非全部劳动法上的权利?

我把这些问题拿去向法学家请教。

早在2016年前后,伴随着网约车平台在中国大规模兴起,中国法学界已经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密集讨论。学者们敏锐地观察到,传统劳动法中的从属性理论——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在面对平台用工时出现了系统性的解释困难。他们提出了各种精微的分析:劳动关系碎片化了,企业边界模糊了,算法技术替代了传统管理手段,从属性的各项指标在平台用工中同时存在又同时不存在。他们向立法机关呼吁,要修改法律,要建立新的分类标准,要正视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在法律保护之外的事实。

这些都是认真的思考。但我听了这些以后,困惑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

一个新的、持续生成的经济组织方式,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覆盖了从网约车、外卖配送到家政服务、数据标注的广阔领域,涉及数千万人的生计——而法律对它一再“不适应”。这不像是技术问题。技术问题是同一个框架内局部失灵,调整参数就可以修复。但如果一个概念框架在解释一种大规模、持续性的新现象时反复失效——从2016年到今天,近十年过去了,法学界仍然没有就“平台劳动者是不是劳动者”达成基本共识,司法判决在同案不同判中摆荡,立法谨慎地试探却始终未能落地——那么,问题可能不在新现象,而在概念框架本身。

劳动法理论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集体失语?不是因为学者不够聪明。中国的劳动法学者是我所见过的最有现实感的法学群体之一,他们在极其逼仄的学术空间里持续追问劳动者保护这个根本问题。但他们都局限在同一个理论范式之内。

这个范式叫做“雇佣关系”。

法律的一切保护,系于雇佣关系这根纽带。有这根纽带,保护就启动;没有,保护就关闭。整个劳动法大厦的地基,就是雇佣关系的认定。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所有这些精致的概念工具,都是为了回答一个终极问题:这根纽带存在吗?

于是问题浮现了。如果平台用工的组织形式,本身就不适合用“雇佣关系”来描述呢?如果雇佣关系这根从19世纪工厂制度中生长出来的纽带,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平台经济这种生产形式设计的——那么,试图用从属性分析去“发现”这根纽带,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瞄准了错误的对象?

这不是从属性标准太严或太松的问题。这是“雇佣关系”这个概念本身,是否还能容纳我们正在目击的这种劳动形态的问题。

三

于是我开始跳出法律,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一个关键的区别逐渐浮现。

在传统的雇佣关系中,雇主购买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份买卖有一个最核心的特征:劳动力的使用过程,是在雇主的指挥下、在雇主提供的生产资料上、按照雇主规定的方式进行的。劳动者在八小时之内交出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作为对价,雇主承担生产风险和劳动保护责任。这是工业时代的社会契约。

平台用工不同。平台不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不购买他们的时间,不规定他们必须在何时何地开工。平台做的是另一件事:把消费者模糊的需求——吃一顿饭、去一个地方、修一个水管——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任务单元,明确每一单的价格、时间窗口、服务标准和奖惩规则,再将任务分配给劳动者去完成。

被购买的不是劳动力本身,而是完成某项具体任务的能力和结果。

“雇主”在这里消失了。出现了需求方——消费者,出现了供给方——劳动者,但在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实体:一个不购买劳动力、不拥有完成任务的物质工具、却制定了全部交易规则并从中提取收入的中间层。这个中间层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主——它拒绝承担雇主的任何法律责任;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交易平台——它对劳动者的控制深度,远超任何市场中介。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这个中间层做的事情,是重新组织了生产关系本身。

在农业生产中,核心生产资料是土地,生产关系围绕土地所有权展开——地主拥有土地,农民要么租种,要么受雇耕种,产品分配取决于谁拥有土地。在工业生产中,核心生产资料是工厂和机器,生产关系围绕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展开——资本家拥有工厂,工人出卖劳动力,双方在雇佣关系中完成生产和分配。

在这两种经典的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结构决定了生产的控制方式和产品的分配方式。谁拥有生产资料,谁就定义了整个生产关系。

而在平台经济中,生产资料出现了根本性的二元分化。

核心生产资料不再是物质的,而是数字的——数据和算法。平台拥有数据和算法,这使它占据了比传统雇主更强势的控制地位:它知道全部需求信息,它设定全部交易规则,它记录劳动者的每一个动作并据此做出管理决策。但与此同时,完成任务的物质工具——车、手机、电脑——归劳动者所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被劈成了两半:数字部分归平台,物质部分归劳动者。这两种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必须结合在一起,但它们的法律所有权分属不同主体。

这不是工业时代那种“资本家有生产资料,工人一无所有”的结构。这是一种全新的结构:生产资料的占有是二元的,结合是必需的,但所有权是分离的。这种二元结构使平台可以声称自己不拥有生产资料因而没有“雇用”任何人,同时又通过数据和算法对整个生产过程实施比传统工厂更精密、更实时、更不留痕迹的控制。

控制的形式也彻底改变了。

在雇佣关系中,控制是人对人的。工头监督工人,经理指挥下属,命令和反馈都在人的互动中完成。这种控制有情绪成本,有摩擦,有可以争辩的空间。而在平台用工中,控制是系统对人的。算法发布任务,系统实时追踪位置,自动计算超时率、差评率和接单率,评分低的人——无声无息地——就接不到好单了。劳动者不是服从一个会疲惫、会心软、可以商量的老板,而是服从一套没有对话键的规则。

这不是人格从属性的“弱化”,而是人格从属性发生了形式转换。从人对人的、可见的、可以争辩的从属,变成了系统对人的、不可见的、无法对话的从属。控制没有消失,它变得无处不在,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为此负责。过去,你可以指认“我的老板”是那个压迫你的人。现在,你面对的是一个算法,而算法的制定者说:这是技术中立。

与此同时,风险承担的结构也发生了系统性的转移。

在雇佣关系中,市场风险由雇主承担。订单少了,老板发愁,工人的工资照发。在平台用工中,订单少了,劳动者自己承担空窗期的全部成本。车辆磨损、交通事故、账号封禁、消费者无理差评带来的收入损失——所有这些风险,被精确地从平台一侧剥离,完整地转移给了劳动者。平台收取交易抽成,但不承担生产风险——这种位置的实质,是平台在分配端占据了一个类似“收租”的位置,而在风险端保持了一个纯市场参与者的身份。这两种身份的利益都归平台,风险都归劳动者。

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

因为组织形式变了。传统的“企业—劳动者”二元关系,被改写为“平台—任务—劳动者”的三元结构。“任务”成为了连接点。任务不是工作岗位,没有职位描述,没有职业阶梯,没有固定薪酬。它只是一次性的、可以被精确测量和独立结算的劳动成果单元。当劳动被切割为任务单元,雇佣关系所赖以存在的一切——连续性的指挥、稳定的收入预期、组织内部的职业发展——都被系统的设计消解了。

我把这种组织方式称为“任务型生产关系”。

四

任务型生产关系的出现,不是雇佣关系的变形或者升级。它是一套逻辑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

在雇佣关系下,生产的组织核心是“岗位”——一个固定的、有职责边界的、嵌入组织架构的工作位置。企业围绕岗位进行招聘、考核、晋升和解雇。

在任务型生产关系下,生产的组织核心是“任务”——一个独立完成、独立结算、独立评价的工作单元。平台围绕任务进行拆解、分配、定价和风控。

岗位带来的是身份。一个在富士康装配线上的工人,他知道自己是富士康的员工,这给了他——尽管微薄——一个社会身份,一种可以被言说的归属。

任务不带来任何身份。一个完成了一千单外卖配送的骑手,他不是任何人的员工。他只是一个“跑单的”。一千次任务完成之后,他和平台之间的关系和一单任务完成之后完全一样:没有积累出任何资历,没有在组织内部留下任何痕迹,没有可以被讲述的共同故事。

这是我在二十年的经营实践中,亲眼看到的断裂。

传统雇佣关系不仅提供工资,还提供一套关于“我们是谁”的叙事。工友之间、同事之间,有日常互动,有集体记忆,有共同经历的高峰和低谷。这些看似软性的东西,其实是劳动者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根基。没有这种认同,劳动者就无法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我们”,而一个没有“我们”的群体,在法权主张上是散沙式的。

平台经济系统性地抽空了这种认同产生的土壤。劳动者与算法互动,而非与人互动。他们不需要认识公司里的任何一个人,不需要知道总部在哪里,不需要参加任何集体活动。他们只对手机屏幕上跳出的任务负责,对即时反馈——评分、收入、接单率——做出条件反射式的响应。

他们被还原为一个函数:完成任务的函数。

这一点,平台很清楚。外卖骑手打开APP,界面上只有订单信息,没有“同事”列表。网约车司机接单时,不需要认识平台任何管理人员。评分机制确保每个劳动者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对其他人产生任何连带意识。

这就是任务型生产关系的文化后果:一种没有共同叙事、没有集体记忆、没有组织仪式、没有可以被言说的“我们”的劳动形态。

过去,劳动者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属于一个组织——哪怕那个组织剥削他。现在,他只属于一个个转瞬即逝的任务。他的身份被悬置了。这个问题,金融资本没有兴趣回答,技术工程师没有能力回答,法律界还在用19世纪的概念工具反复测量这根已经断裂的纽带。

这是我写作这本书最原始的冲动。不是为了一种理论的美感,而是因为我看到了一种巨大的、系统性的认知错配——我们用来理解劳动的概念工具箱,已经无法容纳正在发生的现实。

五

这样的观点,学术界有过零星的触及。

劳动社会学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平台劳动中的控制悖论——控制越来越精确,控制者却消失了。法学界最敏锐的头脑也隐约感到,问题可能不只是从属性标准的宽严,而是从属性本身的结构在发生变异。但这些观察分散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议题上,没有人把它们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我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当平台经济将劳动切分为独立任务单元,一种独立于雇佣关系的“任务型生产关系”正在形成;在这种关系中,生产资料二元分化、算法实现准人格化控制、系统化风险转移,使从属性在若干维度上存在但被整体拆散——从属性不再汇聚于一个可以被法律识别为“雇主”的实体之上——由此瓦解了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的逻辑基础,劳动法保护因此被悬置。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过去近十年法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如何调整从属性标准以覆盖平台劳动者”——就是一个错位的问题。

错位不在问题不重要,而在于问题的前提值得重新审视。

真正的分歧在于两点。

第一,从属性是变弱了,还是被拆散了?

“变弱”意味着从属性还是一个整体,只是程度降低。如果变弱了,那么需要做的就是降低认定门槛,让更多的弱从属性也能触发劳动关系。这是法学界主流思考的方向——扩大解释,降低标准,把更多平台劳动者纳入劳动者范畴。

“被拆散”则意味着从属性不再是一个整体。它的各项子维度——控制、收入依赖、风险承担、组织整合——不再天然地指向同一个实体。它们被分配给了不同的主体:算法管控制,平台管收入分配,消费者付报酬,分包商管合同。每一个维度单独看都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从属性,但它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向。法官在个案中可以感觉到“这里确实有从属性”,但当他在法律上要认定“谁是雇主”时,这个“谁”散开了。

如果从属性是被拆散了的,那么问题就不在于降低认定门槛——降低门槛只是让更多的模糊地带进入法律视野,但无法解决“雇主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扩大解释的方案在个案中有时能奏效,但一上升到普遍性的制度设计,就会撞墙。

第二,这意味着“不适应”还是“不适用”?

“不适应”的逻辑是:东西还是那个东西——劳动法所保护的劳动形态没有本质变化,只是旧标准不够用了,需要修订标准。只要把从属性的认定要素更新一下,法律就可以恢复功能。

“不适用”的逻辑是:东西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生产关系变了,从属性的内部结构被改写了。这不是旧词典需要增加新词条,而是出现了另一套逻辑。把雇佣关系的从属性工具箱用到任务型生产上,就像用牛顿力学的公式去计算量子运动——不是算不准,是算的对象已经不一样了。

我在这本书中要论证的是后者。

这个论证如果成立,会导出一个不讨喜的政策判断:试图通过修修补补让劳动法“接纳”平台用工,在法学上是没有出路的。不是立法者不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与生产关系的实际变迁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偏角。我们需要走另一条路:承认任务型生产关系与雇佣关系是两种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在雇佣关系及其法律保护之外,为任务型劳动者建立一个新的保护制度框架。

这个保护框架的原则和路径,将在本书的第三编给出。

这不是激进。这是对现实的诚实。

六

这本书的结构,经过了一次推倒重来。

最初的构想,是从法学的从属性理论入手,逐层分析其平台用工中的适用困境,在法学内部寻找出路。但那个架构有两个根本问题。第一,它把我真正的理论创见——“任务型生产关系”——藏在第三章里,导致整个上半本书都在为别人做铺垫,到了自己最想说的东西,书已经过半,力气不够了。第二,它沿用了我自己在思考过程中已经放弃的不准确概念——比如“任务型劳动”而不是“任务型生产关系”,比如“不适应”而不是“不适用”。概念上的游移,折射出来的是我还没有把理论纵深推到最底层。

在听取多位法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专家的反馈意见后,我决定推倒重来。重新规划为三编结构,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分三步论证:

一个根本现象:劳动法的从属性认定体系,在面对平台用工时出现了系统性失灵。这不是个案判决上的困难,而是整个认定框架面对一种新劳动形态时的结构性失语。

一个深层原因:失灵不是因为从属性标准太严苛,而是因为一种独立于雇佣关系的“任务型生产关系”正在形成。它与雇佣关系有完全不同的生产组织逻辑——生产资料二元分化、控制形式从人对人的指挥变为系统对人的规则治理、从属性的各项维度被拆散重组。用雇佣关系的认识框架去看它,就像用一张平面的地图去理解一座出现了新维度的地形。

一个制度方向:当现有法律体系“不适用”于一种新生产形式时,唯一的出路是在雇佣关系的保护之外,为任务型劳动者建立一个分层化的保护制度。这不意味着放弃劳动法的基本价值——恰恰相反,这是在新的生产条件下捍卫同一种保护伦理的努力。保护的形态可以更新,保护的目标不能退让。

全书三编,十三章。

第一编(第一章至第四章)论证“困局”——从属性认定为什么失灵,法学界的回应为什么治标不治本。这一编的任务是否定性的:证明现有解释不够,为第二编新概念的出场清出空间。

第二编(第五章至第九章)提出“发现”——任务型生产关系是什么,它在生产资料、控制方式和风险结构上具有哪些与雇佣关系不同的特征,它如何拆散并重组了从属性,它在文化层面制造了什么样的劳动者处境。这一编是全书的理论核心。

第三编(第十章至第十三章)给出“出路”——从“不适用”的判断出发,建立分层保护的原则框架和制度方案,回答在雇佣关系之外如何保护劳动者这一终极问题。

三编之间有严格的逻辑递进:第一编的结论是第二编的前提,第二编的分析是第三编的基础。每一步都必须在前一步清场之后才能迈出。

七

这本书是为几种人写的。

首先,是像我一样的人:每天都在与劳动、用工、组织、平台经济打交道的企业家、管理者、创业者。你们一定也有过类似的困惑——看着系统里那些从未谋面却每天都在为你创造价值的人,你不知道在法律上该把他们叫作什么。我希望这本书能给你们提供一个思考的框架,让你们日常的直觉有一个可以着陆的概念系统。你们不需要同意我的每一个判断,但如果这本书能让你们在看平台用工这个问题时,不再只看见“用工”,而是看到一整套正在重组我们社会的生产关系——那它就没有白写。

其次,是劳动法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我不是法学家,我的专业训练不足以和你们在法律解释学的层面展开技术对话。但我在第一线看到了你们从教科书和判例汇编中不容易看到的东西:生产关系正在变化,而法律还没有为这种变化准备好概念工具。我可以用你们的语言讨论从属性问题——这是我的跨界诚意;但我不会停留在你们的语言里——我会从政治经济学这个更基础的层面重新提出问题。从属性不是法律概念的天花板,它的地基在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从属性这个概念本身就需要被重新审视。这就是我想说的、而法学界可能不太方便说的话。

再次,是对数字经济和社会变迁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平台经济不是一套技术,是一套正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组织方式的生产关系。我们每天都在与它打交道——点外卖、叫网约车、刷短视频——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在手机屏幕的另一端,一种不同于雇佣制度的新劳动秩序正在成型。理解这种秩序,不是经济学家的专业工作,而是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的必修课。这本书试图用非专业读者也能读懂的语言,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最后,这本书也是一个原产地证明。

“任务型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如果有幸被后来的学者引用、商榷或者质疑——那正是我所期望的——我必须在这里把原创性的主张说清楚。这不是追求虚名,而是知识生产的秩序要求。就像“创造性破坏”属于熊彼特,“大转型”属于波兰尼,概念与命名者的绑定,是学术共同体累积进步的基本规则。我把这个概念的原创性主张放在这里,供一切后来者检验和批评。

八

写这本书花了我相当长的时间。不是写不完,是写不对。

最初的几版草稿,都在走捷径——用商业文本的速度去处理一个需要用理论重量来承载的问题。朋友们看了说“读得很爽,但没留下什么”。我知道他们说得对。爽的前提是跳过论证的困难部分,直接给出结论。但这本书不能那样写。它的读者不是来消费观点的,是来检验一个理论的——如果论证链条中有一个环节是虚的,整个理论就站不住。

所以我推倒重来。把结构打散,把概念重新淬过一遍,把每一个论证环节该有的材料和分析给足。这个过程很慢,但这是它该有的写法。我希望这本书拿在手里是有分量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论证效率上的。每一章的论证都应该有清晰的逻辑指向,没有废话,没有为写而写的铺陈,就像一份真正严肃的论文那样。

一个朋友在看完提纲后问我:你写这本书,到底是想改变什么?

我没有改变法律的权力,也没有改变平台的野心。但我有一个最基础的念头:不要让那些每天都在为我们服务的人,连一个名字都没有。

没有名字,就没有身份。没有身份,就无从主张权利。而法律保护的前提,就是可以被命名。如果一个社会中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大规模劳动,却无法在法律上给这种劳动一个恰当的命名——这不是劳动者的困境,这是我们整个认知框架的困境。

这本书要做的事情,说到底,就是给一种新的劳动形态起一个名字。

不是修辞意义上的命名,而是概念意义上的命名。一个能够揭示其内在结构、能够区分于已有概念、能够为制度设计提供论证基础的理论命名。

这个名字叫“任务型生产关系”。

接下来的十三章,就是为这个名字提供它该有的理论重量。

二〇二六年 夏

第一章 悬置——当数百万劳动者无法指认自己的身份

一、在场:三张面孔

张磊:望京的夜

张磊是美团外卖的骑手,跑望京片区,干了两年半。

他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从顺义后沙峪那个月租八百的自建公寓里推出电动车,骑行四十分钟到望京。八点上线,一直跑到晚上十点。中间休息两次,一次是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平台单量低,不跑也是闲着;一次是晚上七八点,在路边吃个十几块钱的快餐。

两年半,他没有见过自己的“老板”。

他签过一份合同,但不是和美团签的。签合同的时候,他在一个劳务公司的办公室里坐了十分钟,对方给了他几张纸,说“签了就能跑单了”。他不记得那家劳务公司叫什么名字,也不记得纸上写了什么。他只记得那个办公室很小,里面坐了四五个人,都在低头签文件,没有一个人说话。

他每送一单,从商家取餐,送到消费者手里,平均挣六到八块钱。一天跑三十多单,不算奖励,大概挣两百出头。平台会从他每单收入里扣掉几毛钱的意外险——他自己都不知道具体扣了多少,App里没有单独的账单显示,只在一个他从不点开的二级页面里有一行小字。

他撞过一次车。

那是去年冬天,他接了三单,有一单快超时了。系统给他规划了一条穿过一条窄巷的路线,他骑过去的时候,一辆停在巷口的面包车突然开门。他没刹住,人连带车摔在地上,右手掌撑地的时候蹭掉了一大块皮。餐洒了。他蹲在雪地上把洒出来的餐捧回餐盒——不是为了吃,是怕消费者投诉。他跟消费者打电话解释,连说了七个“对不起”,对方听完说“那你快点”。他又打电话给劳务公司,对方说“你把事故照片发过来,我们走保险”。他发了。后来他收到保险公司的短信,说医疗费在一百元以内不赔付——但他光是挂号清创就花了将近两百。他花了三周才恢复,这三周里右手不能用力,他只能左手拎餐,左手骑车,一天少跑十单,少挣六七十块钱。没有误工费,没有赔偿,什么都没有。

我问他为什么不向美团申诉。他看了我一眼,那种看一个不了解这个世界的人的眼神。

“我跟美团申诉?我怎么申诉?我不认识美团。”

李红:看不见的生产线

李红在贵阳,今年三十八岁,在线上做数据标注。她不叫李红,那是她给自己取的笔名,因为她的工作没有署名权,而工作记录里只有一个ID号。

她每天的工作是在屏幕前给图片和文字做标注。“一只猫在桌子上”——要框出“猫”和“桌子”,标记“猫”是动物(更精细:哺乳纲、猫科);“一张桌子 上的猫”——要注意空格错误,也要处理这个修饰关系。一个任务大概两到三毛钱,她一天要做两千个左右,月收入在三千元左右。

她通过一个平台接任务。这个平台从上游数据服务商那里拿订单,拆分成数十万个碎片任务,分发给像她一样的标注员。她没有和平台签劳动合同——签的是“注册服务协议”。协议里有一段她从来没看懂的话:“您理解并确认,您与本平台之间不构成雇佣关系、劳动派遣关系或任何其他可能导致劳动关系成立的法律关系。您以独立技术合作伙伴的身份自愿接入本平台并自主承接任务。”

她不理解什么是“独立技术合作伙伴”。她没有合作伙伴,一个人在家做。她从没和平台上的任何人说过话。她不能请假——没任务就没有钱——也不能要求保障。平台对准确率有要求,低于某个阈值就降级。降级意味着任务池变差,变差意味着收入下降,收入下降到维持不了生活的时候,她就离开这个平台。没有解雇通知,没有离职面谈,只是一种缓慢的沉默的驱逐。

有一次她的任务被退回,系统提示“不符合验收标准”。她不知道为什么不符合。她想申诉,找到了一个申诉入口——点进去之后是一张表单,填了之后石沉大海。她又在一个隐蔽的页面上找到了一个在线客服入口,是机器人。她输入“申诉”,机器人发来一段模板文字:“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会尽快处理。”那是三个月前的事。今天她仍然不知道那批任务到底哪里不合格。

王大勇:流动的驾驶座

王大勇是南京一个开网约车的,四十岁,以前是出租车司机,开了十五年。他说平台进来之后,一切都变了。

开出租车的时候,他是南京某出租车公司的驾驶员。公司给他派车,规定他每天的份子钱,但他每天早上睡醒知道自己今天去哪开车、开哪辆车、大概挣多少。他不富裕,但他知道自己是“拿车的”。这个词可能比“雇员”更精确——他知道他在一个系统里,他知道那个系统里有他一个位置,他知道出了问题有谁可以找。

现在他跑两个平台。车是自己的——贷款买的,每个月还银行三千多。他和平台之间没有签劳动合同,只有一份电子协议,每次App更新时弹出来,你必须点“同意”,不点就不能上线。他从来没读完过。他说那些文字“不是给人看的”。

他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两个App,看哪边有“早高峰奖励”。系统经常给他推送消息:“当前热区距您3公里,预计5分钟内订单激增,请前往。”他开车过去,到了之后发现溢价已经没了。平台可能在他赶到之前把溢价取消了。他不确定这是故意的,还是那几分钟内供需变了,但他已经学会了不去追问。“问了有用吗?没人让你回答。”

他有脊柱问题——长期开车的老毛病。他没有带薪病假,不开车就没有收入。去年他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休息了两个月,那两个月他靠妻子的工资过日子,车贷照还。没有伤残补贴,没有康复补贴,没有工伤保险。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工伤——开车是他“在做生意”还是“在上班”?没有人告诉他答案。

这三个人的命运,表面上各不相同:一个人在城市里穿梭送餐,一个人在电脑前标注数据,一个人在车上接单拉客。工资水平不同,技能构成不同,劳动环境不同。但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我把这个东西称为“身份悬置”。

说身份悬置,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问张磊你是干什么的,他会脱口而出“跑外卖的”;问李红,她会说“做标注的”;问王大勇,他会说“开网约车的”。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如果你问张磊“你是美团的员工吗”,他会犹豫。他说不是。他签的合同不是和美团签的。可是如果你问“你不是美团的员工,为什么你穿着美团的衣服、用美团的App、被美团的系统派单、因为美团的罚款而少了几十块钱”,他会沉默。

这是一种说不出的状态。不是语言的匮乏,而是用来描述“一个人与一个组织的关系”的所有词汇,全部是从“雇佣”这个模具里浇铸出来的。离开了这个模具,就没有现成的词汇可以使用。

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劳动者如何感知自己的处境

身份悬置不是一个研究者从外部贴上去的标签。它在数百万平台劳动者的日常感知中反复出现,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只是这些语言很少被认真对待——它们被视为“发牢骚”或“不懂法律”,而不是一种对新型生产关系的模糊但真实的认知。

以下这些话出自2023年至2025年间不同平台劳动者的访谈记录。我保留了他们的原话,只对个别方言词汇做了替换。

“我就是觉得他们管你管得严,但你又说不上来是谁在管你。”——上海外卖骑手。

“你说他们不管吧,你一举一动他都盯着,你绕个路他都知道,你慢了三十秒他都知道。你说他管你吧,你出了事又找不到人。”——成都外卖骑手。

“我不知道我领导是谁,就是那个App。我有什么事,App告诉我;我被罚了,App通知我;我站点的站长好像也是App告诉他要告诉我什么。大家都是App在管。”——深圳同城配送员。

这些话在词汇层面是矛盾的:“管得严”和“说不上来谁在管”并存,“盯着”和“找不到人”并存,“领导”和“App”被混为一谈。但如果我把它翻译成理论语言,这种矛盾的感知恰恰精确地描述了平台控制的结构性特征:控制密度极高,但控制主体的身份被系统刻意隐去了。控制不以人对人的方式出现,而以人对系统的交互方式出现。系统不知疲倦、不会遗忘、不会情绪化、不会通融——它比人类管理者更强,但它“不是人”,所以劳动者无法把施加控制的那一面和承担责任的那一面联想成同一个对象。

这不是他们的语言能力出了问题,而是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在被感知时天然地产生这种矛盾。他们准确地感知到了矛盾,只是旧语言里没有处理这种矛盾的词。

更深的一层感知是疏离——对组织、对同事、对一种叫做“归属感”的东西的感知。

“我送餐两年多了,一个同事都不认识。”

“不认识”不是没见过。张磊每天都在望京的大街小巷遇见其他骑手——在取餐的时候并排等,在电梯里挤在一起,在写字楼下一起等顾客下来。他们彼此点头,偶尔聊两句“今天怎么样”。但他们之间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同事关系”——那种通过共同受雇于同一个企业、在同一个管理链条中被协调、相互之间有确定的协作关系或者替代关系的联结。他们是同一片海域里同时捕鱼的船,不是同一条船上的船员。

“有时候我想找人说一下,但我不知道找谁。公司没有‘大家’这个概念。你说公司有APP上的社区,但谁看你发帖?你去跟谁说?根本没有这个渠道。”——广州网约车司机。

“我们没有一个群。就是没有。以前在工厂打工,还有微信群,组长通知什么事情。现在什么都没有。你想知道平台规则改了,别人告诉你,或者你自己不知道,被罚了才知道。”——郑州外卖骑手。

传统工人阶级的身份意识,是在组织中被建构起来的。同一个车间,同一条流水线,同一个食堂,同一个班组长——这些共同的空间和共同的管理者制造了“我们”的感觉。这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雇佣关系的组织结构提供的客观条件。一旦组织结构被拆解为离散的“接入者”集合,制造“我们”的机制就消失了。劳动者被孤立在个体化的任务流里,每个人面对着各自的App,每个人独自承担着各自的效率压力。他们之间没有利益对抗——平台需要让劳动者原子化,不是让他们彼此敌对,而是让他们彼此隔绝。

最深刻的一层感知是自我指认的困难。

“你说我是美团的吗?我穿着他们的衣服。你说不是?我签的不是他们的合同。那你说我是谁家的?我是中联云服的。那中联云服给我什么了?就签了一张合同,一个月也不联系我一次。那你说我是中联云服的?我连他们公司在哪都不知道。”——杭州外卖骑手。

“你要我说我是谁,我真说不出来。我是平台的人?平台不认。我是外包公司的人?外包公司只收管理费。我是我自己的?我自己也没有公司。”——武汉同城配送员。

“他们总说我们是‘合作伙伴’。我就笑了。合作伙伴是可以坐下来商量事情的。你跟平台能商量什么?派单能商量吗?路线能商量吗?价格能商量吗?什么都不能商量。但你要说你是员工,人家合同里写了你不是。那你到底是个啥?”——北京外卖骑手。

这个“你到底是个啥”的追问,不是一个无聊的哲学问题。它是一个每天在下沉市场发生的现实困境。当一个人想要办信用卡,需要填写“工作单位”时,他填什么?当一个人租房,房东问“你在哪里上班”时,他怎么回答?当一个人发生了事故,交警问“你是不是在上班”时,他说是还是不是?“工作单位”和“上班”这些日常词汇被雇佣关系的历史锁定了内涵。一旦劳动的组织方式超出了雇佣关系,这些词汇就悬空了。

这不是他们没有答案。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对别人来说有意义的答案。张磊如果跟交警说“我在跑美团的单”,交警会追问“你是不是美团的员工”。如果他回答“不是”,交警会认定这不是工伤,而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员工”这两个字在那一刻决定了谁付医疗费、谁承担误工费、谁为他恢复期间的生计负责。而你究竟是员工还是不是,不是由你每天做了什么决定的,是由一份你当年没仔细看的合同决定的。就是这份合同,让交警不能帮你,让法院在帮你时犹豫,让政策制定者写了三年的指导意见仍然留下大片空白。

这就是身份悬置。它不是思想的困惑,而是劳动的社会形式与用来规范这一形式的法律范畴之间的系统性不匹配。劳动者用身体感知到了这种不匹配,但表达这种感知的语言还没被锻造出来。

三、当他们进入法律程序——身份悬置的制度化确认

劳动者在日常感知中的困惑,一旦进入正式的法律程序——劳动仲裁、法院诉讼——就会被翻译成一套全然不同的语言。这套语言生硬、技术化、充满令外行人望而生畏的概念,但它有一个根本特性:它命令每一个人都必须将自己嵌入既有的法律范畴之中。你不是“跑外卖的”,你必须选择——要么是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要么是民事关系中的“独立承包方”。没有第三个选项。

这就是劳动法教给每一个从业者的二元论世界图景。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德国法学家对雇佣合同和承揽合同的区分,在中国法上则凝结为劳社部发〔2005〕12号文的三个构成要件。我将在第二章详细追溯这套概念的历史。这里,我先展示身份悬置是怎样在制度层面被再次确认、甚至被强化的。

北京的判决

2023年,北京一位外卖骑手在工作过程中受伤致残。他向平台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申请,被驳回。他不服,起诉到法院。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骑手与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法院的核心论证是:平台通过算法对骑手的劳动全过程实施了持续的控制——派单由系统决定,路线由系统规划,送达时间由系统设定,超时由系统处罚。原告“在实际劳动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被告的指挥、管理和监督”,达到了人格从属性的标准。

平台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认定劳动关系不成立。二审法院的核心论证是:骑手与平台之间没有订立劳动合同,骑手的劳动报酬不是由平台支付的,而是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结算的,骑手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单。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不具备认定劳动关系所需的从属性特征”。

同一个骑手,同一份工作,同一套控制体系。一审法官看的是“平台怎么管他”,二审法官看的是“合同怎么写的”和“钱是从谁账上打的”。一审法官眼里,控制是最重要的;二审法官眼里,合同的签约主体和报酬的支付主体比实际的控制模式更值得信赖。两个判决都有道理,但它们的道理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结果就是这个骑手在两次审判中经历了截然相反的认定。他赢了又输了,不是因为他两次陈述了不同的事实,而是因为同一个事实在不同的法律分析框架中指向不同的结论。

上海的判决

几乎是同一时期,上海一位骑手起诉平台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上海法院的论证路径与北京又不同。上海法院特别重视一个因素:平台是否从骑手的劳动中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法院认为,平台通过收取消费者支付的配送费、商家支付的平台服务费等方式获得了直接收益,平台与骑手之间的利益关系构成了“经济上的依赖性”。骑手的全部收入来自平台,平台从骑手的劳动中获得了核心业务利润——这构成了经济从属性。基于这一判断,劳动关系成立。

这个判决的论证逻辑,与北京的二审判决几乎无法调和。北京二审强调的是合同形式和支付通道,上海强调的则是实质的经济依赖关系。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法律适用?劳动法学界内部对此有深刻的争论,但没有共识。这种分歧不是某一个法院“水平不够”,而是整个劳动关系认定体系在处理平台用工时,在范式层面产生了问题。

实际的困境

在仲裁机构和法院的日常运转中,这种范式层面的分裂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骑手在面对职业伤害时,案件的结果不是取决于他受伤有多重、平台对他的控制有多严,而是取决于他在哪个城市打的官司、他签的是什么样的合同、他的报酬是通过哪一个主体结算的,甚至取决于他的代理律师在众多可用的论证路径中选择强调哪一个、回避哪一个。

这对劳动者来说是一个残酷的认知负荷。他已经失去了对一个“老板”的可辨识的认知,现在他又发现,法律系统——那个应该帮他搞清楚他到底是谁的系统——对他的身份判定是随机的,或者比随机好不了多少。不是某个法官疏忽了,而是这个系统在被应用于这类案例时,在不同的法官之间、不同的法院之间产生着不一致的输出。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提高审判质量来解决的问题。这是当整个法律概念的底层架构与被裁判的社会现实之间发生了结构性不匹配时,不可避免的后果。

四、不只是法律:生存层面的三重不确定

法律身份认定的失效,不是一个停留在裁判文书中的学术争论。它向下渗透到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产生三重确定性的瓦解。

第一重:收入不确定。 劳动者无法规划自己的生活。在月薪制下,你知道你下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你可以做预算,你可以决定要不要在这个城市继续租这个房子。但平台的动态计件制意味着,你的收入取决于每一单的单价(它会浮动)、你能接到的单量(它不完全取决于你的努力)、以及你多大程度上能承受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连续工作。这三项加在一起,使月度收入在一个很大的区间内波动。

这不仅仅是“少挣了”,这对人的心理和家庭规划是一种持续的压力。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月会不会够交房租。如果有孩子在上学,学费在年中是固定的,但你的月收入从来不是固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是有代价的。它降低了劳动者的时间贴现率,让你无法做任何稍微长期的打算。你可以学一门手艺吗?时间上不允许,因为需要固定日程。你可以计划休息一个月吗?经济上不允许,因为休息就意味着零收入。

第二重:安全不确定。 张磊在望京摔倒,两周不能正常工作,没有任何机构承担他的误工费。在传统雇佣关系中,职业伤害由工伤保险制度覆盖——不论事故的责任在谁,受伤的劳动者有权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这套制度的原理是:你是在为我工作的时候受的伤,我来承担你在工作中承受的风险,因为是我组织了你的劳动,我决定了你劳动的节奏和环境。风险与指挥权是一致的。

在平台用工中,风险与指挥权不再一致。平台在指挥——系统给你派单,给你设定送达时间,你的速度压力来自于算法。但出了事之后,平台会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故。平台给你的那些时间压力——它轻描淡写地被称为“预计送达时间”,但对每一个骑手来说那就是一条死线——在事故发生后都不再被提及。工伤认定需要劳动关系的存在,而你已经从制度上被排除在劳动关系之外。你只能自己承担。

第三重:未来不确定。 在传统职业中,一个人即使在一个低技能的岗位上,也通常有一条能够被描述的职业轨迹——哪怕那个轨迹只是“在这个公司多干几年能涨一点工资”,或者“积累了经验能跳槽到好一点的公司”。但平台劳动没有这个维度。没有晋升。没有技能积累——送餐两年和送餐四年的区别是什么?对算法来说没有区别,你的等级只取决于近期的评分和单量,历史积累不产生任何保障。没有离职证明。你离开这个平台的时候,没有任何凭证能证明你在这里干过。你的这段人生,在官方记录里是一个空洞。

这三重不确定——收入不确定、安全不确定、未来不确定——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在劳动保护制度覆盖范围之外的新型生存状态。这不是贫困,不是失业,不是被解雇。这是被编织进一套实时运转的生产系统,但同时被排除在安全网之外。

五、悬置的社会化——当数百万人的身份成为一个结构性问题

在张磊、李红、王大勇的个人故事和三重不确定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图景。身份悬置不是个案,不是几万人的边缘现象。中国平台经济吸纳的劳动者数量,据不同口径估计,在数百万到上千万之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配送员、数据标注员、内容审核员、上门维修工、家政清洁工——他们已经构成中国城市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不是“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一种选择——有人选择了灵活的时间安排,放弃了稳定的雇佣保障。但在平台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并不是主动“选择”了任务型生产关系,而是面临一个事实:这些行业的劳动组织已经被任务型模式覆盖了。你想送外卖,没有哪个平台会跟你签劳动合同。你想开网约车,没有哪个平台会给你缴社保。这不是选项中的一种,而是唯一的选项。

这是人类劳动史上尚未被充分命名的一次事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几个巨型的服务行业完成了生产关系的全行业切换。数百万劳动者从前是雇员——也许是不正规的雇员,也许是社保欠缴的雇员,也许是从未签过劳动合同的雇员——但他们至少在法律概念上有一个被承认的“雇主”。现在他们没有了。

这不是“被解雇”。“被解雇”指的是一个雇员被从雇佣组织中移除。他们经历的更彻底:雇佣组织本身在这些岗位中消解了。未来的新进入者,根本就不会知道“被这座城市的出租车公司雇佣”是一种什么感觉。他们从一开始接入的就是平台,接受的就是任务,面对的就是评分。雇佣关系对他们来说不是“失去的东西”,而是“从未有过的东西”。

这就是“悬置的社会化”。身份悬置从个体的困惑变成一个群体的普遍处境,又从群体的普遍处境变成一种社会结构的常态化。你的侄子跟你说他在“跑平台”。你问他是哪个平台的,他说两个都在跑。你问他在哪上班,他说他没有“上班”,他就是上线。你问他有没有五险一金,他笑一笑。所有这些回答在对话中都显得自然——不需要解释,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这大概是怎么回事。一种新的劳动组织方式的社会合法性,就是在一种不需要解释的日常对话中被织就的。

但这种日常的“自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法律真空。有数百万人每天在从事有组织、受控制、创造利润的劳动,却无法在法律上指认谁是他们劳动的接收者,谁是控制他们的主体,谁应当为他们的职业伤害负责。他们处于一个民法与劳动法之间的狭长地带,在雇主的隐退与传统自雇状态的自担风险之外,由算法进行着无微不至的管理。

这就是我的概念要进入的现场。

六、问题的最后锻造——当劳动法面对“没有雇主面目的控制”

我在这一章中做的事情不是建构,是铺设。我把现象摊开,不是为了感动谁,而是为了接下来两百页的论证能够始终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参照点。当我说“从属性被拆散了”,你知道我是在说张磊——他穿着美团的衣服,但不是美团的员工。当我说“控制与风险分离”,你知道我是在说那辆停在小巷口的面包车——系统让他走那条路,但他倒下的时候,系统不是责任方。

身份悬置,从感知层面到法律层面,从法律层面到生存层面,从生存层面到社会结构层面,最终凝结为一个根本性的法理问题:当一种不被称为“雇佣”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实际控制上比雇佣关系还要精密,在责任承担上比市场交易还要疏离,劳动法应当怎么办?

现有劳动法的回答是:先判断这属不属于劳动关系。不属于?那劳动法不保护他。在第二章,我将回溯劳动法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这套以“从属性为核心的劳动关系认定体系”是怎样从19世纪的工厂变得可用的,它所预设的历史条件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那些条件是它可以持续有效的基础。在第三章,我将系统分析平台经济如何逐一消解了这些条件。在第四章,我将为这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命名。最后,在第三编,我将尝试走完最后一步:为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其中的劳动者,设计一个真正配得上他们处境的法律方案。

但首先,我需要回到两百年前,回到工厂的浓烟和机器的轰鸣声里,去看被我们当作天经地义的那些法律概念是被什么历史力量捏塑出来的。因为唯有知道一个概念是从哪块土壤长出来的,你才能理解它在另一块土壤里为什么活不下去。

第二章 雇佣关系的“前生”——为什么劳动法只保护一种人

一、问题的设定:为什么需要一场概念考古

在第一章里,我让数百万平台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开口说话。他们被编织进一套运转精密的生产系统,但当他们需要指认“谁是我的雇主”时,声音消失了。这套法律系统对他们说:你不是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所以劳动法的保护与你无关。

这个回答太轻巧了,轻巧到没有人追问:凭什么劳动法只保护“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这个问题不像它听起来那么天真。现代法律体系中有成千上万种法律关系——买卖、租赁、委托、承揽、合伙、居间、代理、信托——没有任何一种像劳动关系那样,在人和人之间建立起一套全面的、不可抛弃的保护性制度。甲方不必为乙方缴社保。委托人不必保障受托人的职业安全。发包人不必对承包人的工伤负责。唯独雇主,要对雇员承担这些。劳动法为什么创造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法律身份?

法学的标准回答是:因为劳动者“从属”于雇主。因为劳动合同不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换,而是一方将自己置于另一方的指挥权之下。这种从属性使劳动者在议价能力和风险承担上都处于弱势,所以法律需要介入,用强制性规范来恢复某种平衡。

这个回答在法律技术上是准确的,但在历史层面是不完整的。它没有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从属性这个概念本身,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被锻造出来的?为什么是德国法学家在1900年前后“发现”了它,而不是罗马法学家,不是中世纪的行会律师,不是明清中国的律学家?如果从属性真的是劳动的某种普遍特征,它怎么会等到工业革命一百多年后才被写进法律?

答案很简单:因为它不是普遍特征。它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刻,由特定的人,针对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方式,锻造出来的概念工具。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一部具体的历史。而概念的历史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历史的细节本身有趣,而是因为概念的历史揭示了概念的边界——它被制造出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预设了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成立。一旦这些条件消解,概念就失效。它不是在“失灵”,而是在它的边界之外被不适当地继续使用,如同在真空中使用温度计。

这就是概念考古的任务:追索雇佣关系这套法律工具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被制造出来的,从而看清它在今天为什么打滑。我的论证路径分为四步。首先,我将回到19世纪末的德国和之后的日本,系统梳理法学家和法官们是如何一层一层地组装出“从属性”这个概念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各有其独立的诞生时刻和独立的触发条件,它们从来不是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而是历史的拼装物。其次,我将追踪这套概念是如何被翻译、简化、吸收进中国劳动法的——2005年人社部12号文中的三个认定标准不是立法者的原创,而是德日概念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第三步,我将论证雇佣关系的法律形式不是凭空存在的,它依托于三个物质性前提——生产资料的集中、劳动过程的同步化、指挥与风险的合一——每一个前提对应着从属性的一个维度,每一个维度都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支撑。最后,我将给出历史视野中的判断:雇佣关系不是劳动的普遍形式,它是劳动的特定历史形式。当它的物质前提瓦解时,建基其上的法律概念体系就会系统性松动。这为第三章的分析——从属性如何在平台经济中被拆散——提供了全部的必要前提。

二、从属性是如何被“发现”的——德国劳动法的概念锻造史

  1. 民法典的难题:区分雇佣与承揽

1896年,德国民法典(BGB)颁布。这部被后世尊为“潘德克顿体系”典范的立法文本,在第611条和第631条分别规定了两种合同类型:雇佣合同(Dienstvertrag)和承揽合同(Werkvertrag)。

雇佣合同的标的是“劳务”——甲向乙承诺提供劳务,乙向甲承诺支付报酬。承揽合同的标的是“结果”——甲向乙承诺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乙向甲承诺支付报酬。在立法的蓝本中,这是一个清晰的区分:你雇一个女仆,是雇佣合同,因为她提供的是持续的服务;你找一个人为你制作一把椅子,是承揽合同,因为他交付的是一个确定的物。

但这个区分在工业生产的现实中立刻遇到了麻烦。一个工厂工人,他的工作是根据工头的指示每天完成一定量的生产操作。他提供的究竟是“劳务”还是“结果”?如果严格对照民法典的逻辑,他的劳动产生了具体的结果——他让一堆原材料在他手中变成了半成品。按照民法典的文字,这个工作安排本该被解释为承揽合同。但没有人真的这样主张。工厂工人每天都在工厂里,从早晨工作到傍晚,他不知道他的工作的技术细节,他只是在执行上级的指令。他的处境和一个独立的手工艺人完全不同。要把他解释为承揽人,在概念上无法自洽。

于是问题被提了出来:工厂工人区别于独立承揽人的核心特征是什么?民法典本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立法者已经隐约感到了问题的存在,在第611条和第631条之外留下了模糊地带。但这个模糊地带在法律实施之前就亟需被界定。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推动了工人保护立法的增长,产业工人的法律身份已经不仅仅是民事合同的问题,它涉及疾病保险、工伤赔偿、工厂检查制度的适用。确认一个工人受不受这些制度保护,首先需要确认他是不是“工人”——也就是,他是不是处在某种法律上可识别的从属关系之中。

  1. Lotmar与Sinzheimer:从属性理论的双重奠基

真正将这个问题理论化的,是两位法律学者。他们的工作不是象牙塔里的概念游戏,而是直接面对当时德国经济生活中愈发突出的一个难题:在工厂劳动关系和独立承揽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片巨大的灰色地带,里面挤满了家庭手工业者、外勤推销员、临时工人、码头装卸工。他们的法律身份是什么?

Philipp Lotmar(1850-1922)在1902年出版了《劳动契约》(Der Arbeitsvertrag)第一卷。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分析框架。Lotmar说,雇佣合同的核心不在于劳务与结果的形式区分,而在于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劳动者将自己置于用工者的指挥权之下,以用工者的意志决定劳动的具体方式和细节。他造了一个词:persönliche Abhängigkeit——人格的从属性。

“人格”这个词不是随口使用的。Lotmar刻意选择它,为了和财产关系中的从属相区分。债务人的财产从属于债权人的债权,但这不意味着债务人作为一个人从属于债权人。但在雇佣合同中,进入从属关系的不是劳动者的某一部分财产,而是劳动者本人——他的时间、他的身体、他的注意力、他的技能。他不能在为A工作时同时为B工作,他必须出现在A指定的地点,他必须按照A指示的方式劳动。

“这并非一份关于物的契约,而是一份关于人的契约。劳动者并不出售一件独立的劳动产品,而是出让一个特定时间段内对自己劳动力的处分权。”Lotmar的这句话,不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修辞,而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论证。如果劳动者的义务是“出让处分权”,那雇主的对价就不只是报酬,还隐含着一种保护义务——因为你接过了管理这个人的权柄,你就应当为他在这段时间内承受的风险负责。这个保护义务在1890年代的德国产业立法中已经有了雏形:俾斯麦时期的工伤社会保险,1871年的雇主责任法,都是顺着这条逻辑走的。

如果说Lotmar开辟了雇佣合同的人格基础,那么Hugo Sinzheimer(1875-1945)将这条线索推向了更远。Sinzheimer被称为“德国劳动法之父”的原因,不是他写了劳动法的教科书,而是他完成了一个根本性的范式转换:把劳动法从民法体系中独立出来。

Sinzheimer论证说,劳动合同不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一个工人走进工厂,签署一份合同的那一刻,并不是他真正意志的表达——他除了签署,别无选择,因为他不拥有生产工具。工厂主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使合同的形式平等在实质层面变成了一种权力关系。雇佣关系的本质不是一份合同,而是一种权力的组织结构——某人将自己的劳动力置于他人的组织性支配之下。

这一判断的法理后果是深远的。如果雇佣关系的本质是权力的服从,而不是契约的合意,那么就不可能用合同法的逻辑来保护工人。合同自由、意思自治——这些民法王冠上的明珠——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是保护弱者,而是保护强者。真正的保护必须来自独立于合同逻辑的强制性法律:最低工资、最长工时、解雇保护、集体谈判权、职业安全保障。所有这些后来被称为“劳动法公法化”的制度,都根植于Sinzheimer的这个核心洞见:劳动从属不是一种合同的约定,而是一种社会的处境。

3. 人格从属性的三重标准化

Lotmar和Sinzheimer确立了从属性作为劳动法基础范畴的理论地位。但在司法实践中,理论必须被操作化。法院需要一个能够被相对稳定地适用的认定标准。从1900年代到1970年代,德国劳动法院系统和学术界共同努力,将“人格从属性”这个抽象概念转化为三个相对具体的判断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时间从属(zeitliche Weisungsgebundenheit)。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是否由用工者决定?如果雇主有权要求劳动者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场所并持续提供劳动,这构成时间从属。一个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干活的独立手工艺人,不在此列。

第二个维度是空间从属(örtliche Weisungsgebundenheit)。劳动者的劳动地点是否由用工者指定?在工厂里,这几乎不言自明——机器在哪里,人就在哪里。但在外卖推销员、家庭代工等行业中,这个维度开始变得有问题。他们不总是在雇主的场所里工作,但他们工作的空间——路线、客户范围——仍然由雇主划定。

第三个维度是内容从属(fachliche Weisungsgebundenheit)——劳动者在具体劳动过程中多大程度上服从用工者的指示?这是三个人格从属维度中最重要的,也最敏感于用工方式的变化。工厂工人被工头指挥,这个标准完全适用。但那些具备高度专业技能的人——医生、律师、工程师——他们虽然在组织内部工作,但在专业判断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他们算不算具有人格从属性?德国劳动法的回答是一个微妙的区分:专业人员虽然在技术决策上有自治空间,但他们在组织框架内接受指令——在哪里工作、对哪些客户负责、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多少工作量——这些方面的服从已足以构成人格从属性。只不过程度较浅。

4. 经济从属性的诞生:一类奇怪的人

到了1920年代,德国劳动法院系统面对了一类新的难题。有一些人,人格从属性的标准在他们身上失灵了。家庭手工业者在自己家里工作,工作时间自己决定,工作环境自己布置,没有谁在他们劳动过程中一直盯着。按人格从属性的严格标准,他们更接近独立经营者。但法院和社会政策的制定者直觉地感受到,这些人在经济处境上和工厂工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不拥有生产工具(织机属于发包商),他们依赖于单一发包商的订单为生,他们的议价能力几乎为零。把他们排除在劳动法的保护之外,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产业立法的初衷。

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arbeitnehmerähnliche Personen——通常被译为“类雇员”或“近似劳动者的人”。类雇员在人格从属性的意义上不满足标准,但在经济上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认定这种经济从属性的标准有三个:第一,收入来源集中在单一或极少数委托人;第二,不拥有独立经营所需的实质性资本;第三,不存在与委托人同等谈判地位的独立商业身份。

类雇员制度的法理意义不容低估。它标志着从属性分析第一次裂变——人格从属和经济从属可以存在于不同的人身上。在此之前,从属性被设想为一个“全有或全无”的状态:你从属于某个人,或者你不从属于任何人。但家庭手工业者的处境表明,劳动可以被这么一种奇怪的方式组织——你在形式上具有独立性,在实质上却完全依赖。这为八十多年后分析平台用工中的经济依赖,预埋了一个沉睡的法律工具。

5. 组织从属性的日本谱系

组织从属性的提出,是三重从属性拼装史的最后一个板块。它发生在日本,时间是1970年代。

彼时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企业为了追求生产灵活性,开始大规模使用外包和多层转包。在最典型的案例中,一家大型制造业企业将某条生产线整体外包给一个小的承包公司。承包公司的工人每天在大企业的厂房里工作,使用大企业的机器,接受大企业工头的指挥。但他们的劳动合同是和承包公司签的,他们的工资是承包公司发的,他们的雇主在法律上是承包公司,不是大企业。

日本的劳动法学者面对这个现象时,感到一种不安。人格从属性的标准和德国的近似——日本劳动基准法第9条定义“劳动者”为“无论其职业种类为何,在事业或事务所里被使用并且被支付工资者”。大企业的厂房和机器隶属于大企业的事业,承包公司的工人在人格上服从大企业工头的指挥。他们在直觉上是这个企业的劳动者。可是合同关系把他们隔开了。

于是日本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发展出了组织从属性理论。它的核心命题是:从属性不仅表现为对特定个人的指挥服从,也表现为被编入他人的组织体系之中。如果你在一个组织的物理空间内劳动,使用组织的生产工具,遵守组织的运营规则,被纳入组织的生产流程,那么你就在组织上从属于这个企业——不管你的合同是跟谁签的,也不管你形式上是不是独立承包商。你被“嵌入”进了组织。

日本最高法院在若干判例中采纳了这一理论。一个经典的场景是:一个外包工人受伤,起诉发包企业要求工伤赔偿。法院查明,该工人每天在企业厂房工作,接受企业基层管理人员的日常指挥,使用企业的设备和原料,虽然他的工资是由承包公司支付的,但他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他的具体工作任务、他在生产线上的角色、他与上下工序的关系——都是由发包企业决定的。法院据此认定劳动关系存在于工人和发包企业之间。

组织从属性理论为从属性这个概念池注入了第三个来源。至此,三重从属性全部就位:人格从属性被划定为时间、空间、内容上的指挥服从;经济从属性被表达为收入依赖和经营独立性缺失;组织从属性被刻画为为他人组织体系所吸纳。

这三个标准,各有独立的产生时刻、独立的触发条件和独立的理论谱系。人格从属性在20世纪初的德国成型,回应的是工厂工人保护的制度需求。经济从属性在1920年代的德国诞生,回应的是家庭代工者的困境。组织从属性在1970年代的日本被提出,回应的是多层次外包下真实用工关系的指认难题。三重从属性从来就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三个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劳动者群体,被不同国家的法律人分别创造出来的。只是因为它们关注的终究是同一个问题——一个人何时有权要求另一个为他承担风险——它们才在后世的法学教科书中被排列在一起,像一个完整的体系。

但它是被拼装起来的。这个事实在理论层面是蕴藏能量的。拼装起来的东西可以被拆散。如果三块板中少了一块,剩下的两块还能不能支撑这个结构?如果三个维度指向了不同的对象——控制你的人、给你钱的人、把你纳入组织的人分别是三方——那三重从属性还适用吗?一百多年前锻造这个概念工具的人,从未设想过这种情况。他们造这个工具的时候,默认了一块板——工厂主集控制者、付酬者、组织者于一身。他们不是不谨慎。他们不可能料到那块板会碎。

三、“舶来品”的本土化——从属性范畴进入中国

1. 1994年劳动法与2005年12号文:移植与简化

当中国在1994年颁布第一部《劳动法》时,从属性理论的德国谱系和日本谱系还没有被系统地引入中国学术界。1994年劳动法第16条简单地规定了“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对什么是劳动关系、如何区分劳动关系与其他民事关系,立法者保持了沉默。

这个沉默很快成为劳动法实施中的最大黑洞。19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大量使用临时工、季节工、协议工,私营经济快速发展,没有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劳动纠纷大量涌入劳动仲裁机构。仲裁员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不是“用人单位有没有违法”,而是“这是不是劳动关系”。

2005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这份文件在中国劳动法史上地位特殊——它实际上充当了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这个法律缺失了近11年的通用检验规则。文件第一条列出了三个要件: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这三个要件的来源并不神秘。第一个要件是行为能力审查,处理的是“谁可以成为劳动关系主体”的资格问题。第二个要件——规章制度适用与管理从属——是德国法上人格从属性的人格化翻版:“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所描述的,正是一个人被另一个实体指挥其劳动过程的状态。第三个要件——“业务组成部分”——是德国法和日本法上经济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的中国化阐述:如果你的劳动进入对方的主营业务并成为它运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就不是在做自主经营的外部采购,而是在为他人组织的一部分。

12号文以不到一百个字,将德国和日本用一百年构造出来的三层理论压缩进了一个便携式公式。这个压缩产生的实用性是巨大的——它让任何一个仲裁员都能拿着一张纸上的三条标准去衡量一个劳务纠纷。但这个压缩也付出了理论代价。它将三重从属性的内部张力抹平了。人格从属、经济从属、组织从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并列的,累积的,还是择一的——12号文没有说。在实践中,这个问题被一个极为朴素的直觉覆盖了。

2. 裁判者眼中的“老板”

这个直觉是一个词:老板。你听谁的话,谁就是你老板。如果有人在日常工作中指挥你、监督你、决定你能不干还是不能干,他就和你有劳动关系。

这个以“控制”为核心的一元直觉,主导了中国劳动司法从2005年至今的大量判决。当证据表明劳动者在人格层面受到了实质管控时,法官和仲裁员倾向于确认劳动关系。当控制的事实不清晰时——合同形式比较合规、管理工作外包给了第三方、劳动者有较大行动自由——法官就倾向于否定。

这种直觉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作得不错。工厂有工头,办公室有部门经理,管理命令和报酬支付来自同一个银行账户。你可以用日常语言说“我在给张总打工”。但到了平台用工的语境里,这个直觉产生了我在第一章结尾处指出的那种沉默。算法在管你,但算法不是老板。你的报酬来自平台用户的支付款,平台是“代收代付”。你和平台的合同里字斟句酌地写着你是“合作伙伴”。控制是存在的,但执行控制的主体被去人格化了。法官把手伸进这个复杂的口袋里摸,他抓到了碎片——有控制的痕迹——但他摸不到一个完整的“老板”。

我写到这里必须澄清一点:不是法官不聪明。法官在用自己的职业经验去映射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他们的概念工具箱里,每一件工具上都刻着“雇佣关系”的标识。他们在用力,但螺丝刀拧不进根本没有十字口的螺丝。这是工具与对象之间的系统错位。要理解这种错位为什么是系统性的,不能停留在法条层面。需要往下走一层。

四、雇佣关系的物质前提——从属性为什么曾经成立

从属性不能自己悬浮在空中。它不是一个周延的概念自我运动,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被稳定地观察到的社会关系模式。三重从属性——人格的、经济的、组织的——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的工厂中被牢靠地认定,是因为它们分别得到了一个物质条件的支撑。这三层从属性与三个物质前提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离开这些前提,从属性就失去了它在法律框架中的操作可靠性。

1. 生产资料的集中——经济从属性的物质前提

在制造业工厂时代,这是一个无需论证的事实:机器、厂房、工具、生产原料全部集中在企业主手中。工人走进工厂,他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什么都不带。他不拥有纺织机,不拥有锻压机,不拥有用于架设流水线的资产。这些资本品的集中垄断,使工人从根本上无法独立完成生产。他们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拥有生产工具的人,才能完成劳动,从而获得报酬。

这种对生产工具的结构性不拥有,是经济从属性概念的物质前提。为什么工人依赖雇主?不是因为他性格软弱,不是因为他没有商业头脑,不是因为他不善理财。是因为他不被允许走进车间把纺织机扛回家。生产资料在法律上属于他人。在任何一种以私有权为基础的法律秩序中,这都是经济从属的根本来源。

这一前提在工业经济中相当稳固,所以法律体系对它没有太多讨论——它被作为背景接受。但当生产工具开始微型化、个人化、可移动化时,这个前提就开始动摇。当一个外卖骑手的电动车是他自己的,手机是他自己的,头盔是他自己的,数据流量是他自己买的——“生产资料”这一概念的边界就在法律的雷达之外悄悄游移了。

2. 劳动过程的同步化——人格从属性的物质前提

工厂生产的第二个物质特征是同步化。一群人要在同一个空间同时工作,纺纱、织布、装配、包装——各道工序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互相咬合。同步化的内在要求是协作,协作的内在要求是秩序。必须有人决定今天开机的时间、流水线的速度、各岗位的人员配置、工人的排班。这就是“指挥权”的物质起源。雇主之所以能够对工人如何劳动发出指令,不是因为法律授予了他一种叫作“管理权”的抽象东西,而是因为同步化协作在技术上需要一个协调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协作的时候说过,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都或多或少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一个乐队需要一个指挥。一个乐队指挥手中的权杖变成了工厂主手中的管理工具,这个工具后来被法律用“人格从属性”范畴表述出来。

如果劳动的同步化被消解——如果劳动不再是同时、同地、同节奏地进行,如果每个劳动者可以独立地接取任务并在被分配的时间窗口内完成——协调就不再需要一个有面孔的权力中心。它可以被算法提前规划好,写入物流系统的优化路径,在毫秒级的云端计算中完成。这时,人格从属性的物质载体就消失了。控制还在——在数学模型的参数里——但发出控制指令的节点不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人格”。

3. 指挥与风险的合一——雇主责任的道德与法律逻辑

在近代工业的工伤赔偿制度演变史中,最核心的归责原则只有一条:谁指挥,谁担风险。这个原则根植于英美侵权法的主仆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也根植于欧陆侵权法的“为他人行为负责”(responsabilité du fait d’autrui)。1871年德国《帝国责任法》要求矿山、采石场、工厂的雇主对工人因工作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1897年英国《劳工赔偿法》规定某些危险行业的雇主对工人的工伤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

为什么是指挥者承担?因为指挥者决定了工作的节奏、环境、工具和风险暴露程度。采矿公司的工程师决定在哪个方向掘进,铁路公司的调度员决定列车什么时候出发,建筑工地的工头决定脚手架怎么搭。他们的指挥创造了风险。当这种风险变现为工人的伤亡时,只有让指挥者承担损失,才能激励指挥者谨慎安排工作,也才能让遭受损失的工人不必在贫困中自生自灭。

反过来,当指挥与风险承担被设计性地分离——当决定劳动节奏的是平台的算法,而承担事故损失的是劳动者自己,或者劳动者自己每天花几毛钱购买的那份赔付限额极低的意外险——事故风险就从生产组织的控制成本变成了劳动者的私人风险。这种分离不是疏忽造成的,而是被刻意构造的。这正是第三章要详细分析的问题。在这里,我只指出这个分离在法理上的意义:它违背了工业时代法律体系中归责原则的深层理性。

4. 工厂主的统一身份——为什么从属性需要一个“点”来汇集

三个物质前提——集中、同步化、指挥合一——共同产生了一个在当代看来极其简单但在当时独一无二的法律后果: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劳动节奏的指挥者、风险后果的承担者,是同一个人。他拥有一张清晰的脸。工人可以指着他说“这是我的老板”。

这使从属性分析有个安全的预设。它不必在意三重从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它们在现实中总是汇于一人。控制你的是他。付钱给你的最终来源是他。让你在他的厂房里干活、成为他生产的一环的也是他。三个维度在同一个法律实体上重叠。从属性不是被“同时成立”的——它是被同一个物质结构同时制造出来的。

这个预设的丢失——当控制你的人、付钱给你的人、把你纳入生产体系的人不再是同一个人时——不是在从属性理论原有的分析框架内可以解决的。那不是“证成困难”的瑕疵问题。那是测量工具的地基被抽走了。

五、雇佣关系的历史性——它不是必然,它是偶然的产物

以上四步的论证,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个结论在劳动法学的通说里并不常见,但它逻辑上不可回避:雇佣关系不是劳动的普遍形式,它是劳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组织形式。

雇佣关系之所以成为19世纪末以来全世界劳动法体系的基石,不是因为它符合某种永恒的自然法,不是因为它是“人的尊严”的唯一载体,不是因为它是神意或理性的必然。是因为在工业革命的特定技术条件和产权结构下,那是最有效率的劳动组织方式。当时的技术要求生产资料集中,资本投入巨大,工厂的壁垒不可逾越。当时的协作需要同步化,无法远程协同。当时的控制需要面对面的管理行为。所有这些加起来,筑成了雇佣关系的物质基础,法律则在这个基础上修建了制度的房屋。

罗马法不知道雇佣是生产的基本关系。在古罗马,大部分生产活动是由奴隶和被释奴完成的,没有“工人”和“雇主”的法律范畴。中世纪的工匠师傅虽然雇有帮工和学徒,但行会等级制度使帮工的法律地位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者完全不同。中国的明清律例同样没有劳动法。雇佣关系作为一种普适的法律范式,从手工业的零散实践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与工业革命一同发生的。

把这个判断印在脑子里,平台经济的图景就清楚了。它不是什么破例。它是另一个历史变动期——数字技术、移动终端、物流网络——正在消解那些一度使得雇佣成为唯一可欲选项的物质条件。生产资料的集中不再是绝对必要的——个人可以拥有进入生产所需的轻资产。协作的同步化不再是不可替代的——任务可以被离散化,在时间和空间中非线性地分布。指挥与风险的合一不再被视为合法的唯一安排——法律上的新自由主义者想方设法要把二者拆开。这三个转向同时发生,三重从属性的物质基础就被系统地瓦解了。

这不是劳动法的敌人做了一个邪恶的计划。是历史走到了这一步。是那些我们已经默认为“正常”的制度构件,正在被现实从根上撬松。在第三章里,我将一一对照、逐一拆解:平台的合同架构怎样在人格从属中制造出“有人无主”的裂缝;技术系统和经济激励怎样在经济从属层面让依赖继续而保护抽离;组织架构和品牌策略怎样让劳动者属于却又不是组织的一部分。这一章的末节是过渡,下一章的开篇是解剖。

第三章 拆散——平台用工如何瓦解雇佣关系的物质前提

平台用工的合同架构与技术架构

在进入从属性的三个维度之前,我必须先解剖劳动关系是被拆散的基础设施。平台用工不是一种“没有合同”的关系。恰恰相反,它是合同堆叠出来的——层层嵌套,严丝合缝,每一层的条款都经过了精心的法务设计。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本身被设计成:控制归控制,责任归责任。二者各走各的路,在法律文本上永远不碰面。

合同架构的三层主体

一个典型的外卖平台用工场景,涉及至少三个法律主体。

第一层是平台企业。在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中,它通常被定义为“网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公司。它运营App,开发算法,制定计价规则,向商家提供信息展示和订单管理工具,向消费者提供下单和支付的入口。它不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它甚至不与骑手签任何直接的民事合同。在相当数量的案例中,平台的法律立场是:我们只是一个“信息服务平台”,我们只做撮合,不直接参与配送服务。

第二层是劳务公司或配送服务商——行业内称之为“站点”或“外包商”。它们与平台签订《配送服务合作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劳务公司承诺“自行招募、培训、管理配送人员”,并“自行承担配送过程中产生的一切风险和法律责任”。这些劳务公司有大有小,有的是全国连锁的人力资源企业,有的是在某个城市注册的只雇了几个人的小公司。它们和骑手之间签订各式各样的合同——有的签劳动合同,有的签劳务合同,有的签《合作协议》或《承揽协议》。

第三层是劳动者——也就是骑手本人。他的日常体验与这两份合同之间存在着一道他无法逾越的鸿沟。合同上说,他是劳务公司的员工或合作者。合同上说,他的报酬由劳务公司发放。合同上说,他的作业由劳务公司管理。但在现实中,他从未见过可以代表劳务公司行使管理权的人。他的App是平台开发的,他的任务是由平台的系统派发的,他的路线是由平台的算法规划的,他的服务标准是由平台的规则设定的,他的评分是由平台的消费者评价系统计算的。劳务公司在整个日常管理链条中,只扮演了两个角色:签合同和发工资。

这三层结构产生了一个在传统雇佣关系中从未出现过的法律图景:控制者不签约,签约者不控制。平台拥有最完善的控制能力——它能看到骑手的实时位置、记录每一单的配送时间、对超时行为进行处罚——但它通过一纸《配送服务合作协议》,将“雇主”的法律身份转让给了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在法律上应该承担雇主的一切义务——管理、酬劳支付、职业安全、工伤责任——但它在事实上不具备,也从未打算具备对骑手的日常管理能力。它行使的唯一职能是:在出事后,成为法律上的被告。

这不是商业实践,不是偶然钻空子,而是在法务专家、讼律师和商业战略家共同参与下,经过若干年反复调试形成的成熟的架构设计。这个设计的法律逻辑简洁而冷酷:劳动法要求从属性汇聚于一个雇主,那么商业设计就把从属性的各个要素打散,分配给不同的主体。控制能力属于平台,合同关系属于劳务公司。你要找雇主,你可以去找劳务公司,但这不关我们平台的事。我们的系统只是给你提供信息。

技术架构的隐蔽化

如果说合同架构解决的是一旦发生纠纷、谁来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那么技术架构解决的则是日常劳动过程怎样被运作得服服帖帖的问题。

平台的技术系统——派单App、实时GPS追踪、送达时间预估模型、历史数据评分系统——不是中立的工具。它是一种控制装置。而它与传统管理工具的区别在于:它不仅是控制,它还隐匿控制。

传统雇主的管理行为是人际行为。工头站在车间里,他的身影本身就是权力的可见表征。他喊张三去那边、让李四加快速度——这些行为都是可以被指认、可以被记录、可以被作为证据提交仲裁庭的。但算法不是工头。算法不说话,不出现,不在现场。它只是一系列数学规则,被嵌入一个你每天握在手里的App里。App提示你“新订单,请尽快送达”——这不是一句命令,在技术上它被定义为“系统推送”。订单的倒计时在屏幕上跳动,那是“预估”,不是“要求”。你的路线偏离了系统推荐路径,后台产生了一条异常记录——但这个被记录的事实你并不知道。你知道的是,月末你的评分降了一点点,而你无法解释。

这就是技术架构隐蔽性的核心所在:控制从人际语言转向了系统语言,而系统语言在法律上不被承认为“管理行为”。指令不再以祈使句的方式出现——不是“去这个餐厅取餐”,而是订单信息被推送给你;不是“快一点”,而是倒计时在跑;不是“你不按我说的做就会受到惩罚”,而是你的评分默默地下降,你的接单权限在某一天被静默地降级。所有这些控制效果都存在,而且比人类管理者的控制更严密——算法不会累,不会忘记,不会有情绪波动,不会因为和你认识就给你通融——但它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无法被归类为“指挥”。

为什么无法?因为劳动法上的“指挥”预设了一个指挥者——一个人,或者一个由人组成的机构。你能在法庭上指出“就是他每天命令我”,你能提供证人证言、录音、短信记录。但你能在法庭上指出一段代码吗?你能传唤一个数学函数出庭作证吗?当控制被数字化,其发出者不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它运作得极其有力,但在制度上不可追责。控制者隐身在算法的黑箱里,而算法的创造者——平台——则坚持说:算法只是技术工具,它本身不行使管理权,只有劳务公司的站长们在行使管理权。

实际操作中,站长们什么权力都没有。他们可以口头提醒骑手注意安全,但他们没有权力修改算法做出的派单决定,没有权力消除系统记录下的超时标记,没有权力为一个被系统降级的骑手恢复权限。站长的存在不是用来管理骑手的,是用来在出事后提供一个法律上的“管理者”——一个可以被召唤到仲裁庭上的人证,一个可以在合同中被写为“管理责任主体”的实体。他是一件法律防护服,不是为了御寒,而是为了让平台不被劳动关系穿透。

为什么法律允许这种裂缝存在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安排有多么精巧。精巧不是法律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劳动法的认定体系无法穿过这些安排。

答案是:劳动法上的“控制”概念,从来都是人际的。德国法上的人格从属性,在操作中被解为时间、空间、内容三个维度的指挥服从。这些标准无一例外地预设了一个可见的指挥者。时间从属意味着“他决定我几点上班”,空间从属意味着“他指定我在哪里工作”,内容从属意味着“他告诉我怎么做”。这里的“他”必须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法人组织中可以被追溯到自然人的岗位。技术系统不符合这个描述。

系统推送订单——这是指挥吗?平台的法务会说:不是,这是信息撮合。我们的系统根据骑手的位置和订单的位置进行匹配,向骑手推送可供选择的订单。我们没有“指令”他,只是“告知”他有一个商业机会。骑手有充分的自由决定接还是不接。虽然我们知道,在满单奖励递减的设计下,连续拒绝会导致收入断崖式下降;在派单率与评分挂钩的规则下,长期拒单会被系统标记为“活跃度不足”从而失去优质订单。但这些都不在法律上构成“指令”。它们在效果上和指令完全相同,但在法律上被定义为“用户协议条款”和“系统推荐算法”。

系统设定送达时间——这是指挥吗?平台说:这是预估时间,是根据历史数据和当前路况做出的算法预测。我们不是在指挥你“必须在这个时间到达”,我们只是告知消费者和骑手一个预估的参考时间。但与此同时,超出预估时间的订单被标记为“超时”,超时影响评分,评分影响派单优先级,严重超时触发罚款。客观效果上,预估时间就是送达截止时间,每一个骑手都知道这一点。但在法律论证上,它始终被表述为“信息展示”而非“管理要求”。

这就是平台规避劳动法的核心法律策略,它可以被概括为:将指令伪装成信息,将处罚伪装成系统规则。什么是指令?指令是甲对乙发出的行为要求,它包含了“如果你不执行,我将施加不利后果”的意志。什么是信息?信息是系统展示给用户的参考数据,它不包含意志。什么是处罚?处罚是管理者针对特定个体的违规行为做出的不利处分。什么是系统规则?系统规则是事先设定、统一适用、由算法自动执行的程序——它不针对个人,不是“处罚”,是“系统账户状态调整”。

这条法律策略的执行,依赖一个语言转换:所有传统上被识别为“管理”的行为,都被重新定义为“技术服务”。派单不是管理,是“智能匹配”。导航不是管理,是“路线优化”。评分不是管理,是“用户体验反馈”。罚款不是管理,是“基于服务协议的违约金计算”。当所有这些行为都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劳动法的词汇库就失效了。你在劳动法的文本里找不到“智能匹配”的规范,找不到“路线优化”的规制,找不到“用户体验反馈”的认定标准。你用旧的词典去查新的词,你当然查不出来。

这不是立法者的疏忽。没有人在1994年讨论《劳动法》时能够想到,有朝一日管理的每一道指令都可以被分解成一行不具人格的代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可以被一种“用户——App”的交互关系所取代。立法者没有为这种情形设计规则,不是因为他们不敬业,而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历史时点不可能遇见它。而平台的缔造者和他们的律师们在过去十年间把这种不可能遇见的事变成了一种成熟而高效的商业实践。

一、人格从属性的断裂:“有人无主”

在明确了平台用工的合同架构和技术架构之后,人格从属性的处境就变得清晰了。传统雇佣关系中,人格从属性在时间、空间、内容三个维度上都指向同一个法律主体:你的工头。但在平台用工中,这三个维度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功能保留——控制还在——但控制主体的法律地位被彻底改变了。这就是我所说的“有人无主”。控制的全过程客观存在,但控制者在法律上隐退。

算法控制的具体形态

当人们说“算法在管理”的时候,他们通常没有深入这句话的内部。算法不是一个模糊的整体。它是一组具体的功能模块,每一个模块都对应着传统管理中某个特定的管理行为。

订单的分配算法取代了传统管理中的“派活”。在工厂里,班组长根据当天的生产任务和工人的在岗情况,把具体的工作任务分配给具体的个人。在平台上,系统根据骑手实时位置、方向、历史速度、当前负载量、餐厅出餐速度和消费者位置,在毫秒内计算出最优分配方案并推送到骑手的App。这个算法的输入变量之丰富、计算速度之快、优化目标之精确,远远超过人类管理者的分配能力。但它与传统分配职能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它决定哪个劳动者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

路线规划算法取代了传统管理中的“方法指示”。一个工厂的工头会告诉工人:你先做这道工序,做完之后做下一道。配送系统同样如此。系统不仅给你派单,还告诉你取餐路线的最优顺序——如果你同时接到三个订单,系统会排好取送的先后,规划出总里程最短、总耗时最少的路径。你没有必要思考路线——或者说,你已经失去了思考路线的自由。偏离系统路线会被系统记录为异常,在某些平台的规则中会导致延迟赔付的失效。

送达时间算法取代了传统管理中的“劳动定额”。工厂的定额员规定了每个产品应该在多长时间里完工。平台的时间预估模型完成了完全相同的功能,只是它的定额是动态的、单次的、靠机器学习不断迭代的。它根据实时交通数据、天气状况、历史配送记录生成一个精确到分钟级的时间窗口。这个窗口的数字不叫“标准工时”,而叫“预计送达时间”。每一个骑手都清楚,这就是他要完成每一单的时限。

实时监控系统取代了传统管理中的“监督”。车间里的工头会来回巡视,看谁在偷懒、谁在违规操作。平台的技术系统完成同样的监控功能,但比工头更有效率——它从不眨眼。GPS追踪骑手的实时位置,运动传感器感知骑手的移动速度,订单状态日志记录每一次操作的精确时间——接单、到店、取餐、送达。任何异常的停留、绕道、速度变化都被系统捕获。骑手不需要被告知“我在盯着你”。他被持续记录。这个记录的无处不在产生了比工头的凝视更大的行为约束力。

所有这些控制形态,在德国法中人格从属性的三个子维度上都能找到对应。时间从属——不是你决定什么时候送,而是系统决定订单的紧急性、惩罚超时。空间从属——不是你决定走哪条路,而是路线被规划、偏离被记录。内容从属——不是你决定怎么完成配送,而是从取餐、路线到与消费者的互动话术,所有环节都在平台的标准操作程序之内。如果只从控制的实质效果来看,平台对骑手的控制程度不低于工厂对工人的控制程度。甚至更高。传感器比工头看更细,日志比人工记录更精确,算法比人的指令更全面。

但这里出现了裂痕。控制行为的存在和它的法律后果之间,被合同架构和技术架构的法律设计所割裂。平台说:这些控制行为不是“管理”,它们是技术系统的自动化功能。没有人命令骑手接单——系统推荐,骑手选择。没有人命令骑手走某条路——系统建议,骑手参考。没有人命令骑手在规定时间到达——系统预估,骑手了解。法律上的一切都被表述为“自主选择”和“信息参考”。

规则与指令的分离

这是一个需要被解剖的区分。平台的法务设计在规则与指令之间划了一条在法律上不容小觑的线。

规则是面向所有接单主体的一揽子协议条款,例如:骑手应当在取餐后及时送达,送达时间超过预估时间一定比例构成超时,超时将影响配送评分;骑手应当维护统一的品牌形象,送餐时穿着平台工服。指令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发出的个别性、具体性的行为要求,例如:张三,你去这个餐厅取第X号订单;你去送到这个地址;你走这条路。

平台说:我们做的仅仅是设定规则。我们没有发出指令。系统推送的订单不是指令,而是我们依照服务协议向接入平台的独立配送方提供的商业机会信息。系统规制的路线也不是指令,而是信息服务。我们对骑手的管理仅停留在规则层面——设定标准和规范,骑手自行决定是否接受。

这个论证在法律上有一个致命的漏洞,但那个漏洞必须被明确指出,而不是被掩盖在技术语言的迷雾里。漏洞在于:规则对单个骑手来说就是指令。

在传统劳动关系中,一条规则可以被申诉、被协商、被集体谈判所修正。工人可以跟工头说,这条规则不合理。工人可以通过工会要求调整。工人至少能够要求规则的执行有基本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但在平台用工中,规则不可协商。你不可能和一个系统讨论规则是否合理。规则被程序化地嵌入App的底层代码,你只能用“接单”或“不接单”这两个行为来回应。而“不接单”的后果是系统性的——你失去的不是一次任务机会,而是评分下降带来的优质订单损失、接单频率下降、乃至最终被系统边缘化。

平台设置的规则,在单个劳动者面前的运作机制和一个指令没有区别。它不能讨价还价,不能选择性遵守——你只有服从或者承担损失。一个工人面对不可协商、以惩罚性后果为后盾的行为规范时,他和那个规范的制定者之间,已经产生了意志支配与意志服从的关系。而这就是人格从属性的核心定义。

但现行劳动法并不看到这一步。法律只看到规则与指令的形式区分。因为一百年前的德国法学家们在界定从属性时,默认意志支配只会通过“指令”的形式出现。他们不可能预见到规则可以替代指令——一个人不需要被单独命令,因为他所面对的系统已经把“命令”去人际化、去具体化、去场景化,变成了不可见的手。劳动法的概念工具箱里没有为“系统化的指令”准备入口。

控制者的不可指认:举证责任的坍塌

人格从属性的断裂不仅体现为控制与指令的形式争议。在最关键的那一环——劳动仲裁和诉讼的举证程序上——这个断裂具有致命的后果。

劳动关系的认定过程,本质上是劳动者举证的过程。劳动者需要拿出证据,说明“我有一个人格从属性的对象”——我有老板。在传统用工中,这项举证负担虽不轻松,但起码有一个明确的指向。你的工资是谁发的。谁每天安排你的工作。谁的名字写在规章制度上。谁在你出错时给你记过。这些行为的实施者具有名称、电话、办公地点和可以传唤到庭的自然人身份。

平台用工彻底颠覆了这一举证结构。在形式上,骑手签约的劳务公司天然地占据了“雇主”的法定位置。但骑手无法举证劳务公司对他进行了实际的管理——因为他和劳务公司之间,除了一份合同和每月的工资转账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日常交互。他没有被劳务公司指挥过,没有被劳务公司监督过,没有在劳务公司的场所工作过,甚至不知道劳务公司的经理是谁、办公室在哪里。劳务公司也不主动联系他——没有例会、没有工作安排、没有绩效面谈。劳务公司在法律上符合雇主的一切形式要件,在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雇主的行为。它是一个拥有法律身份却放弃实际管理功能的特殊实体。

反过来,骑手每天被指挥、被监督、被评估的施加者——平台——与他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平台的法律立场是:你不是我的员工,我和你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我只是给你——或更准确地说,给你的劳务公司——提供了技术服务。骑手试图举证平台对他实施了管理:截屏App的派单界面,截屏路线规划的导航页面,截屏超时罚款的通知,截屏评分变化的记录。这些证据无疑指向平台——App是平台的,算法是平台的,规则是平台的,评分系统是平台的。但平台会辩护:这些都是技术功能,不是管理行为。路线规划是GPS导航功能,被普遍应用于所有地图App,不能等同于管理。

这里出现了举证责任的结构性坍塌。不是因为证据不足。恰恰相反,日常操作中留下的数字痕迹比传统用工更加海量,每一单每一秒都有日志记录。问题在于,平台用工所实施的“控制”,没有被现行证据规则纳入“可被证明的管理行为”这个范畴。骑手的证据只能证明一种在功能上与指挥完全相同但在法律命名上与指挥完全分离的系统行为。这种证据进入现行法律程序时,就像把一把正确的钥匙插进锁孔,却怎么转不开——钥匙的规格是对的,但锁被换了。

这就是人格从属性在平台用工中的命运。控制被保留了,从密度的角度来看甚至更高。但它不再来自一个可以在法律上被确认为管理者的实体,它以非人际的形式运行。算法执行了管理的全部实质功能,但算法没有法律人格。它创造了一个劳动法认识论上的死角:控制者客观存在,但不能被法律语言以符合现有表述的方式来指认。“有人无主”——有控制的全部行为,没有承担雇主责任的主体。人格从属性的认定标准,不是被否定了,是被打在了空处。一套用来确认“谁在管你”的法律技术,在“算法在管你”这个现象面前,无法给出一个有法律效力的回答。

二、经济从属性的断裂:“有依赖无保护”

在传统的劳动法学中,经济从属性被定义为劳动者对雇主的经济依赖:劳动者以劳动报酬为主要生活来源,劳动者不拥有独立经营所需的生产资料,劳动者在对方的经营体系中劳动而不是独立开展自己的事业。当这三项指标被同时满足时,法律认定劳动者在经济上从属于那个提供报酬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两个独立商人之间的交易,而是一个靠出卖劳动力取酬的人和一个提供工作机会的人之间的依赖关系。

这一组指标在平台用工中没有完全消失。依赖感是真实的,而且很沉重。但它不再指向一个可以被追责的实体。就像人格从属性一样,经济从属性被保留在事实层面,失效于法律层面。我称之为“有依赖无保护”。

被设计出来的经济依赖

先说依赖为什么是真实的。

在公开的表述中,平台用工的劳动者常常被描述为“灵活、自主、可以随时进出”。他们“想跑就跑”、“不想跑就下线”。这种叙事暗示劳动者拥有替代性收入来源——平台只是一项兼职,一种临时性选择。这个叙事在平台诞生的最初那几年,也许有少量的经验对应。它现在已经完全失效了。

绝大多数全职外卖骑手的核心事实是:他们的收入来自一个平台——美团或者饿了么;他们的劳动对象全部来自这个平台;他们的时间结构完全围绕这个平台运转。这不需要雇佣关系来制造。平台用一套经济的机制就可以做到。

满单奖励是第一个机制。每天完成15单有额外的收入,完成25单有更高的奖励。这个门槛被精心设定在需要一个人在线工作8-10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水平。低于门槛,你基本拿不到任何激励。高于门槛,你的边际收入变高。劳动者被这个结构推着跑全天,也嵌入这个平台的任务流。时间被这个机制占满之后,他当然不可能去为另一个平台劳动——他不是不想,而是体力不允许。

连续登录奖励是第二个机制。连续七天出勤,有额外奖励。这个机制直接抑制了多平台接单的冲动。如果你今天跑A平台,明天跑B平台,你就无法满足任何一个平台的连续出勤标准,你的总收入会下降。在不算计的情况下,劳动者被数学激励锁定在单一平台。不是法律排他条款让他不能走,是经济回报结构让他不想走。

区域补贴是第三个机制。系统在特定时段向特定区域的骑手提供溢价——热区补贴。这种补贴是由算法动态定价的,它的有效时间可能只有几分钟。当这单溢价出现时,你必须在场。你不是“自由地”选择工作时间。你在理性地回应一个被设计好的激励结构。那个结构在训练你按时按地出现——就像工厂的打卡钟训练工人不能迟到。

综合来看,平台对劳动者实施了强大的经济牵引,把他们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收入结构性耦合于单一平台的任务系统之中。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对象的唯一提供者、职业时间安排的规划框架都在同一个平台的运营结构中。这产生了与雇佣关系下不可分辨的经济依赖。但法律必须问:你依赖于谁?谁是你经济的依靠者?

依赖无法归责:支付通道的刻意隔断

经济依赖性要转化为法律上的经济从属性,需要依赖指向一个可追责的主体——那个从你的劳动中获取利润并为你提供工作的人。平台用工把经济收益在多个主体之间进行了复杂的分配,使得这种追踪在法律上变得不可能。

骑手每送一单,大概挣六到八元。这笔钱在法律上是这样流动的:消费者向平台支付配送费(有时是商户承担),平台将配送费(扣除平台抽成之后的部分)以“信息服务费”或“配送服务费”的形式支付给劳务公司,劳务公司扣除管理费和税之后把剩下的钱发给骑手。在骑手的银行账户记录里,他每个月收到的钱来自劳务公司。他没有收到过平台打来的钱。

平台的经济论证是:我们提供的不是配送服务,我们提供的是信息服务。配送服务是劳务公司提供的,骑手是劳务公司的雇员或合作者。配送费是消费者向我们购买信息服务的对价,我们支付给劳务公司的钱是我们向配送服务供应商采购服务的价款。至于劳务公司付给骑手多少钱、怎么付、什么时候付,那是劳务公司的内部事务。

这个经济论证在法律上几乎是严丝合缝的。它在每一环上都插入了独立的合同关系,切断了劳动者收入与最终获益者之间的法律连续性。骑手试图主张他依赖于平台的经济利益时,平台会指向它的银行流水:它从未向骑手本人支付过一分钱的报酬。骑手试图主张他依赖于劳务公司的经济支持时,他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劳务公司除了每月在银行转账记录上留下一个名字,从未向他提供过一个订单、一个消费者、一次派单。经济依赖在事实上的存在,在经济利益的法律追溯链条中被分解成了两个都不能完整对接“经济从属性”定义的关系。

一个更尖锐的追问是:平台从骑手劳动中获得了多少收入,骑手又获得了多少?平台从每一单中抽取的佣金比例——通常在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之间,不同情形不同定价——这个比例是不是对“信息服务”的合理对价,还是实质上的超额利润?我不敢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一个武断的数字,因为平台的财务数据不公开,而研究者无法获得精确的计算参数。但我可以提出一个结构性的判断:如果平台从一项交易中抽走的利润比例,远远超过了在真正提供信息撮合服务的行业——如股票交易所抽取的交易佣金——中所能看到的比例,那么“信息服务”这个命名就在经济实质面前出现了裂缝。

我不是在说平台不能盈利,也不是说信息服务不产生价值。平台解决了市场匹配的技术难题,这无疑有经济价值。但如果这个匹配的市场是平台自己围起来的,如果匹配的规则是平台制定的,如果平台不仅撮合订单还决定订单的单价、抽取成交额相当大的一个份额,同时把安全风险和职业风险全部外部化给劳动者——为什么这不是一种剩余价值的占有关系?为什么这种占有关系不应该触发提供者从属于占有者的法律判断?这是经济从属性分析在平台用工中面对的根本之问。

风险的外部化:对价支付避开成本

经济从属性不只是一项静态的指标——劳动者把多少时间卖给了谁。它还是动态的,是关于风险承担的边界划分。在雇佣关系中,雇主的回报包括了对他承担风险的对价——旺季他多赚,淡季他承担亏损,因为是他决定了生产的规模和节奏。工人不承担经营风险,他的工资是相对固定的——不管市场好不好,他的时薪不变。这就是经济从属性的第二层意思:一个在经济上从属于他人的人,不承担他无力定价的风险。

平台用工颠覆了这一原理。骑手的收入是浮动的。一单挣六块还是一单挣四块,不由他决定,而由平台的动态计价系统决定。这个计价系统不透明——骑手从来不知道下一单的单价会是多少,他只能根据历史的经验推测。单量的丰寡也不由他决定。下雨天单多单价高,他可以多跑,好天气单少单价低,平台不提供任何兜底。他承担了市场的波动风险,但他无法影响这个市场的供给——平台控制了信息的呈现、价格的制定和订单的分配。

还有更严重的一层风险:身体损耗和职业伤害。骑手在工作中受伤——被他每天走的那条路磨损了膝盖,被那扇突然打开的车门砸碎了手指,被赶时间催生的事故断送了生命——这些损失谁来承担?传统雇用关系中,雇主承担。这是一个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历史成果——你让工人在危险的环境里工作,你对他的伤亡负责,因为这个环境的危险是由你的组织决策创造的。资本的利润包含了风险的溢价——这是制度化的等价交换。

在平台用工中,骑手每天花几毛钱购买平台提供的意外险。这几毛钱从他的收入里直接扣减。当他发生事故后,保险的赔付额是极低的,赔付条件极其严苛。一百元以内的医疗费不赔。门诊检查费不赔。误工费不赔。康复费不赔。后遗症不赔。如果他因伤不能工作两周,这两周的零收入由他自己承担。如果他的膝盖被跑废以后再也不能送外卖,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由他自己负责。这不是风险的内部化——这是风险的彻底外部化。平台的生产系统从骑手的劳动中生产了利润,但生产过程中附带产生的身体损耗和事故风险,没有进入平台的生产成本核算。它沉到了全社会的底部。它被一颗颗具体的肉体和一个个具体的家庭默默地消化了。

在法律层面,这一切发生得干干净净。劳务公司的合同上明确写着劳动者承担工作期间的意外风险。平台的协议上写着自己只是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对配送过程中的任何损害负责。受伤的骑手没有工伤保险,因为没有什么工伤保险会接受一个在法律上不是“劳动者”的人参保。他可以购买商业意外伤害险,但保费他从自己的零散收入里付,保额由保险公司精算——这已经彻底不是一种集团性的风险分散机制,而是一个无限脆弱的个人拿自己刚挣到的几块钱去赌一场不可避免的事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就是经济从属性被抽去保护内核之后的样子。它的外壳完好——依赖仍然是事实,劳动者确实和这个系统生死相依。但它的法律引擎被拆卸了——依赖的接收端被打散在被隔断的支付通道里,被转化成无法追溯的金融服务和劳务分包,被定义为一个独立经营者自愿接单的商业风险。经济从属性已经失去了它在劳动法中的原始功能——为风险共担和最低保障提供判断的锚。它成了依赖者在没有安全网的高空徒手抓住的一根绳索:从属性还存在,但只存在于重力之中,而重力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组织从属性的断裂:“有归属无身份”

如果说人格从属性对应着“谁管你”,经济从属性对应着“你靠谁活着”,那么组织从属性对应的是第三个问题:“你属于谁的组织。”

在传统企业中,这个问题几乎不需要回答——你走进了谁的公司门,你就属于谁的组织。你穿着谁的工服,你就属于谁的组织。你的名字出现在哪一家的员工名册上,你就属于哪一家的组织。这个归属感不是一种主观的认同——它首先是一种客观的法律身份。你被纳入了这个组织的管理架构,你被分配了一个岗位,你在组织的分工体系中承载明确的功能。你今天请假要经过谁批准,你的工作出了差错由谁来追责,你的绩效由谁来评定——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同一个法律主体。

平台经济产生了一个传统雇用关系中没有出现过的悖论。劳动者比任何正式雇员都更能代表企业——消费者只见到他们,他们穿着标准的品牌工服,说出标准的话术,执行标准的服务流程。但他们在法律上不被承认为是这个企业的一部分。组织的标志被穿戴在他们身上,荣誉是平台的,风险和成本是他们的。我把这称为“有归属无身份”。

品牌归属的物性

先从最表层又最坚硬的东西讲起——工服和保温箱。

外卖骑手穿着美团的黄色工服,头盔上印着美团的小袋鼠标志,车后的保温箱是美团的标准制式装备。这个统一外观不是装饰,它在企业的市场运营中执行着多重功能。它是一套行走的广告牌,数以百万计,每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行,重复传播统一的品牌视觉。这是一种无法被传统广告复制的品牌渗透——消费者也许不看电视广告,不留意楼宇屏幕,不点击平台推送的信息流,但他每天会见到几十个穿美团工服的骑手从他身边经过,不自觉地强化了“这个品牌就在我的生活里”的印象。这是一种渗透式的品牌建设,成本接近于零。

它的另一功能是降低消费者的信任启动成本。当一个陌生人——一个穿着美团黄色工服的陌生人——走近你的小区、走进你的楼道、敲响你的房门,你不会紧张。你知道他是来送外卖的。是那件衣服在告诉你:他不是随机的闯入者,他是属于一个大型科技公司服务链条末端的送达员。他的身份被工服标记,他的行为被系统监控,他的联系方式被平台存档。你可以信任他。你不需要检查他的证件,你只需要确认他手上的外卖是你的。这种信任的建立完全基于品牌的可信承诺——而品牌本身永远不会出现在你家门口。

然而,那件创造了信任、传播了印象的工服——骑手要自己掏钱买。那个给平台创收广告、降低品牌传播成本的保温箱——骑手要自己掏钱买。他没有从品牌溢价中获得一分钱。平台的估值和品牌价值在一级市场上飙升至数百亿美元,所有品牌资产的计算公式都可以把黄衣骑手列为品牌接触点的数量参数。但骑手不分享这个价值。不但不分享,如果他的工服脏了、破了、没有按照标准穿戴,消费者投诉,他要被扣分。他身上的品牌标记,既是平台的资产——被计入上市公司的品牌估值——也是他的纪律装置,违反着装规定就扣分降权。

我在这里不准备做一个道德指控。平台创造了价值,投资人不傻,品牌确实有溢价。但请注意这种关系在法律上的古怪。组织从属性的理论基础是:一个被编入组织的人,其劳动和劳动的产出归属于该组织。组织的品牌是集体劳动的产物,它的分配是组织内部的权益分配问题。工人不拥有企业的股份,但工人通过雇佣关系被纳入获益结构——他至少可以主张工伤保护、职业培训、带薪病假和年资工资。外卖骑手不仅没有这些保护,他们作为组织品牌的建设者,品牌本身对他们而言成了压迫性结构——不通过它不被信任,通过它没有回报,损害它的形象立刻被惩罚。

看不见的边界:组织性隔离的机制设计

组织从属性的另一层内涵是劳动者被纳入组织的信息流、决策流和申诉机制之中。在传统企业中,即使是最低等级的岗位——流水线辅助工、仓库搬运工、办公楼保洁——都嵌在一张组织架构图里。他有一个主管,主管上有一个经理,经理往上可能还有一条他永远不会接触但理论上存在的指挥链。他可以向上反映问题——不一定有用,但理论上渠道是存在的。他可以找到公司邮件系统里的某个人,或者食堂里遇到的组织内的另一个人,询问关于薪水、排班、劳动保护的事。

平台用工把这些渠道全部关闭了——不是疏于管理,而是刻意地设计成“不存在”。

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没有主管。他在App里的联系界面是一个聊天窗口,对面是机器人客服。他在配送中遇到了严重的安全威胁——比如某消费者要求他把外卖送进一个明显危险的区域——他想联系一个能做出决定的人。他没这个人的联系方式。App里的紧急联系人是他签约的劳务公司——那家远在另一个城市、从未和他见过面、不知道他此刻在哪里的公司。他知道他打了这个电话,对方只会说“你跟平台沟通一下”,他就不打。

申诉机制是形式上的存在和实质上的失灵。骑手的App界面里,在四层菜单之下,有一个叫做“申诉中心”的入口。点进去,是一张电子表单。他的超时罚款可以被申诉,但申诉的规则是:他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超时是由于他的控制之外的因素——比如商家出餐晚了、电梯坏了、交通管制。这些证据他事后没办法完整取得。而且申诉提交后,处理的周期可能长达几周到几个月,处理期间不停止罚款的执行。更致命的是:申诉的结果没有第二次申诉的通道。系统判定申诉不成立,他就永远失去了纠正这个记录的机会——而在算法的世界里,一个超时记录会在他的评分中存留,影响他接下来相当长时间的任务优先级和收入。

组织内的信息获取权同样是缺失的。平台发布了新的规则——比如某类订单的单价下调,某种违规的扣分标准上调——消息可能出现在App的某个消息通知里。但消息通知里混着促销信息、气象提示、系统维护公告。很多骑手不知道规则变了,直到被罚了之后才听别的骑手说。在实体企业里,这是不可想象的——劳资双方的信息沟通是法定程序和合同结构中隐含的义务。但在平台用工中,平台在法律上不承认劳动者是“组织成员”。它不需要对他履行通知义务,不需要解释规则变化的理由,不需要听取他的意见。它是平台,不是他的管理者。而你的手机App从来没有向你解释算法更新的义务——因为你不是它的用户以外的任何身份。

这种把劳动者钉在组织之外的技术机制,其法理后果是:劳动者发现自己每天被系在一个庞大的、精密的生产体系里——派单、路线、价格、评价——但他对这个体系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任何输入的权利。他不能质问定价机制,不能纠正算法错误,不能对规则变动提出异议,不能和任何代表平台意志的人通话。他处在一种单向的、没有出口的管理闭环里——信息从系统流向他的App,他的行为数据从App流回系统。他是被读取的对象,不是参与对话的主体。

归属感的法律外壳:组织从属性悖论

组织从属性的原初功能——在1970年代的日本劳动法学中——是穿透外包的形式,去识别那些虽然没有签约但被实质性地纳入生产组织的人。它的目的是把劳动者接回组织的门内。它的前提是:那个组织存在一扇可以被敲开的门。

平台用工的构造让这扇门消失了。不是门关着——是门被建筑设计移除了。

平台上当然有组织。有一整套技术系统在协调数以百万计的人和数以亿计的订单。有标准化的品牌管理、服务流程、质量控制。有实时的调度系统在平衡各区域的运力供需。有财务结算体系在每一单完成后的几秒内完成记账和分润。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谁也不能说这不是一个有组织、有协调的生产系统。但那个组织的法律外壳被刻意打磨成了一个光滑的球面——没有接口、没有岗位、没有汇报线、没有“员工”的分类。对劳动者而言,球面上只有一扇窗——App。他在窗外干活,窗内的一切运作——计价、派单、评估——对他而言是信息的黑箱。信息从窗内投射到窗外,他只能接收。

于是出现了这个悖论的外在表现:在每一次服务过程中,他代表公司。消费者把他当作公司——有投诉找骑手,有不满骂骑手。商家把他当作公司——出餐慢了催骑手,包装破损了问骑手。路人也把他当作公司——他的超速行驶让路人咒骂的是“这些送外卖的”,而不是骑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不当操作。品牌与劳动者的形象完全焊接在一起。但在每一次服务的间隙——回家路上、凌晨醒来、摔伤了躺在急诊室里——他不属于任何公司的任何福利体系、保障机制和内部争端解决程序。他在服务的那个瞬间是公司,在那之后什么都不是。

“有归属无身份”不意味着归属感是虚假的。归属是真实的——它每天都在被工服、App和商家的催单电话生产出来。但那个归属的法律身份被切断了。组织从属性用尽全部理论资源建立起来的穿透工具——它可以穿过多层外包、穿过劳务派遣、穿过形式的合同安排去找到那个用你的劳动力构建业务的“真正组织”——面对一个没有“内部人”概念的平台设计时,它一头撞在墙上。墙的那一边依然在管理、在计价、在纳入和剔除劳动者,但它把那一边称作“生态伙伴”,把你称作“注册用户”。你不是被组织排除的——你是从它的法律意义上被从未存在过。

四、拆散的后果:裁判的分裂与工具效力的丧失

我已经分别分析了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在平台用工中的断裂。现在我需要正面回答一个问题:这些断裂在法理上到底意味着什么?二三十年来,劳动法学界不乏有人看到从属性标准的松动,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修补意见——扩大解释、新增类型、引入中间范畴。修补的可能性我要留到第三编再细谈。在这之前的当务之急,是先把不修补的后果摊开来看清楚。只有充分理解现有体系在平台用工面前的真实混乱,才能判断修补还是重建,才是有意义的抉择。

裁决的分裂格局

我选取近五年来各地法院有关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确认的判决书,剔除了案情极其特殊、依赖地方性条例的个案,剩下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样本池。这些案件的事实模式高度相似:一个外卖骑手或网约车司机,在劳动过程中受伤或产生其他争议,向平台提出劳动关系确认之诉。同类型案件在不同法院之间得出了高度不一致的结论。

有些法院的核心论证立足于人格从属性,判决劳动关系成立。这些判决强调算法系统的全方位控制——派单、路线、价格、时间、处罚、评价——认定上述控制已将劳动者置于平台的实质性管理之下。劳动者的自主权被压缩到了几乎为零的程度,人格从属性成立。由此,不管合同中插入了多少个外包主体,不管报酬通过什么样的通道结算,劳动关系存在于劳动者与平台之间。

另一些法院使用了完全相反的推理。它们同样承认算法系统的存在,但在此处画了一条区别线——算法的控制是技术性的,不是法律上的管理行为。并且,它们特别强调经济层面的证据:劳动者自备电动车辆、自行承担运营成本、可以自由决定工作的时间段。更核心的是,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没有直接的经济结算关系——报酬和税务单据都指向劳务公司。经济从属性和人格从属性同时不满足,劳动关系不成立。

还有第三类法院,它们在判决中特别倚重组织从属性的逻辑。这些法院认为,骑手穿着平台的品牌服装、使用平台的品牌装备、接受平台的标准化服务流程培训、被消费者识别为平台的代表,这些都足以说明骑手已被纳入平台的生产组织体系。组织从属性成立。至于合同层面和支付层面的技术安排,不能掩盖组织纳入的实质。

没有一个法院在所有判决中占据压倒性多数。同样的事实要素在不同法院的权重完全不同。在A法院眼中“算法控制”是最重要的判断依据;在B法院那里同一个要素被定性为“技术服务”,不被作为从属性判断的关键事实;在C法院连算法都不被讨论,其对案件起决定性影响的是支付流。同一个类型的事实、差不多的案情、发生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城市里,两个骑手得到了截然相反的判决,不是因为他们中的哪一个说谎了,而是因为在同一套法条下面,不同的法官各自携带着对这个生产关系的不同理解,从同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不同的碎片。

从属性何以碎裂——一个工具失效的理论说明

这不是同案不同判的正常波动,这是一个更深刻的结构性问题的症状。我借助一个医学术语来描绘它——不是用来装高深,而是这个术语恰好精确:从属性分析在平台用工面前已经发生了“工具钝化”。

在传统雇用中,三重从属性的三个维度是协同工作的。财产不独立——生产资料归雇主;人格被指挥——雇主管理劳动过程;组织有归属——劳动者被纳入雇主的经营组织。这三重从属性围绕着一个中心旋转——雇主。只要有足够的事实证据表明你的人格被指挥,你的经济依赖和组织归属也会自动关联到同一个法律实体。它们不是三个独立的检查项,而是同一个现象——雇用关系——从三个角度观察的不同侧面。一个判断对了,另两个判断也就有了安全的落脚点。

平台用工把这三个侧面砍开了。算法控制了人格,人格从属性的证据实实在在地存在——但它指向的是平台。经济依赖也存在,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自这一家平台的任务。组织属性的外部标志也存在。但最关键的——法律上可追责的责任载体——这三个维度指向了不同的实体。人格从属性指向平台,经济从属性的支付通道指向劳务公司,品牌归属的组织符号指向平台但法律上的组织地位被刻意处理为不存在。

三重从属性并没有同时消失,而是不再汇聚。一个工具用以测量的前提——三个维度同时收敛于同一个对象——在它当前被应用的环境里已经不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法官用现有的从属性标准做出劳动关系的判断,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他都是在做一件他所使用的工具无法完成的事。

他要么在三个已经离散开的维度中选择一个维度作为自己论证的依据——这个操作必然导致不同法官做出相互冲突的选择,因为他们各自选取了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个维度,而三个维度在根本上是不可简单排序的。他要么强行将所有碎片归入同一个实体名下——比如“平台和劳务公司构成共同雇主”——但这个判断在现行法上没有明确的条文支撑,在法理上意味着创设一个新的规则,而这超出了个案法官的授权范围。他要么认定劳动关系不成立,让损失由受伤的骑手和他背后的家庭默默承受——这在实体感受上极其不公,但法律程序上却合乎既定的认定标准。

一个社会事实的核心部分已经无法被它所对应的法律制度有效处理。这不是立法者的无能,不是法官的失职,而是在历史的某一个节点上,生产方式已经超越了制度框架的理论容量。

五、小结:工具失效的时刻

我在第二章结尾处写下的那个判断,现在已经可以被事实填满了。从属性——十九世纪以来劳动法用以框定保护范围的核心工具——建立在三个历史条件之上:生产资料集中、劳动过程同步化、指挥与风险合一。当这三个条件在工业生产中稳定存在时,从属性测试是可靠的工具。它的作用在人世间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劳动保护秩序。

平台经济作为一种崛起中的生产组织形式,正在系统性地瓦解这三个条件。智能终端和网络基础设施让生产资料在物理上分散到个人手中——一辆电动车、一部智能手机足以成为接入生产系统的装备。劳动过程被任务化切割,不再需要同时同地的人力协作——同步化让位于在异步离散任务流中的系统分发。指挥权被升级为算法控制,其无微不至的密度超越了任何人类监工,但其非人格的形式却绕开了“管理者责任”的法律回路。风险被有计划地外部化,从生产的组织成本变成了劳动者的个人意外,藏在每天自动扣款的几分钱保险费和那套永远赔不够的保险条款里。

当这三个历史条件同时坍塌,建基其上的从属性体系就经历了三重断裂。人格从属性成为有人无主——控制无所不在,但没有一个可以被法律承认为行使管理权的主体。经济从属性成为有依赖无保护——劳动者背靠单一平台的收入来源而活,但经济依赖的接收端被切分成技术服务和劳务分包两条不能归一的路径。组织从属性成为有归属无身份——劳动者被编织进平台的品牌系统和生产系统,但法律上不享有组织成员的任何保护和权利。

三重从属性的每一个维度都没有失效——它们在事实层面的存在依然可被感知。它们只是在现行法律的认定路径中被系统地打散。从属性分析不再能完成它在法律体系中被赋予的功能——它原本被锻造出来是为了在一个复杂的生产世界里辨别:谁应当为这个劳动者的安全和生计负责。而这恰恰是它现在做不到的事。

在最后一章,我将不再反复陈述这些断裂。这些断裂已经足够清晰了。我将在这些断裂之上,为这个新的生产形式寻找一个名字,并考察这个名字在概念体系中能够占据什么位置。

第四章 命名——“拆散的从属性”与悬置的劳动者

一、命名的必要性

前三章的论证,最终把我逼到了这一步。

第一章,我让平台劳动者的声音自己说话。他们被编织进一个运转精密的生产系统,但无法在法律上指出谁是自己的雇主。我把这种状态称为“身份悬置”——不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而是整个法律制度无法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提供一个可以落地的名字。

第二章,我追溯了这套法律制度的核心工具——从属性——是怎样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锻造出来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各有独立的起源时刻,各自回应了不同的劳动者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它们被拼装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测试体系。但这个体系的运转需要一个默会的预设:生产资料集中、劳动过程同步化、指挥与风险合一,三者汇聚于同一个雇主身上。

第三章,我分析了平台经济如何系统性地瓦解了这个预设。生产资料被打散到个人手中,劳动过程被任务化为离散的碎片,算法取代了人际指挥,风险被外部化给劳动者。三重从属性没有消失——控制还在,依赖还在,组织性归属还在——但它们不再指向同一个责任主体。从属性本身被拆散了。

这三个步骤把我带到了问题的内核。平台用工所创造的,不是劳动关系或民事关系的又一个灰色地带。它是一种具有独特结构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这个方式在历史中从未大规模存在过,在法律的概念体系中也从未被命名过。而现在,它正在被数百万劳动者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其中。

“新型”这个词必须被谨慎使用。学术史上有太多匆忙宣布“新”的时刻,最终被证明只是旧形式的变体。但平台用工的独特性不在于它修改了从属性的某一个维度,而在于它切断了三个维度之间的汇聚关系。这不是量的变化,不是“从属性程度低一点”的劳动关系,不是“更像承揽一点”的民事合同。这是一种在结构上与十七世纪产生的雇佣关系不同的劳动组织方式。它是异质的。

为什么命名是必要的?因为法律只能保护那些它能够说出名字的东西。普通法有一句古老的格言:没有令状,就没有救济。在大陆法系中,这个原理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没有案由,就没有诉权。一个案件进入法院,法官问的第一句话是“案由是什么”——是侵权还是违约,是劳动关系还是民事纠纷。案由决定了适用的法律规则,决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决定了保护的范围和力度。案由依赖于命名。你必须先把一个社会事实放进一个法律已知的范畴里,司法机器才能对它进行加工。

平台劳动者遭受的法律困境,从根源上说,就是他们所处的社会事实无法被纳入任何已有的法律命名。他们不是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不是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不是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不是居间合同中的“委托人”。他们有控制,但不是“被管理”;有依赖,但不是“被雇佣”;有归属,但不是“组织成员”。现行法律范畴是一个分类系统,而平台劳动者所处的那个位置,恰好落在这个分类系统的空白格上。分类系统不承认空白格。它强制每一个进入它的人选择一格。劳动者选不出,于是被推来推去,最后落在最不利于他们的一格。

命名,是为了让他们站住。不是为了发明一个新奇的学术标签,而是为了让法律能够看见这种生产方式,从而启动那些被滞后的保护。

二、拆散的从属性——一个结构性的命名

不是什么

在给出这个新概念之前,我需要清除几种已经存在的、容易混淆的替代名称。

最流行的一种替代名称是“非标准劳动关系”。这个名称隐含的预设是:存在一种“标准的”劳动关系——全职的、无固定期限的、工厂或办公室里的——然后平台用工是标准的某种偏离。这个名称的问题在于,它暗示平台用工仍然处在“劳动关系”这个大的属概念之下,只是不够标准而已。但第三章的分析已经表明,平台用工与劳动关系之间的差异不是程度的差异,是结构的差异。劳动关系预设从属性的三个维度汇聚于同一个实体,平台用工使它们不再汇聚。这不是“不够标准的劳动关系”,这是在劳动关系这个范畴之外独立存在的一种生产方式。用“非标准”来命名,就像把汽车叫做“非标准的马车”——它在功能上有共性,但在结构上已经是不同的东西。

另一个常见的名称是“灵活用工”。这个词在政策话语和商业宣传中广泛使用。“灵活”强调的是劳动者的自由——可以随时上线赚钱,也可以随时下线休息。但第三章证明了这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经济激励结构严重约束的选择。更重要的是,“灵活用工”这个词回避了问题的核心——它不回答谁是责任的承担者。你把一种生产关系贴上“灵活”的标签,这个标签本身没有任何法律内涵。它只是一枚用来舒缓焦虑的修辞膏药。我不用这个词。

更老的一种讲法是“劳务关系”。在司法实践中,不少被驳回的确认劳动关系之诉最终被归入劳务关系——一种受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服务交换。这个归入动作相当于说:既然你不是劳动者,那你就是卖劳务的小商人,你和平台之间是两个商号之间的交易。这与事实不符。平台劳动者不向平台出售任何独立的服务产品,他们提供的是劳动力本身——他们的时间、注意力、身体——被投入一个由平台运行的生产流程。他们不具备独立商人的任何基本条件,他们和平台之间的关系完全不符合民法预设的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把这种关系塞进“劳务关系”的格子,是让事实削足适履。

还有一个从德国法中传入的名词——“类雇员”。德国劳动法在1920年代创造这个概念来保护那些在经济上依赖单一委托人的家庭代工者。类雇员享有部分劳动法的保护——带薪年假、反歧视保护、劳动法院的管辖权。这个概念在德国法中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具体的制度后果。但在中国现行法中,没有“类雇员”的法定类型。如果我现在使用这个概念,它只能是一种借喻,而非有效的法律工具。更关键的是,德国类雇员设计的前提是从属性的两个维度——人格和经济——可以分离。但平台用工中分离出的不只是人格和经济两个维度,它分离出的是三重从属性的彻底离散。类雇员的框架也兜不住全部问题。

命名所指

我选择的命名叫做“拆散的从属性”。

“拆散”是一个及物动词。它区别于“减弱”或“消失”——从属性没有减弱到不足以被识别的地步,也没有从劳动中消失。从属性原先作为一个整体,现在被分解成几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在继续发挥功能,但它们不再处于同一个位置。

“拆散的从属性”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生产组织结构: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人格从属性的施加者、经济从属性的接收者、组织从属性的受益者是不同的法律实体。

这是平台用工在分析层面的核心特征。控制和指挥你的,是算法系统,它的开发者、运营者和规则制定者是平台。接收你劳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的,是平台——它从你配送的每一单中收取服务费和佣金,你的劳动构成了它核心业务的物质基础。但在法律合同上,付你报酬的是一个你没有见过面、不知道在哪里、从不对你发出任何具体劳动指令的劳务公司。被你的劳动塑造起来的品牌资产,归属于平台。被你每天十几小时的在线时间填满的那个生产组织,是平台的商业体系。但它不承认你是组织成员。

这三个维度的控制力、经济流、组织归属在传统雇用关系中被捆成一个结。现在这个结被解开了。不是自然松散,是被小心翼翼地、经过法务专家反复设计地解开的。解开它的那只手所追求的,正是将控制与责任分离开来:保留控制的全部功能,撇除责任的全部成本。

这就是“拆散的从属性”要传达的法理意义。它不是描述“劳动者没有雇主”——他们是太多的实体都在某一个维度上像是雇主,但每一个实体都不完整。它要传达的是,一个曾经由同一法律主体承担的各项功能和责任,现在被分配到了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独立法律实体之间。从属性没有消失,而是离散化了。

它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一个概念系谱的位置

命名需要系谱。一个新的概念,不能像是从半空中突然降落的。它需要在既有理论的演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向学术共同体和法律实践者证明它不是任意的臆造。

“拆散的从属性”在概念史上的位置是什么?它是从属性理论的一种“分解状态”。

在德国和日本的劳动法学传统中,三重从属性被发展出来,是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但在它们各自的历史语境中,从属性的各个维度要么指向同一个对象,要么在某一维度发生偏离时——如类雇员的情形——偏离的那个维度仍然可以在同一个法律实体中找到它的对应物。经济依赖的对象仍然是那个仅仅因为人格从属性较弱而不能被认定为雇主的委托人。

平台用工是三重从属性历史上第一次在规模化、产业化、常态化的基础上同时指向不同方向。人格从属性的方向是算法控制者,经济从属性的方向是支付通道另一端的劳务公司,组织从属性的方向是品牌和业务主平台。这不是某一个维度的“不足”,这是所有维度都充分存在但它们的指针各自指向不同的方向。这和一百年来从属性理论在欧陆和日本处理过的所有疑难情况都不相同。

“拆散的从属性”不是对传统从属性理论的否定——它正是对传统从属性理论中那个被永远默会但从未被阐明的前提的揭示:从属性各维度必须汇聚,是分析能够运作的条件。一旦这个前提在现实中被消解了,理论自身就必须面对它的结构性局限。

“身份悬置”是劳动者的处境,是主观的、感知的、生存层面的。“拆散的从属性”是生产结构的特征,是客观的、分析的、制度层面的。前者可以被听到,后者必须被论证。前者是现象学,后者是结构分析。它们是同一个事实的两面。张磊说他“不认识美团”,这句话的深层结构就是:美团在人格从属性上控制他,在经济从属性上没有和他建立直接的法律关系,在组织从属性上让他穿着自己的衣服但不承认他是自己人。三重从属性在张磊身上被拆散了,于是他说“我不知道我是谁家的”。他不是不知道,而是客观结构剥夺了他说出一种确定的归属的可能。

三、拆散之后产生了什么——一种新的劳动范畴的可能性

如果拆散的从属性是平台用工的结构性特征,那么它在法律的概念世界中的位置是什么?它应该被放进哪一个格子?

三分的失效

现行的法律图景只有两个大格子加一个小格子。

两个大格子:劳动关系——全面保护;民事关系——不保护(除了合同中约定的对价和违约赔偿)。

一个小格子:劳务派遣——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责任。但劳务派遣的适用前提是在一个三方结构中,派遣单位是法律上的雇主,用工单位是事实上的管理人。派遣员工在人格上从属于用工单位,在经济上从属于派遣单位——但他的从属性维度仍然全部有确定的、可以被劳动法承认的法律主体与之对应。派遣员工能说出谁是自己的正式雇主,谁是自己事实上的管理者。派遣没有诞生悬置。

平台用工不落入这两个大格子,也不适用于这一个小格子。它产生的是一个三方或多方架构,但在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主体承担了雇主的全部功能和责任。每一个主体都只握住了从属性拼图中的一块。这已经不是任何一个现有法律格子所能容纳的景象。

是否需要一个第三类?

德国在1920年代就面对过两格不够用的问题,结果就是类雇员的创立。英国在1990年代面对非典型就业的兴起,创造了“worker”这个介于employee和self-employed之间的中间范畴,赋予有限但真实的法定保护——最低工资、带薪年假、反歧视。加拿大有“dependent contractor”,意大利有“para-subordinate worker”。

每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发现有一类劳动者无法被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这两个标准格子同时吸纳时,立法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尝试创造第三个格子。这是一个被验证过的制度路径。

在中国现行法上,这第三个格子尚不存在。中国劳动关系认定的逻辑是二元的:要么是劳动关系,受劳动法全面保护;要么不是,退回民法的一般规则。在这种逻辑下,平台劳动者被甩到了民法的范畴里,承受着与他们的实际处境完全不相称的制度缺失。他们需要被拉回来。拉回来的方式——是建立第三类劳动者还是一套按比例配置保护的函数——是第三编要系统处理的问题。但在此之前,必须从概念上确认:有一个第三格的空间需要被填。这个空间就是拆散的从属性腾出来的。它不是旧的劳动关系内部的一个子类型,它是从属性被拆散之后形成的、需要从外部被重新构造保护机制的那个缺口。

这个概念的“外部性”

我故意把“拆散的从属性”定位成一个外部性的概念,而不是从属性体系内部的又一个补丁。我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从内部修补这条路在过去几年已经走到了尽头。

中国劳动法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从2015年前后就开始讨论平台用工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主要的修补路径有两种。一种是扩大解释人格从属性,将算法的控制解释为管理行为,从而将平台认定为事实上的雇主。这种路径在个别地方法院的判决中出现过。另一种路径是推演共同雇主理论,将平台和劳务公司认定为共同雇主,承担连带责任。

这两种修补路径的共同出发点都是:仍然在从属性汇聚的单一框架内处理问题,试图用一个法律技术动作把离散的三个维度重新粘合到同一个实体上。扩大解释路径的问题是,它在面对平台的技术控制时将法律解释推到了一个极致的位置——它必须把算法的全部自动化操作认定为“管理行为”,这个解释在个案中可能会被支持,但在体系上会与大量的其他规则产生张力。技术操作和管理行为在法律上的区分确实太容易被操纵,但它本身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任何算法的任何程度的介入都会被归入管理行为,那么所有使用自动化系统匹配、协调服务提供者的数字平台都会被归入雇主,包括那些功能上确实接近纯粹信息撮合的模式。

共同雇主路径同样面临困难。现行法上,共同雇主仅存在于劳务派遣和借调等极其有限的法定情形中。将其推广至所有的全平台用工,缺乏成文法的基础。仲裁机构和基层法院没有权力创设一种新的法定责任主体类型。

修补路径的共同天花板是:它们都试图用从属性理论内部的工具去修复从属性理论前提的失落。这在逻辑上是有限制的。当一个工具的底层预设不再成立,在工具本身的参数范围内做调整,无论动用什么技巧,都无法让工具重获它在预设成立时曾经有过的那种稳定性和精确性。

“拆散的从属性”作为一个外部概念的优势在于:它承认现有系统已经无法容纳它面前的事实,它不再要求那个已经被现实折断的工具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它建议一套新工具。而新工具的设计,不要求全盘废除旧工具——传统雇佣关系在制造业、服务业的基础岗位上仍然运作,从属性测试对它们仍然适用,劳动法对这些劳动者的保护必须被保留和加强,不能有任何削弱。新工具要做的,是覆盖旧工具无力覆盖的那一大块新现实。

这就是这个概念要走的路:从第三章的现象分析中提取结构,从概念史中找到定位,从制度演进的国际经验中指出方向,但最终不落入史海钩沉或比较法的安逸。它的终点在第三编。它将被翻译成具体法律规则。在此之前,它的任务是在词汇表里站稳,等待被使用。

四、悬置的澄清与再定义

在第一章中,我使用了“身份悬置”这个术语来描述平台劳动者的生存困境。现在,在“拆散的从属性”被正式命名之后,我需要回过头来,重新澄清“身份悬置”的确切含义,因为这两个概念是互为他者的——拆散的从属性是生产结构的特征,身份悬置是这种结构在劳动者身上产生的法律后果。

身份悬置不同于“没有身份”。无身份意味着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完全没有被标记的位置。无国籍者、非法移民、被从户籍系统中删除的人——这些是真正的无身份者。平台劳动者不是没有身份。他们持有公民身份证,有户籍所在地,在平台上注册了账号,在劳务公司的名册上有一个名字。他们有身份,但他们的身份在法律上是自相矛盾的。

身份悬置也不同于“身份模糊”。身份的模糊意味着边界不清晰——在某些情况下看起来像劳动关系,在另一些情况下看起来像民事关系。第三章已经证明了,这不是边界模糊。平台用工的结构是清晰的——三方或多方以各自的合同关系连接起来,每一对关系都可以在旧的法律概念中找到对应的名称。但这个多方结构的总体——劳动者所处在的那个总体关系——在现有法律中没有名称。不是每一个碎片都模糊,而是碎片拼接出来的整体无法被归类。身份悬置是这种无法归类的状态。

身份悬置最精确的法律含义是:劳动者无法在法律上指认一个对他的劳动安全、职业风险和基本生计承担雇主责任的主体。现行法律要求他指认一个雇主,才能启动对他的保护。但拆散的从属性使得这个指认在结构上不可能完成——因为没有一个单一主体同时满足了从属性的全部三个维度。劳动者永远只能指认出某属于这个人的控制、那个人的经济关系和另一个人的组织归属。任何一个单一指认在现行法律框架中都不足以构成完整的雇主责任基础。于是他卡住了。

这个悬置状态被一个看似纯粹技术性的问题表征出来:填写工作单位。在中国社会运作的无数表格、申请、审批中都有一栏叫“工作单位”。这一栏不只是信息采集,它是社会身份的一种制度性确认。你的工作单位决定了你的信用评估、你的贷款资格、你的社保缴纳、你的孩子入学所需的家长职业信息。平台劳动者在这一栏面前经历的系统性困惑,就是身份悬置最具体的外化。他不能写“美团”,因为美团不是他的用人单位。他不能写“某某劳务公司”,因为那家公司的名字他记不住,而且他确实不觉得自己在那儿工作。他不能写“无”,因为他确实有收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最后他填了一个模糊的“跑外卖”——这个回答在行政表格的字段里无法被解析,但它是这个悬置状态中最接近真实的自我指认。

这种制度化的身份悬置,在平台用工大规模铺开之前也存在——隐蔽就业、多重兼职、非正规部门——但规模极小,并且大多数是向正式雇佣过渡的临时状态。当下发生的,是数百万人被锁定在一种无法向正式雇佣过渡的悬置状态中。这不是临时阶段,这是终极状态。平台经济在这十年中的发展已经证明,它没有任何朝着雇佣方向演化的动力——它的技术架构和商业模式都以拆散从属性为前提,不是雇佣的过渡,而是雇佣的替代。悬置正在从一种边缘现象变成一种常态结构。

五、成为结构:四重机制的协同运作

拆散的从属性不是一个偶然的副产品。它是被四重机制协同运作制造出来的,每一重机制都针对从属性结构的一个特定连接点进行切割。孤立地看,每一重机制都有独立的商业合理性,都有现成的法律技术可以支撑。但当它们被同时部署在同一种生产组织方式中,它们的协同效应就产生了从属性的系统性格局重构。我现在将这四重机制逐一命名并加以描述。

第一重:合同拆分机制

合同拆分机制是把一个单一的生产关系拆分成多个独立的、互不隶属的合同。在传统雇佣关系中,一份劳动合同涵盖了一切——管理、报酬、安全保障、绩效考核、纪律处分。这份合同的一端是劳动者,另一端是用人单位。平台用工把这份统一的合同打碎成四个互不覆盖的文本。平台和商家之间有合作协议,平台和消费者之间有用户协议,平台和劳务公司之间有配送服务外包协议,劳务公司和骑手之间有劳动合同或承揽合同。

劳动者进入这个生产系统的时候签了一系列文件。他以为他在签一份合同,因为给他的只有一份文件——劳务公司的劳动合同或合作协议。但在法律上,他被同时置于两份合同的交叠地带。一份是他的签字的那份合同,把一切管理、安全、风险的责任写在了劳务公司的名称旁边。另一份是他没有签过但每天必须接受的规则——平台的用户协议、隐私政策、接单规则。这份规则是他在App的“同意”按钮上以点按的方式“接受”的,它没有甲乙方,没有权利义务的对价结构,但它是他工作的基本法。

劳动者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两张完全不同质地的网同时兜住。一张网在法律上有契约效力,但内容空洞无物。另一张网在事实上决定他每一天的动作,但在法律上毫无契约效力。这种“实质规范与形式合同的双层结构”替他预先回答了法官的质疑:你有合同,你的合同里有雇主——尽管那个雇主只在合同的第一页出现过一次,然后在他余下所有的劳动时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重:功能转移机制

功能转移机制是把雇主的各项管理功能从合同的签约方转移到平台的技术系统,从而使管理从人际行为转化为系统自动化操作。

在传统企业中,管理涉及对人的一系列具体行为:修改排班、下达指令、评估表现、处理申诉。这些行为的主体是人——某个级别的管理人员。这些行为同时也是雇主的法律行为——部门经理对工人的指令在法律上被视为公司对雇员的指令。管理的功能和管理的法律人格是始终捆绑的。

平台用工中,这些管理功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它们的执行者从“人”变成了“系统”。工人不再面对一个下达指令的班长,而是面对一个推送订单的App;不再被告知“你今天被批评了”,而是积分在系统里自动降低;不再向人力资源部门投诉,而是在一个自助申诉页面上传证据并等待机器审核。这些功能——派单、评估、奖惩、裁决——在功能上依然是管理,但它们被转移到了一个非人格的执行系统里,因此在法律上不再是管理。平台于是可以说:我们没有管理他,是系统在自动运行。

这就是功能转移的精巧之处。管理的内容被全盘保留,管理的法律外壳被小心剥去。其结果就是我在第一章和第三章中反复指出的那个裂缝:控制密度极大,但控制者的法律身份不存在。不能把这个转移理解为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技术在绝大部分应用场景中只是人的延伸——你用Excel做财务报表,报表的制作者仍然是你,你不会说“Excel做的”。但当算法从平台的利益出发,对骑手进行实时调度、约束和惩罚时,平台的说法是“这是我们的信息服务系统根据既定的规则自动做出的反应,与某个具体的管理决定无关”。技术在同一个行业里同时充当了“人的工具”和“无人负责的责任屏障”两种功能。这种选择性的归因,正是功能转移机制要实现的效果。

第三重:风险外部化机制

风险外部化机制是将劳动过程中的职业风险和经营风险从组织者身上转移到劳动者个人身上。

在企业理论中,工资是对劳动时间的支付,利润是对承担经营风险的对价。一个企业主之所以获得利润,理由是他承担了决策失败和需求波动的风险。工人不分享利润,所以他不应当承担这些风险。这是一项制度性的等价交换,从古典经济学家到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者都承认这一点。

平台经济将经营风险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反转了。劳动者在这个系统中的收入——单价的涨跌、单量的多寡——完全暴露于他个人无法理解和预判的市场波动中。他自己不能根据成本制定运费标准,平台不会告诉他今日的单价是基于什么数学模型得出的;他只能在需求峰值到来的时候撞到运气好的订单,在淡季时承受单量萎缩和收入减少的事实。平台不对波动作出解释,也不承诺任何最低收入的兜底。

然后再加上职业伤害风险。骑手的身体被过高的工作速度和缺乏安全防护的时间所消耗,当损耗变现为伤害——一辆突然打开的车门、一块融雪后结成的冰面、一条超速过快的机动车道——所有的伤害后果都落在这个人身上。修复成本、休养周期的零收入、后遗症的长期影响,全由他承担。他被置于一个以工作时长和单量为收益函数的机制中,激励他快,但不保护他倒。他为一单几块钱的极限速度承受的风险,在风险变现时没有被任何利益相关方分担。

这个机制的逻辑结果便是:安全作为一个成本项,被从平台的生产体系中整体移出了,变成了数百万劳动者个体需要独自面对的变量。一个社会希望它的劳动保护制度达到什么水平,那笔保护费用就必须由什么人来承担。风险外部化机制实现的,正是将这些费用从组织者的账簿上划掉,重新分配到劳动者的家庭、个人的身体和公共医疗系统里去。

第四重:身份碎片化机制

最后一重机制将劳动者的社会身份从一个完整的法律存在切割成数个相互矛盾的碎片。

在传统雇佣中,一份劳动合同统一了你的所有法律身份——你是一个公司的员工,你有一个雇主的名称,你有一份社会保障编号,公司在法律上对你的工作行为和安全负责。平台用工把这个统一的身份切割成了至少三个互不联系的碎片。

当你在App上接单配送时,你在平台规则面前是一个接受了格式条款的“注册用户”。当你在月底拿到报酬时,你在劳务公司的出账记录里是一个签了承揽合同的“合作伙伴”。当你被消费者投诉时,你在平台的客服系统中是一个有差评记录的“服务商”。当你在事故中受伤时,你在保险公司的理赔单上是一个购买了一天保额几毛钱意外险的“被保险人”。这些身份没有一个是虚假的,但没有一个能覆盖你的全部处境。任何一种救济通道都只接受一个特定的身份凭证,而你手中握着一堆凭证,却找不到任何一把钥匙能同时打开所有锁。

这就是身份碎片化机制的效果:它不否认劳动者有权利——你可以申诉、可以打官司、可以申请理赔——但它把申诉的门、诉讼的被告、理赔的条件分别安排在不同的通道里。劳动者为了处理同一个伤害事件(比如交通事故),可能同时需要向保险公司请求人身意外险赔付、向劳务公司请求工伤赔偿、向法院请求平台的事实劳动关系认定。这三个程序各自为政,各自需要不同的举证标准,各自的被申请方会互相推脱。这在法律上是一个消耗战,劳动者永远是最先耗不下去的那一方。

六、悬置的社会化——从个体困境到代际再生产的隐忧

在第一章末尾,我提到了悬置的社会化。当一种劳动状态从少数个案的异常波动变成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的常态处境,悬置就会从个体困境上升为社会结构。这不是统计数字的增长,而是社会自我理解方式的改变。

我在这里不便重复第一章的论述,但我需要在本章的结尾处强调一个最为致命的问题。身份悬置如果仅停留在这一代人身上,社会或许还可以用转型阵痛来解释。但悬置具备代际再生产的潜力。一个平台劳动者无法向他的孩子解释自己在哪里上班。他不能带孩子去参观他的工作单位——没有那一栋楼,没有那一道门。他在出租屋里摔伤之后,孩子看到的是一个无法追究任何人为父亲受伤负责的社会。孩子填学校的家长信息表,父亲在“工作单位”那一栏犹豫半晌,写下“自由职业”。

“自由职业”在当代中文语境中从一种令人羡慕的、表示拥有专业技能和独立议价能力的身份标签,蜕变成了一个容纳一切无法被既有职业范畴归类的空白格子。在这个格子里待久了的人,他们的子女对他们职业身份的认知,将是社会结构层面的一代人对劳动的自我理解彻底碎片化的开始。这不是剥削——剥削预设了你被编入生产关系之中。这是解离。

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一个概念,一个不仅在法理上有效、也在社会理论上有解释力的概念。“拆散的从属性”承担着这个功能。它对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给出了一个结构性的解释:这不是某个行业的恶劣用工习惯,不是某一家平台的黑心操作。这是劳动的组织方式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转型的结果是把从属性的各个维度撕开,让劳动者处在一种永恒的悬浮中。不是他们不努力,不是他们不懂法律,不是他们运气不好。他们是在一个结构性的夹层里,而那个夹层是在过去十五年间,由法律技术、商业策略和技术系统共同精密制造出来的。

我再往前多走一步。如果要给这个夹层一个更简短的、可以被公众讨论使用的称呼,我会借用德国法的一个古旧的语汇,来翻译这个结构的新形态。拆散的从属性的实质,是雇主功能被分解之后转让给了多重主体。劳动者不是没有雇主,而是他的雇主被功能化了——从一个人格化的统一体变成了数个专门化的功能模块。他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有着统一意志和统一责任的“老板”,而是一组分布在平台、外包商、消费者之间的管理性功能。这些功能每一个都在施加约束、抽取利益、传播品牌,但没有任何一个功能模块独自构成雇主。

如果用一个词来命名这种劳动者与诸雇主功能的总体关系,那它就是“功能化雇主”——这是一个我将保留到第三编再展开的概念。在那一编,我将论证法律如何可能绕过“找一个人来负责”的传统路径,转向一套“识别出那些执行雇主功能的行为,再分别进行规制”的功能导向保护体系。那是解决路径的最后一步。在尚处于拆析阶段的这一编,概念的任务只是被接生。

这一章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拆散的从属性是平台用工在生产关系结构上的分析性命名,身份悬置是这种结构在劳动者生存世界中的制度性后果。二者互为他者的概念架构,已经足够撑起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分析框架。该说的现象说了,该掘的历史掘了,该拆的结构拆了,该命名的从三重断裂中提炼了出来。从现在开始,我不再停留在描述和批评。第三编要做的,是拿起这些概念,把它们锻造成法律规则的组件。

第五章 拆除“非此即彼”——为什么二元思维已经不够用

一、根深蒂固的二元

在进入任何具体的制度设计之前,我需要先拆掉一堵墙。这堵墙不是某一个条文,不是某一个判决,而是一种思维习惯——一种深嵌于法律体系骨髓之中的分类方式。它只有两个格子:劳动关系,民事关系。它要求每一个为人劳动的人,都必须恰好落入其中一个。

如果在前面四章的分析之后,我直接跳跃到“应该在劳动法和民法之间加一个第三类”,那就相当于我默认了这个二元思维的有效性,只是在它画出的界线上多插一面旗子。但二元思维本身正是劳动者被困在夹层里的深层原因。不把这个思维拆解清楚,插再多旗子都只是在加固原有的堡垒。

它的起源,并不是劳动法的初衷

有一个经常被劳动法学者挂在嘴边的说法——意思自治是民法的灵魂,实质平等是劳动法的精神;劳动法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就是为了纠正形式平等在劳动关系中制造的不公正。这个说法没有错。但它漏掉了一个关键的动作。

劳动法在独立出来的同时,做了一件事:它在自己的领土周围筑起了一道墙。墙内是“劳动者”,享受倾斜保护。墙外是“自雇者”或“独立承包人”,退回民法的形式平等。这种划分方式在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过渡时,算不上一个问题——工厂工人和独立商贩之间的界限足够清晰。绝大多数劳动人口的职业状态要么是长期为同一个雇主工作,要么是向市场出售自己的手工产品或专业服务。中间状态不是没有,而是不够规模化,不足以动摇法律分类的基础。

但请看清楚这个动作的性质。劳动法以“纠正形式平等”为使命出发,但它纠正的方式不是建立一套按需分配的渐进式保护光谱,而是在形式平等的海洋里划出一座“受保护”的岛屿。你上了岛,那些由集体谈判、法定最低工时、解雇保护和社会保险构成的城墙就将你和海洋隔开。你没有上岛,你就只能在海里自己游泳,没有人问你水冷不冷。从纠正出发,以二元告终。劳动法诞生的那一刻,就携带了这个基因——它的正义是选择性的,不是连续的。

整个二十世纪的劳动法史,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大陆法系用从属性来标记岛的门槛,普通法系用控制测试(control test)和后来的多因素测试来标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立法和判例使门槛有所降低,岛的面积有所扩大——德国创造了类雇员,英国创造了worker,加拿大创造了dependent contractor——但门槛本身没有被废除。门槛一降再降,仍然是一条线。它只是把二元从“存在与不存在”改成了“够格与不够格”。不够格的人,还是退回海里。

门槛的代价——谁来支付?

为什么必须有门槛?任何法律分类,当然都需要边界。但劳动法的边界同时是一条成本分配线。

当你把一个人界定为劳动者,你就要求另一个人——雇主——承担一系列成本:社会保险缴费、带薪年假、解雇补偿、职业安全投入、集体谈判义务。这些成本的总和,在一些经济体的测算中,大约占到劳动力总成本的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这给了劳动力使用方一个结构性的激励:把你推出门槛之外。

这就产生了一个在合同法、侵权法和物权法中很少见到的动态。合同法的两造在选择合同类型时并不存在系统性的逃避激励——你可以把一份混合合同命名为买卖或者承揽,但法院看的是实质,命名不改变你的义务。但劳动法中,命名的后果太严重了,严重到了一方情愿花大量的资源去操纵命名。

平台经济将这种操纵推到了极致。平台的法务团队和算法工程师做的工作,本质上就是一个目的:把那些从功能上讲完全就是“劳动”的活动,重新描述成不属于劳动法的东西。订单被描述为合同机会,监督被描述为信息服务,罚款被描述为合同违约,评分被描述为信誉系统。这些操作不是为了逃避某一项具体的劳动法义务,而是为了从根源上让平台不被识别为“雇主”。

这是二元思维在一个大变局中暴露出来的结构性副作用。当政府和社会用一条线去划分谁享受保护、谁来承担成本时,线的位置就成了整个博弈最激烈的焦点。所有的法律创造力和技术资源都涌向这个焦点,不是为了让制度更公正,而是为了让线画在自己这边。这会消耗惊人的社会资源——法务费用、诉讼费用、不断修订的司法解释、没完没了的学术分歧——而这一切的消耗,并不创造任何新的社会价值。它只是在争夺由法律不公造成的地租。

为什么“多一点保护”不是答案

在劳动法遇到困难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制度反应是在二元之间增加一些过渡形态。类雇员、worker、非典型劳动者、平台劳动者——这些概念的创设,每一次都是为了兜住那些从标准劳动关系中掉出来又没有掉到民法底层的人。我不否认这些构造在它们各自的历史时刻发挥过作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至今仍发挥着作用。我关心的是,在平台用工的语境下,沿着这一路径走下去,能满足多大的期待。

“类雇员”一类的构造仍然是一种身份。它不过把原来的两种身份——劳动者和独立承包人——变成了三种身份:劳动者、类雇员、独立承包人。但平台劳动者的现实状况,让这条三元路径也面临两个难以逾越的困难。

第一个是划分问题。三元分类意味着需要两重边界——劳动者/类雇员之间的边界,以及类雇员/独立承包人之间的边界。第一重边界的认定难度一点也不低于原来的二元分界——类雇员的认定还是要看经济依赖程度,而经济依赖的判断在算法定价和支付通道刻意隔断的情况下,已经变得极其困难。第二重边界——类雇员与独立承包人——更是模糊。大量平台劳动者虽然不拥有生产设备,虽然在时间结构上受到极强的约束,但他们在合同形式上被写成了承揽人。形式要素和实质要素的冲突会影响每一个案件的事实认定。两重边界意味着双重的不确定性,并不比一个边界更容易维系。

第二个是保护配比问题。即使划出了类雇员,他们应该获得哪些保护?德国的类雇员有带薪年假和反歧视保护,但没有解雇保护。英国worker有最低工资和带薪假,但也没有不公平解雇的保护。这些配比是历史妥协的结果,而不是从某种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如果现在要为一个“平台劳动者”设定配比,依据是什么?凭什么他有权获得职业安全保护却无权要求最低工资?或者相反?理论上缺少一个统一的分配根据,所有配比都只能靠政治博弈。在劳工力量不强的社会里,这种博弈的结果通常是保护清单不断被压缩。

身份路径走到最后,仍然需要回答一个它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为什么同一个社会中的劳动者,仅仅因为劳动组织方式的不同,就要适用如此不同的保护水平?如果保护是冲着“劳动的从属性”来的,那么从属的多与少理应触发保护的多与少。但身份路径的操作方式是根据类型给予固定的权利包,而不是根据从属性的具体分布来配置对应的保护。这就在从属性的程度变化和保护的内容变化之间,制造出了一种脱节。当一个劳动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平台却在人格上被算法松绑时,身份路径只能说“他是类雇员”,然后把一整套预装好的类雇员权利包给他。这套权利包里有哪些是他真正需要的、哪些是多余的、哪些是无法落实的?身份思维不回答这些问题。它只回答——“你是什么”。

二、功能导向: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如果身份导向的思维已经走到了极限,我在这里提出另一种逻辑——功能导向。

功能导向的起点与身份导向截然相反。身份导向先问“他是谁”——他是劳动者,他是类雇员,他是独立承包人;然后根据这个答案提供一个预先打包好的权利组合。功能导向不问“他是谁”,它问的是“在这个关系中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一方在控制劳动过程?哪一方的经营利益从这个过程中被生产出来?劳动中产生的风险流向了哪里?

它的核心直觉来自一个朴素的类比。侵权法不关心你叫什么,只关心你的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你的车撞了人,你需要承担责任,不因为你叫“雇主”或不叫“雇主”。你的行为——驾驶机动车并在道路上造成他人损害——触发了赔偿责任。功能导向的劳动保护想要做的,与此类似。它不再把“劳动者”和“雇主”当作两个全有全无的封闭身份标签,而是将它们看作一组功能性角色的集合。任何人,只要在特定关系中扮演了“控制劳动过程”的角色,就应当承担与这种控制相称的安全保障义务。任何人,只要在特定关系中扮演了“从他人劳动中获取经营利益”的角色,就应当承担与这种利益分配相称的经济兜底责任。

一个古老得被遗忘的法理传统

功能导向的想法听起来有点激进,或者过于学术化。但事实上,它比现代劳动法的大部分理论都要古老。在工伤赔偿制度尚未从普通法中分离出来的时代,法院一直是用功能性的语言来分配风险的。

一个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官在判决中写道:“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雇用他人从事一项危险活动,那么他就应当为自己在活动安排中引入的风险承担责任。”他没有问这名“被雇用”的人是雇员还是独立承包人。他问的是:是谁使这项危险活动发生?是谁的利益在驱动这项活动的开展?风险是从谁的决策中生长出来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指向的,不是一个人在法律上被称作什么,而是他在现实中做了什么。

这个传统在后来的法典化进程中被埋没了。工伤赔偿从侵权法中分离成为社会保险的一个分支,从侵权责任的个案判断转向了以“雇佣关系”为适用前提的自动化保障。这个转向在效率上的优势毋庸置疑——雇主不需要在每一次事故中都重新被追责,雇员的伤害可以在社保体系中获得快速的赔付。但它也同时关掉了那条基于行为的功能判断路径。雇主责任不再依赖于“他制造了风险”,而是依赖于“他签了劳动合同”。当劳动合同在一个产业的整体架构中被系统性地规避掉时,基于合同的自动化保障就全面哑火了。

我不是主张要倒退到十九世纪的过错侵权老路上去。个案诉讼的高成本和赢率的不可预测性,对劳动者来说从来不是一条友善的路。我主张的是收回这个基本洞见:责任的产生,与身份标签无关,与行为的实质功能有关。这个洞见在历史中被劳动合同的制度创新暂时托管了。当劳动合同被架空,这个洞见就需要被重新提取出来,换一种制度形式去实施。

控制、利益、风险——三个原级原则

如果从功能的角度看,什么样的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责任?我把雇主责任的来源分解为三个原级原则,每一个原则对应着一个功能性的事实。

控制产生安全义务。 如果一方决定劳动过程的节奏、方式、工具、环境和安全标准——不管他叫“雇主”还是“平台”还是“系统运营者”——他就应当为从事这个劳动过程的人提供安全保障。这个义务的强度应当与控制的程度相称。控制得越紧、越具体、越无法被劳动者自行偏离,安全保障义务就越接近于传统上无过错工伤赔偿的强度。控制得越松散——劳动者可以自主安排工作细节但仍需遵守系统框架——安全义务的密度就相应调降,但不会被降为零。下降是一条滑尺,不是一座悬崖。

利益产生经济责任。 如果一方从劳动者提供的劳动中获取经营性的利益——通过抽取服务费、享受品牌溢价、扩大市场份额或其他商业收益——他就应当为这个劳动者承担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保障。这个义务可以表现为最低报酬的兜底,也可以表现为对收入断崖的事前预警和过渡补偿,还可以表现为当算法定价变化时负有提供透明度和协商程序的义务。利益原则的强度,同样取决于利益抽取的规模。连续性抽取高额佣金、同时封闭劳动者向其他渠道转移收入的可能性,所对应的保障义务,要远远高于偶发性撮合交易并收取少量信息费的情形。

风险应当跟随创造它的决策。 如果一方的经营决策系统地创造了某类风险——比如通过算法期限压缩来提升配送时效并由此增加交通事故概率——那么这一方就应当对这类风险的实现承担后果。这不是过错原则——不需要证明某一项决策是过失的。这是因果归属原则。风险从哪里被创造出来,就应当被哪里吸纳回去,而不是让它沉到底层劳动者身上。在经济学术语里,这叫内部化。在法学术语里,这叫归责原则的因果向度。

这三个原则如果各自获得法律的承认——以恰当的制度形式——它们共同构成的功能导向体系就可以打破当前劳动法的二元僵局。保护不再是用“你是谁”来触发,而是用“谁在你身上行使了什么功能”来触发。身份是多个功能叠加后的总体诊断,功能是在个案中可以逐一识别、逐一归责的具体行为。功能导向把追责的粒度从“人”精细到了“事”。

功能导向的制度逻辑

在现有体系中,义务是打包式地分配给雇主的。雇主在一个雇佣关系中必须同时承担安全责任、薪酬底线责任、社保缴费责任、解雇保护义务和集体谈判义务。这是一种全负担模式。它的运作前提是从属性的三个维度汇聚于同一法律主体,各个功能都指向这个人,他也应当为所有这些负责。

但当从属性被拆散,不同功能确实可以由不同主体来担负时,全负担模式就失灵了。平台承担了控制功能却拒绝承担安全义务,理由是“合同在劳务公司那里”。这种推脱在道义上令人愤怒,在法律上却未必能被轻易推翻——因为合同确实在劳务公司那里。二元思维提供的只有“全有”或“全无”两个选项,裁判者被迫在这两个选项之间进行选择。选择“全有”,意味着将安全、薪酬、社保、解雇保护全部绑定在平台身上——平台会激烈抵抗,法院也缺乏独立承担这种结构性判决的制度能力。选择“全无”,平台劳动者就掉出保护体系。

功能导向提供的是第三种可能:人可以不被全套帽子压住,但也不被放逐。平台可以被要求为其行使的控制功能匹配对应的安全义务,但不能因此被当然地认定承担全部的雇主责任——因为薪酬和经济兜底责任,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模块,在本案中也许应当由另一主体(劳务公司或平台与劳务公司共同)承担。这种做法会要求在立法和司法上发展出一套更精细的归责工具,但它的立足点是一个远比身份模式更诚实的现实认知:在劳动组织已经函数化的时代,再也找不到一个统一的、单一的“老板”来承担一切义务了。义务需要被追踪到各个具体的功能执行者身上。

这就是功能导向与简易的二元思维的分野。它不简化,它的复杂性正是它在现实中不被架空的前提。全有全无的法律逻辑用简单换取稳定,但当劳动现实中没有一个主体是全有的时候,那种简单就是一种虚构。要以承认现实的复杂去换取真正的可操作性,而不是用否认现实来保全教条的精致。

三、重新勾勒“劳动保护”的边界

功能导向不只是对内改造劳动法的思维工具。它对劳动法的外部界限也提出了与之相称的重新理解。

自劳动法从民法中独立出来以来,它就形成了一个几乎是文化性的自我理解:我们是在保护一种特定的人——“劳动者”,而不是保护劳动行为本身。这个理解导致了一种奇特的法律语言习惯。法院和仲裁机构会说“你不是劳动者,因此劳动法不保护你”。这句话在现行法框架内没有错,但它在说理上的完整含义是——“因为你不在我们划定的受保护人群中间,所以你不再是我们的事,我们看到的你的权益受损,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处理的损失”。

这等于说,法律保护的对象不是人在劳动中应当享有的某些基本权益,而是法律自己构造出来的一个身份标签。当这个身份标签的覆盖范围因经济组织方式的变化而缩窄,法律不是去追问“我需要把我的保护功能扩展到新的生产领域”,而是说“既然他们不是劳动者,保护问题就不存在”。保护被身份吞并了。

功能导向要来翻转这一逻辑。它主张:不是“人”需要保护,而是人的某些处境需要保护。当你将劳动过程置于他人的组织性控制之下,你的身体安全处境就应当被保护——无论这种控制是从工头还是从算法那里来的。当你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唯一谋生手段投入他人的经营事业中,你的经济脆弱性就应当被纳入制度的考量——无论这种投入是通过劳动合同还是通过平台协议来安排。

这不仅仅是语义之争。这是管辖权的争夺。一旦保护的对象从一种固定身份变成一种处境,劳动法的管辖范围就不再受制于“谁是劳动者”的这个前置设问。它的边界通过功能性标准来决定:在任何一种法律关系中,只要出现了上述的控制、利益和风险的功能性分布,劳动法就有理由介入。介入的深度根据功能分布的密度确定,介入的方式不一定总是全面的标准雇佣保护,而是与处境相称的、有针对性的功能保护。

这会碰到一个反诘:这样是不是把劳动法扩张得太大了?如果一个保姆在接受雇主指挥做饭时切伤了手,她被保护——这已经在现行劳动法里。如果一个医生在医院里出了医疗事故被追责,他有职业风险的保护机制——尽管他在法律上是自由职业者还是劳动者在不同法系中有不同的答案,但趋势是把他纳入劳动保护。如果一个外卖骑手在送单的路上受伤,他被保护——这是我现在主张要纳入的。那一个真正的独立手工艺人在客户家中装修时伤了手,是不是也要纳入劳动保护?

功能导向的回答是:在不直接施加控制、不持续性抽取利益、不系统创造风险的真正的B2B和独立承揽关系中,功能导向的测试不会触发劳动保护层面的义务。独立手工艺人自己控制劳动过程,自己决定工作方式和材料,自己承担经营风险,自己与客户谈判价格。在这种关系中没有控制他者的功能,没有从他者的劳动中持续抽取利益的功能,没有系统的风险制造行为,因此功能导向并不会将这种关系划入劳动保护的范围。它触发的只是合同法和侵权法的一般规则。

边界不在于他叫什么,而在于他的处境中出现了哪些需要法律介入的功能性要素。功能导向的扩张有其内在的限制,这个限制不是来自一个僵硬的身份标签,而是来自对关系实质的分析。

四、如何工作:一个粗略的方法论

从功能导向的抽象原则到具体的制度设计之间,有一块必须跨越的空地。在后续章节里,我将用逐章铺排来填满这块空地。但在此之前,有必要先给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框架,说明功能导向在操作上怎样不同于身份导向。

功能导向的基本操作步骤可以被概括为三段论,但这个三段论是功能识别式的,而不是身份归属式的。

第一个步骤是:在对某一类劳动组织方式进行类型化分析时,逐一剥离出谁在执行控制功能、谁在执行利益抽取功能、谁在系统制造特定类型的风险。这里的“谁”不是自然人,而是法律上可以承担责任的组织实体——平台、外包商、品牌授权方,或者上述实体的某种组合。功能的识别只依赖于对该类从业实际情况的事实调查,独立于各参与方在合同中所使用的命名方式。平台在协议中称自己为“技术信息服务提供者”,这在功能识别中没有证明力。需要调查的是:工作节奏和劳动过程在事实上是由谁决定的?劳动产出的经济价值在事实上是怎样分配和流动的?造成劳动者安全损害的各类危险因素,是从谁的运营决策中系统性地产生的?

第二步是:对每一项被识别出来的功能,匹配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法律义务模块。控制功能触发安全义务。安全义务的具体内容包括:劳动环境的危险源识别与消除、防护装备的配备与维护、工作强度的安全上限、事故后的医疗费用与收入补偿等。利益抽取功能触发经济保障义务。经济保障义务的具体内容可以包括:最低报酬的计算与支付、收入计算规则的透明度与稳定性、当发生重大计价规则变动时的提前通知和意见征询。风险创造功能触发损失内部化义务——这项义务的实现方式可以包括工伤保险的强制参保义务,也可以包括专门针对算法驱动型高强度劳动的强制行业保险基金。

第三步是:对某一个具体关系中被触发的所有义务,进行适用上的协调。如果同一个法律主体同时承担了控制功能和利益抽取功能,那么它当然应当同时承担安全义务和经济保障义务——它已经实质上进入了传统雇主的角色范畴,劳动法的全面保护适用就没有任何障碍。如果控制功能由甲主体执行,经济保障功能被乙主体承担,那么安全义务主要由甲来负担,经济保障义务主要由乙来负担,但这两个义务之间需要有衔接规则,不能让劳动者在两个义务主体的缝隙中间落空。具体规则可以表现为:当甲的安全义务未能履行而导致劳动者发生人身损害时,乙作为利益抽取方在劳动者无法从甲处及时获得足额赔付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性的补偿责任。这种设计不是连带责任的简单复制,而是基于功能在二者间的实际分布的按份与补充相结合的责任分配。

这三个步骤的操作结果,不再是一个“是/否”的二值判断,而是一组权利义务配置的函数。输入是从属性的三个维度的分布状态——谁在控制、谁在抽取利益、风险源头在哪里。输出是一组与之相称的保护义务——多控制多义务,少控制少义务,同时控制与不控制之间的各种现实情形都能在函数的连续变化中找到对应点。

这个三段论式的操作方法能不能在劳动仲裁中推行,会不会使已经不堪重负的基层审理机构更加难以应对?我将在后面的制度设计章节中给出回答。在这里只先做一个说明:功能导向的操作基础,是某一类平台用工关系先经过行业性的类型化调研和规则制定,将特定类型(比如专送骑手、众包骑手、网约车司机)中的功能分布状况通过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先固定下来,形成可操作的类型化标准。具体案件中的裁判者,不是一个一个地从头识别功能,而是在类型化成果的框架下核对本案事实与类型特征的匹配程度。这和现行劳动仲裁中核对“是否同时满足12号文三项标准”的操作复杂性在同一量级。复杂性并不是功能导向独有的成本。身份导向在发生争议时的复杂性,一点也不更低——否则就不会有十多年来的裁判分裂了。

五、为什么是“重构”而不是“修补”

本编的名字叫“重构”。在给第五章收尾之前,我有必要解释这个命名的分寸。为什么不是修补?为什么不是完善?为什么要用一个暗示原先的结构会被拆开重组动作的词?

“修补”是在既有结构的内部进行调整。调整的姿态是:原来的框架没有根本性的问题,只是在应对新现象时需要增加一些解释、作出一些扩张性的认定、设计一两个例外规则。过去十年间,修补是劳动法学界和政策制定圈的主流路线。它们包括:把从属性标准的认定门槛降低一点,把平台工人纳入某些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同时申明这不等于承认劳动关系),在特定行业出台零散的劳动权益指导意见。这些措施的形态可以称为“打补丁”。

修补的好处是简便,不用动大的制度框架。修补的问题是,补丁越打越多,一件衣服最后满是补丁,反而把原来的版型彻底遮盖了。平台用工的制度回应在这个阶段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补丁——一些城市有专门的平台骑手意外险办法,一些部门发布了划定平台用工劳动权益的通知,一些法院作出了突破性的劳动关系认定判决。但这些补丁之间缺少统一的法理逻辑。它们彼此矛盾,各自处理问题的局部,没有给出一个完整一致的回答。一个骑手在不同城市受到的法律保护可以完全不同。一个网约车司机面对工资拖欠和交通伤害时所需要启动的法律程序完全不同,尽管这二者源于同一份工作。这种碎片化不是因为实践者不努力,而是因为补丁模式没有提供统一的法律人格理论和归责框架。

“重构”的意思不是推翻了重来。基本制度的许多部分不需要被拆除——解雇保护的某些核心规则、集体谈判的基本架构、社会保险的多数险种——这些在传统雇佣领域持续有效的规则不需要为平台用工而受到拖累。重构的真正意思是,在法律概念的层面上,用一种新的分类法去替换已经丧失理论效力的二元身份图式。这种替换不是说以后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这两个范畴不要了,而是在它们之外,坦率地承认还需要建立一套不以身份为入口、而以功能为入口的平行体系。劳动关系继续存在——大工业、传统服务业中的标准雇佣关系,规则不变。民事关系继续存在——独立手艺人、大额承揽工程中的自主经营者,规则不变。被重构出来的是第三套机制——专门用于从属性已被拆散的生产形态。

这是重构的分寸。它不是革命。它是承认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生产组织变了,原先的制度底座被抽掉了一部分,修补维持不下去了——然后按照事实的逻辑而不是概念的习惯去建造那块缺失的底板。

第六章 功能导向的保护框架——安全底线、经济保障与风险归责

一、从“谁是人”到“发生了什么”——制度转换的逻辑

第五章已经论证了功能导向的思维方式的必要性。这一章的任务是把这种思维方式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框架。这不是一项可以一蹴而就的工作——从抽象原则到具体规则的跨越,在任何一个法律领域都是最困难的那一步。但这一步必须走。如果功能导向只停留在哲学层面,它就永远只是一种学术主张,无法成为仲裁庭和法院手里可以用的工具。

在开始设计之前,我需要先把功能导向的制度逻辑与身份导向的制度逻辑之间的差异,用最简洁的方式讲清楚。

身份导向的制度是这样运行的:立法机关预先设定一个法律身份——“劳动者”——并列举这个身份所享有的一系列权利。裁判机关的任务是在个案中判断,眼前的这个人是否符合“劳动者”的法定标准。如果符合,全套权利一键生效。如果不符合,全套权利一键失效。这是一种二值的、全有关联的判决逻辑。

功能导向的制度是这样运行的:立法机关预先设定若干种需要被规制的“功能”——控制劳动过程的功能、从劳动中抽取经营利益的功能、通过经营决策系统性地创造特定风险的功能——并为每一项功能匹配对应的法律义务,同时在义务之间设置衔接规则以避免保护落空。裁判机关的任务是识别在争议关系中,哪一方实际行使了哪一项功能,然后将每一项被行使了的功能所对应的义务,归责到行使该功能的那一方身上。不再存在一次性的一揽子归责。归责是分项的、累进的、可以同时对多个主体并行适用的。各方承担的义务,恰好等于各方实际行使的功能所触发的义务之和。

这就是制度转换的要义。身份导向是一个开关——要么开、要么关。功能导向是一张分配表——每一项功能都触发一项对应的义务,义务跟随功能走。

我充分意识到,这个框架会对裁判机关提出更高的说理要求。一个基层劳动仲裁员在裁决时需要完成的推理链条会比现在更长——他不再只是套用一个三项标准的清单然后给出是或否,而是需要逐一识别争议关系中的各项功能并进行归责。但这一复杂性的增加是可以被管理的。我在第五章已经提出了类型化打底的方法论——特定类型的平台用工关系可以由行业性规章或司法解释先行完成功能分布的调查和定性,个案裁判中的功能识别就可以简化为“本案事实是否与类型化模板相符”的核对作业。这和工作伤害保险中“通勤灾害是否属于职业病”的类型化判断在操作层面复杂度相当,而后者在劳动仲裁中已经运转了几十年,并不构成不可逾越的负担。

接下来的四节,我将分别展开三项核心义务——安全底线义务、经济保障义务、风险吸纳义务——以及这三项义务之间的衔接与协调机制。第五章已经给出了这三项义务对应的三个原则:控制产生安全义务,利益产生经济责任,风险应当跟随创造它的决策。这里的任务是把原则翻译成规则。

二、安全底线:谁控制劳动过程,谁负责安全

为什么平台不能说自己只是“技术中立”

现行平台用工中最突出的法律漏洞,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个,就是职业安全义务的全面落空。在第三章里,我已经充分展示了算法控制的严密性——路线被规划,时间被框死,异常停留被标记,送达超时被自动扣款。但在法律上,这一切都不叫“管理”。它叫“智能匹配”、“路线优化”、“系统反馈”。平台的控制渗透到了劳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但当劳动者在这些环节中受伤时,平台的法律姿势是摊开双手:这不是我的事。

功能导向的安全底线义务,第一刀就切在这里。如果一个系统在事实上决定了劳动者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样的时间压力下完成工作,那么这个系统的运营者就在法律上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它不能躲在合同架构后面说“我没有命令他”。命令的形式从工头的口头指示变成了一段代码,命令的性质没有改变。命令者就是命令者,无论他用的是声带还是服务器。

这不意味着每一个使用算法的平台都会被自动认定为安全的唯一责任人。功能导向的归责是分层的。安全义务的具体范围,取决于控制的具体内容和程度。一个平台如果只做信息撮合——发布任务,由劳动者自由选择是否接单,不限定完成方式,不施加时间压力,不对工作过程进行实时监控——那么它的安全义务是极其有限的,大致相当于一个中介机构对中介标的物基本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但如果一个平台对劳动者进行了全流程、全时段、多维度的过程控制,它的安全义务就应当达到最高密度——等同于传统雇主所承担的无过错工伤赔偿义务。

安全义务的模块化结构

我将安全底线义务拆解为四个子模块,分别对应劳动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第一模块:劳动工具与劳动环境的安全基准。 如果平台要求或通过经济激励促使劳动者使用特定的交通工具、保温箱、头盔等装备,平台就有义务确保这些装备符合安全标准。如果平台不提供装备但设定了统一的着装和装备标准并以此作为考核和奖励的依据,平台同样承担审查这些装备安全性的义务。更根本的是,平台应当对其派单区域的基本安全条件有一个合理的评估义务——它不能要求一个骑手在暴雪封路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正常的送达时间标准。这意味着算法的环境响应机制必须被纳入义务框架:系统应当有能力根据气象条件、交通状况和区域风险等级,动态调整送达时效预期和奖惩阈值。一个在台风天仍然按照晴天的效率标准派单并把超时罚款强加于骑手的系统,它的运营者已经违反了最基本的安全义务。

第二模块:劳动强度的安全上限。 平台的控制功能在劳动强度上体现得最充分——定价机制、奖励机制、连续登录机制,合力将劳动者的在线时间推到极限。安全义务要求平台对这些机制的叠加效应进行计算和控制。一个劳动者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之后,交通事故的概率会显著上升,这不是个别劳动者体力的问题,而是人类生理极限的客观规律。平台不能被允许在明知或应知劳动者处于疲劳状态的情况下继续向其派发高时效要求的任务。这需要系统设置强制下线或降速派单的自动干预程序,类似于民航和货运行业中已经被广泛采用的疲劳管理制度。平台从劳动强度中榨取的效率,必须被安全上限这道闸门拦住一部分。

第三模块:事故后的及时救济。 无论事前预防做到什么程度,职业伤害不可能归零。一个劳动密度极高的配送系统,就必定会产生交通事故、摔伤、身体消耗性疾病等职业伤害。在现行模式下,骑手受伤之后面对的不是一个救济通道,而是一堆互不说话的商业保险窗口和互相推脱的法律责任主体。安全底线义务必须内置一个快速救济机制。平台——或与其共同承担控制功能的劳务公司——应当在事故发生后承担首付医疗费用的义务,不需要受害人先行证明平台存在过错,也不需要受害人等待商业保险的理赔审核流程。这就是无过错原则在职业伤害领域的核心含义:伤害发生在你的生产系统里,你先把医药费垫上,事后的责任分配慢慢算,伤者的治疗不能等。我将在第八章中把这个机制进一步展开为“平台职业伤害保障基金”的专门设计,不在这一节抢跑。

第四模块:安全治理的劳动者参与。 任何一个生产系统的安全,不可能仅仅依赖管理方的单方面承诺。劳动者身处劳动过程的第一线,他们是危险的直接遭遇者,也是安全隐患的最早发现者。功能导向的安全义务,要求平台建立劳动者安全代表会议——不是一个装点门面的单向通知渠道,而是一个有制度保障的意见表达和协商机制。安全代表有权获得系统的事故统计数据,有权对算法规则的安全影响提出异议,有权在某一特定时段因极端天气要求暂停派单。这个机制的设立,是把劳动者从被动的安全规范的遵守者变成安全规则的共同制定者。这是控制产生义务这一原则的民主面向——你控制了我的劳动过程,你就必须让我在这个过程的安全治理中有发言权。

安全义务的责任主体

在平台用工的三方或四方结构中,谁来承担安全义务?功能导向的回答是:谁在行使控制功能,谁就承担安全义务。这不是一个全有全无的答案,而是根据控制的分布进行分配。

如果平台通过算法对整个劳动过程进行了实质性控制——派单不可拒绝、路线必须遵循、时效标准由系统设定且惩罚机制自动执行——那么平台就是安全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劳务公司在这一场景下如果仅仅扮演合同签约和薪酬代付的角色,它的控制贡献微乎其微,安全义务就相应降到最低。

但如果站点(劳务公司)仍然在某些环节行使了控制功能——比如要求骑手每天在规定时间到站点报到打卡、由站长组织晨会、由站长分配线下任务——那么,站点的控制功能就要触发它自身的安全义务。平台和站点之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各自为自己行使的那一部分控制负责。那个骑手在报到途中出了交通事故——责任落在谁身上?要看报到这个行为是由谁的控制触发的。如果报到是平台通过App提醒并以连续登录满勤奖作为激励的,平台要承担责任;如果报到是站点自行要求的线下管理措施,站点承担责任。两者都有份,就按各自控制功能的因果贡献比例来分担。

三、经济保障:谁从劳动中获益,谁承担经济兜底

计价黑箱的风险转移机制

经济从属性的断裂,第三章已经做了详细的解剖。劳动者高度依赖平台的订单和平台的计价系统维持生活,但这个计价系统是一个黑箱。骑手不知道每一单的单价是依据什么公式算出来的,不知道明天这个公式会不会变,不知道他今天干满一整天能挣到的钱和昨天是不是同一个量级。他暴露于平台单方面调整计价规则所造成的一切收入波动之中,不享有任何制度性的缓冲保护。

在传统的雇佣关系中,收入风险是由雇主承担的。企业经营的好与坏、订单的多与少,价格的高低起落,这些是雇主的决策和市场的波动,工人拿固定工资,风险由资本吸收。但平台经济通过任务化和动态定价,把这一风险几乎全部转移给了劳动者。这一转移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哪一项法律被人蓄意违反,而是因为法律框架里根本就没有把“计价规则的透明度”当作一项需要被规制的对象。经济从属性的认定标准——主要收入来源、生产资料归属——从来没有把定价权的分配纳入分析视野。功能导向要来填补的就是这个盲区。

经济保障义务的三层结构

我将经济保障义务分为三层,从透明度开始,经过稳定性,最终达成基本收入的安全网。

第一层:计价规则的透明化。 这是最基础、也应当在立法上最没有争议的一层义务。任何一个以劳动者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平台,都应当向劳动者披露计价规则的核心参数。不是披露算法的全部源代码——那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而是披露那些直接决定劳动者收入的变量和逻辑:基础单价的计算依据是什么,距离、时段、天气、评分各占多高的权重,动态调价的上限和下限分别是多少,奖惩扣款的触发条件和计算标准是什么。这些信息的披露程度,应当达到一个理性劳动者可以据此预判他完成一定数量的任务后能获得多少收入的程度。

透明化不只是信息披露的问题。信息披露可以在App的一个角落里放一份随时更新的电子文本,劳动者点了“已读”就算完成了法律义务。这不是真正的透明。真正的透明需要伴随一个说明义务:当计价规则发生实质性变更时,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提前通知劳动者,并且有义务用劳动者能够理解的语言和示例解释变更的内容和对收入的影响。在司法救济层面,如果平台未履行透明化义务,劳动者因计价规则的突然变更遭受了收入损失,平台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由平台证明变更的合理性,而非由劳动者证明变更的恶意。这是对信息不对称的一种结构性矫正。

第二层:收入稳定性保障。 透明化只解决了“知道规则”的问题,没有解决“规则的稳定性”问题。即使规则完全透明,平台仍然可以单方面修改规则,劳动者的收入仍然会产生不可预期的波动。收入稳定性保障要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一层义务的核心制度设计是:平台对计价规则的重大修改,应当受到合理性审查。什么样的修改构成“重大”?一个可操作的量化标准是,修改导致具有代表性的劳动者群体(比如每天工作八小时、完成二十单上下的骑手)的预期时薪下降超过一定幅度——比如百分之十五。超过这个幅度,平台就需要主动证明修改是基于“正当的经营理由”,比如成本结构的根本变化,而不能仅仅以“平台有权自主定价”为理由。合理性审查不是价格管制——政府不替平台定价。合理性审查是程序保障——你不能在我全身心扑在你的单子上之后,毫无预警地把我赖以为生的价目表改得面目全非。

进一步的制度工具是变更的缓冲期。重大计价规则变更应当设置过渡执行时限——比如不少于七天——在这期间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按旧规则接单,为调整劳动安排留出时间窗口。缓冲期的设置不是不合理的商业负担,而是将一部分变更带来的经济冲击从劳动者身上重新分配回平台所必须的制度成本。稳定性的程度可以根据从属性的深度设定——对于可以被清楚地识别为“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平台”的劳动者,收入稳定性保障应当达到较高的强度,接近于雇佣关系中对单方降薪的限制强度。对于灵活接单、平台收入只占其总收入一小部分的临时劳动者,稳定性保障可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主要为透明化和显著的提前告知义务。

第三层:基本收入的安全网。 对于高度依赖平台作为收入来源的劳动者群体——也就是那些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全部或绝大部分生活来源来自平台订单的劳动者——仅仅有透明化和稳定性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兜底机制:当平台的计价规则发生超出合理幅度的下调,或当平台的订单量出现断崖式下跌时,他们的收入不应当被直接清零。这不是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是对劳动时间的对价保障——你劳动了一小时,你的报酬不得低于某一法定数额。但平台劳动者面临的问题不是时薪太低(虽然这本身也是问题),而是劳动时间的利用率发生剧烈波动——同一个时间段,订单量可能骤减,导致劳动者在客观上付出了时间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任务分配。对这种波动的兜底,不应当是单一平台的绝对义务——它超越了单个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我将在第八章中把这个模块整合进“跨平台职业保障基金”的制度设计中,把风险从单个劳动者和单个平台之间的零和博弈,转移到一个由行业共同筹资的风险池中。

经济保障的归责主体

经济保障义务由谁承担?回答是:由那些从劳动中抽取经营利益的主体承担。这里的关键词是“经营利益”,区别于单纯的中介信息费。

一个信息撮合平台,它的收费与它所撮合的交易金额挂钩,费率是有限的、透明的,且不对交易双方的履约过程施加控制——这种情况下的收费更接近中介服务费,不触发经济保障义务的高层级。但一个平台从劳动者的总产出中抽取固定比例的佣金,同时这个劳动者的工作机会排他性或近乎排他性地由该平台供给;平台动态定价的权力决定了劳动者收入的全部波动幅度;平台的规则和激励机制塑造了劳动者的时间投入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平台的利益抽取已经远远超过了撮合服务的对价。它正在从劳动者身上抽取实质性的经营剩余。这种利益的抽取,在经济功能上等同于雇主从雇员的劳动中获取利润。那么它就应该承受与这种功能相匹配的义务——为这些劳动者的经济脆弱性兜一部分底。

在现实中,抽佣的主体和支付报酬的主体可能是分离的。平台的账户收取了消费者的款项,从中扣除平台佣金,再将其余款项转给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再发给骑手。支付链条的构造可能使得骑手的报酬在形式上从未经过平台的手。但经济利益的抽取并不因为转账的路径而被遮盖。功能导向的经济保障义务要追踪的是利益,不是账本。如果平台是定价规则的制定者、佣金比例的决策者,那么它就是在抽取利益,它就应当承担经济保障义务——即使薪酬在形式上由劳务公司代为发放。劳务公司如果在这一链条中只收取一个固定的管理费——按人头而不是按流水抽成——它抽取的是管理服务费而不是经营剩余,那么它的经济保障义务就相对较轻,主要限于保证它所承诺的底薪(如果有的话)的支付。

如果劳务公司同时从骑手的配送费中按比例抽成,那它就也在抽取经营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和劳务公司同属利益抽取者,它们应当共同或按各自抽成的比例来承担经济保障义务——具体分配规则需要个案计算,但功能导向给出了清晰的归责逻辑:利益抽取者不能只拿钱不担责。

四、风险归责:谁创造了风险,谁承担后果

从过错到因果——一个历史螺旋

在第五章里,我提到过,工伤赔偿制度在十九世纪的基础是一种基于因果归属的朴素直觉:你让一个人做一件危险的事,他因此受了伤,你就应该负责——不管你有没有过错。后来,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这种因果归责被雇佣关系所吸收。工人不需要去证明雇主的决策制造了特定的风险,他只需要证明他是在工作中受的伤,他的雇主是谁。雇佣关系成了风险责任的代指人。这是劳动法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创新之一——它把因果归责的个案证明难题,转化为一种基于身份的制度性保障。

但是,当雇佣关系本身在平台经济中被拆散时,这个代指人失灵了。风险仍然在系统性地被制造出来——算法缩短送达时间推高交通事故率,按单计酬的激励结构促使骑手超速、逆行、闯红灯,快跑的经济压力使骑手在恶劣天气中不敢停下——但这些风险,在现行法律中没有对应的责任承担者。平台可以说:交通事故是骑手自己选择的驾驶行为,与我们的系统无关。劳务公司可以说:我们只是代发薪酬,根本不控制他的驾驶过程。风险被创造出来,然后被法律真空吸收,最终由受伤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默默承担。这就是功能导向要打碎的最后一个硬核。

风险归责的操作机制

功能导向的风险归责原则,不要求劳动者证明平台的某一项具体决策存在“过错”——不要求证明算法参数设定得太紧是一种“过失行为”。它只要求证明因果链:这一类伤害的发生概率,在这一套生产系统的规则下,被系统性地提高了。

这就需要引入一个在环境侵权和产品责任领域已经成熟但尚未被劳动法充分吸收的法律技术——流行病学因果关系推定的举证责任转移。

具体是这样操作的:如果劳动者能够证明——通过行业统计数据、事故率比较研究、系统日志数据分析——在平台通过派单算法、时效考核和奖惩机制所构造的劳动模式下,某一类伤害(比如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显著高于同地区、同类型劳动在没有类似系统压力下的基准事故率,那么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就转移给平台。平台需要证明其系统设计与伤害的发生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或者证明该伤害是由劳动者自身的重大过失或与系统无关的第三方介入导致的。如果平台不能完成这一举证,它就应当承担该伤害所致损失的赔偿责任。

这一设计不是对平台的技术苛责。这是基于一个朴素的正义直觉:当你设计并运营一个生产系统的时候,这个系统所产生的系统性危险,就应当由这个系统的运营者来吸收,而不是由在这个系统中工作的个体去分担。这不是“惩罚成功者”。这是“风险跟随决策”——经济学的外部性内部化原则在劳动法中的对应物。

风险归责的制度载体

风险归责原则需要具体的制度载体才能落地。最有效、最能系统性兜底的载体,是一个针对平台劳动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独立于传统工伤保险,但遵循同样的无过错快速救济逻辑。我不在这一章展开制度设计的具体条款,因为第八章专门处理制度建设,届时我将把安全底线的快速救济机制、经济保障中的跨平台收入安全网,与风险归责的职业伤害基金放在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中进行整合。这里的任务只是确立原则:平台劳动的工伤保障,不应当以“证明谁是雇主”为前提。保障的触发,应当基于“伤害是在平台的生产系统运转过程中发生的”这一事实本身。因果关系足够,不需要再加一个找雇主的先决条件。这就是风险归责原则在制度层面的最根本诉求。

五、义务的衔接——避免责任缝隙的总体设计

三项核心义务分别展开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传统的劳动关系中,安全、薪酬、工伤——三个义务统一于同一个雇主,衔接是自动完成的。雇主同时是控制和利益的主体——他天然地必须同时承担全部三个维度的义务,没有缝隙可掉。当功能导向将三项义务分配给不同的主体时,新的缝隙就可能出现。

最典型的缝隙情景是这样的:平台承担了安全义务,因为它是控制者。劳务公司承担经济保障义务,因为它是签约发薪方。骑手在送单时因赶时效而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事故既涉及平台的时效压力(安全义务层面也涉及风险归责),也涉及劳务公司的薪酬规则(如果劳务公司的阶梯奖励结构也在无形中推进了赶时行为)。两个义务主体之间可能互相推诿——平台说这是薪酬结构的问题,劳务公司说这是算法时效的产物。骑手卡在中间。

功能导向的框架必须内置一个补充性原则来处理这种情况:当伤害事件同时涉及多个义务主体的功能领域,且各方都未单独、充分地履行其所承担的义务时,各方应当在劳动者所受损失的范围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劳动者可以选择向任何一个义务主体请求全额赔偿,被请求方在赔偿之后有权根据功能贡献比例向其他义务主体追偿。

这个安排不是要惩罚平台或劳务公司,而是要将“推诿成本”从劳动者身上转移到义务主体之间。现行制度下的推诿成本是由劳动者承担的——他要跑三四个程序,找三四个主体,被拒绝三四次,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拿到。新的安排下,推诿不再能阻止救济。谁掏钱先垫上,内部怎么算账是雇主功能模块之间的事。他们已经把劳动者的从属性拆散过一次了,不能让他们再把赔偿责任也拆散,让劳动者一块一块去追。保护必须是及物的——不受义务人之间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第七章 立法嵌入——规则的设计、成本与可行性

一、从法理到法条——功能导向如何进入成文法

第六章完成了功能导向保护框架的实体设计。安全底线、经济保障、风险归责,三项核心义务各自的内容和归责逻辑已经铺开,义务之间的衔接机制也给出了初步方案。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这些设计如何进入现行法律体系?

这不是一个可以绕开的提问。一份法理上自洽的设计,如果找不到嵌入实定法的路径,它就只能停留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章节里。而平台劳动者不能等。张磊的腿不能等。那个在出租屋里因交通事故致残、无法向任何人主张权利的骑手,他的救济不能依赖于二十年后的法学家共识。制度设计必须回答可行性。

可行性的核心是立法嵌入的路径选择:在哪一部法律中写入新规则?以什么立法技术来写?写入之后,与现有的劳动法、民法、社会保险法之间是什么关系?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暂时放下价值判断的工具,切换到立法论的工程视角。这一章将完成这个切换。

平台用工的专门立法——现实路径

在讨论任何具体的立法方案之前,必须先正视中国过去五年间在立法实践上已经做出的选择。这个选择是清晰的:不是修改《劳动法》的“劳动者”定义,不是重新解释“从属性”,而是走专门立法的路。

二〇二一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学界和实务界通常简称为“56号文”)。这份文件在中国的平台用工法律发展史上是一个分水岭。它在官方话语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一范畴,并明确将其与传统的“劳动关系”区分开来。56号文提出要“合理界定企业责任”,在“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中,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相应的责任”——这五个字是过去五年间中国劳动法实务中最重要的语义发明之一。它既不是劳动法的全部责任,也不是民法的无责任。它是一种按比例、按情形配置的义务,一种不属于现行任何一个法律容器的中间物。56号文没有创造出一套成体系的制度框架来承接这个语义发明,但它的出现意味着立法者已经在事实上承认了二元体系不够用。它埋下了一颗种子。

这颗种子在地方已经发了芽。广东省、浙江省、上海市和北京市在随后的几年里相继出台了地方性的平台用工权益保障实施办法。这些地方试行法规在内容上参差不齐,但在一个关键点上达成了默契:不再纠缠于“平台工人是不是劳动者”的抽象定性,而是直接规定平台企业在特定事项上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职业伤害的保险责任、安全培训的合规义务、计价规则的公示要求。

这是功能导向的雏形——尽管没有一个地方性法规使用“功能导向”这个学术语词,但它们的行为逻辑已经在从身份追问中松脱出来,转向追问“平台做了什么”和“应该为此匹配什么义务”。这是一个地方先行、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格局,它为功能导向的制度嵌入提供了真实的政治土壤。

基于这个土壤条件,我在本章主张的嵌入路径是:制定一部《新就业形态劳动保障法》——一部平台用工的专门法,以法律位阶而非行政规章位阶明确功能导向的基本原则、核心义务、权利体系和执行机制。这不是要废除《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在平台用工中的适用余地——那些能够被传统从属性测试清晰识别为标准劳动关系的情形,仍然由这两部法律来兜底。专门法要解决的,是那部分从属性被拆散的、无法被传统测试识别却又明显不属纯粹民事自雇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已经容纳了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人口,它需要的不是一部低位阶的、留有大量灰色地带的指导意见,而是一部能够作为裁判依据的、设定了清晰权利义务边界的正式法律。

与既有法律体系的关系

一部专门法如何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民法典》并存?逻辑上必须有清晰的划界和衔接。

与《劳动法》的关系:不降低既有标准。 专门法所设定的保护标准,在某些维度上可能低于传统劳动关系的相应标准——比如经济保障层面不直接适用传统劳动关系的最低工资制度,而是用收入安全网来替代。专门法不能也不应该被用作将现有劳动者降格保护的通道。立法必须设置防火墙: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已经构成了传统从属性标准所定义的劳动关系,则应当直接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全面保护,用人单位不得以专门法的存在为由主张降低保护标准。专门法是扩张保护范围的工具,不是收缩保护范围的借口。

与《民法典》的关系:补充而非替代合同自由。 平台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存在的用户协议、接单规则、承揽合同等文本,在专门法出台之后不会自动失效。这些合同文本中不违反专门法强制性规定的部分仍然有效。专门法的作用是在合同自由之上附加强制性底线——规定若干不可通过合同约定排除的劳动者基本权益。这类似于消费者保护法与合同法的关系:合同仍然是基础性的,但涉及消费者基本权利的事项,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优先于当事人的约定。在平台用工中,安全底线、经济保障和风险归责中的核心规范应当被确立为单方强制性规范——平台和劳务公司不得以“劳动者同意”为由排除适用。

与社会保险法的关系:专门基金与体系对接。 职业伤害保障、收入安全网等机制无法脱离社会保险体系运行。专门法应当授权建立平台用工职业伤害保障基金和跨平台收入安全网基金的制度框架,人社部门负责制定实施办法,与现行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体系建立接口。第八章将对这两个基金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这里只先确立立法的授权基础和制度层级。

二、立法技术:识别“平台劳动者”——一个以控制-依赖-风险为轴心的类型化判断公式

一部专门法的核心是划定保护范围。保护谁?怎样划定一条既不能太宽——把所有数字化的劳务交换都揽进来——又不能太窄——最后只圈住一小撮人、大部分骑手仍然在圈外——的边界?

在第六章的第一节,我已经确立了功能导向的判断逻辑优于身份判断的根本原因。但那种功能识别是道德和政治哲学层面的。落实到法条里,立法者必须给出一个裁判者可以操作的判断工具。这个工具必须足够结构化,能够把控制的密度、经济依赖的程度和风险生成机制转换成法律可以操作的标准,但不能沦为又一个空洞的多因素清单。

现有判断公式的缺陷

现行平台用工的司法和仲裁判断,主要依赖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实务界通常称为“12号文”。该文件提出了三要素:主体资格、管理从属、业务组成。后两项要素——管理从属和业务组成——在平台用工中被反复拉扯。什么是“管理”?算法推送订单是不是管理?什么是“业务组成部分”?平台说自己的业务是技术信息服务而不是送餐,这个抗辩在逻辑上能够无限延伸——任何平台都可以把自己的业务定义为“纯粹的科技信息服务”,把劳动者实际从事的劳动定义为“与平台业务无关的承揽活动”。

12号文的另一个缺陷是它不适配多主体结构。它预设的是两方关系——一个劳动者、一个用人单位。平台用工至少是三方,骑手和平台节点之间存在的是控制强度和频率都极高、但在法律关系上属于间接的关联。12号文没有提供从控制和经济依赖的向度上同时指向两个不同法律实体的判断工具。

控制-依赖-风险的类型化判断公式

专门法应当以一条独立的定义条款,建立一个“控制-经济依赖-风险归属”三个维度的类型化判断公式,替代12号文在平台用工领域的适用。

这一公式的逻辑架构如下:平台劳动者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受任务分配并获取报酬,在同一平台或同一体系内的多个平台上的劳动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自然人——

第一项:劳动过程控制型。 平台或平台体系内的合作方对劳动者完成具体任务的过程和方式施加了实质性的限定和监督,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劳动者没有拒绝平台推送的特定订单的合理自由或拒绝将导致显著的负面评价、收入降低或任务分配量的系统性减少;平台对劳动者执行任务的时间、路线、操作规范设定了强制性或带有显著经济惩罚后果的标准;平台通过实时定位、图像采集、客户评价数据等手段对劳动者的任务执行过程进行持续性的跟踪与评估,并将评估结果直接、自动地转化为影响劳动者收入或任务机会的奖惩措施。满足以上三项中任意两项的,推定构成劳动过程控制。

第二项:经济依赖型。 劳动者在特定时间段内的主要收入来源依赖于平台体系,且不具备将劳动力有效分散到平台体系之外的合理替代渠道。具体包括:劳动者在连续三个月以上的时间范围内,通过平台体系获取的收入占其劳动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劳动者获取平台体系内工作机会的媒介,在市场上不存在与该平台体系具有可替代性的、能够提供同等密度和同等收入水平订单的竞争性平台或线下渠道;劳动者必须使用平台指定的品牌标识、装备或账户体系,且这种品牌绑定使得劳动者无法在不发生显著转换成本的情况下将同样的劳动投入转向其他渠道。满足以上三项中任意两项的,推定构成经济依赖。

第三项:风险归属型。 劳动者所遭遇的职业伤害风险,在类型和程度上与平台体系的运营模式存在系统性关联。具体包括:平台体系内的工作组织方式包含对劳动者时效的系统性压力——如通过缩短承诺送达时间、设置阶梯奖励促使持续增加任务密度——且这种时间压力在统计学上与特定类型伤害(如交通事故、肌肉骨骼系统的过劳性损伤)的发生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平台未向劳动者提供充分的、针对该体系核心职业风险的防护性设备、培训或保险安排;或者劳动者在遭遇职业伤害后,无法从单一可识别的法律主体处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济和收入补偿。满足以上两项的,推定构成风险归属。

任意一项类型被触发,劳动者即可主张专门法所赋予的对应保护,不受合同名称的限制。三项类型之间是“或”的关系,不是“且”的关系。这个结构的功能在于:不同类型的保护触发不同类型的判断,不需要劳动者同时满足控制、依赖和风险三个维度才被纳入保护范围。如果他只处于风险归属型之中——他接单灵活、收入也不依赖,但他所处的生产过程系统性地暴露于特定伤害风险——那么他至少应当获得职业伤害保障。如果他处于劳动过程控制型和经济依赖型的叠加状态,那么安全底线和经济保障应当同时激活。义务的组合随功能的类型而变化。

可推翻的推定

这三项类型化公式中使用了“推定”结构。这意味着平台或劳务公司可以通过相反证据推翻推定。劳动者没有拒绝订单的自由——平台可以证明其系统中存在拒绝按钮、且拒绝率在一定阈值内不会导致负面后果,以此来推翻劳动过程控制的推定。劳动者的平台收入占比超过百分之六十——劳务公司可以证明该劳动者同时为多个没有关联关系的平台工作,且各平台之间的收入分布较为平均。

推定的可推翻性,不是给平台留后门。它是对抗单方面证据偏在的结构性安排。当前模式是劳动者必须证明自己“被控制”“有依赖”。但控制机制的数据和源代码掌握在平台手里——劳动者只能描述“我觉得我无法拒绝订单”,无法提供拒绝按钮不存在或惩罚后果的证据。功能导向将这个举证困难反转过来:立法提前划定触发推定的客观情形,一旦劳动者初步证明了这些情形,就必须由平台来反证其不存在。这不改变实体标准,只改变举证负担的分配。在劳动关系认定中,这种举证负担的分配往往是胜负手。

三、成本与可行性——回应商业系统的必然反驳

任何平台用工的立法方案,只要涉及强制性义务,必然面临来自商业系统的反驳。这些反驳不会以“我们不想承担责任”的直白方式出现,而是会包装成经济分析的语言:义务转化成本,成本侵蚀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崩溃导致就业岗位消失,最终受害的还是劳动者。这个逻辑链条在每一次劳动保护扩张的立法辩论中都出现过——最低工资立法、工时限制立法、解雇保护立法——路径依赖之强,几乎成了一种修辞反射。

功能导向的立法设计,必须正面回应这些反驳,在成本与可行性上夯实合理性。回避商业可行性的制度设计,最终会在实施中被架空。

安全的成本——从外溢到纳入成本结构

安全底线义务所要求的一系列措施——安全装备的标准化、极端天气下的动态时效调整、强制休息程序、劳动者安全代表会议——确实会产生成本。但需要追问的是:在现行模式下,安全匮乏的成本(交通事故的医疗费用、伤残后的长期收入损失、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浪费)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没有被记录在平台的成本结构里。

这部分成本现在由谁来承担?由受伤劳动者个人、他们的家庭、公共医疗系统以及社会救助体系来承担。这是一种系统性成本外溢。平台劳动的安全成本被从产生它的生产体系中剥离出来,悄无声息地分配给了分散的个人和公共财政。

功能导向的安全义务所追求的不是制造新的成本,而是将已经存在的成本从外溢状态重新纳入平台的生产成本结构中。平台将在定价和商业模式中吸收这些成本的一部分,通过规模效应和技术优化来消化其余部分。动态安全响应系统的开发——根据天气和交通数据实时调整时效标准——可能带来显著的效率收益,减少因事故造成的运力中断和赔偿支出,在中长期视角下并不必然是净成本。安全投入在航空、矿业和传统制造业中的经验已经反复验证这一点:将安全视为生产函数中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部支出,最终会在行业层面降低净成本。

经济保障的成本——从风险转嫁到风险共担

经济保障义务的成本顾虑主要集中在收入安全网。如果平台需要为高度依赖的劳动者提供一个收入兜底机制,这是否意味着平台将承担最低工资制度那样的刚性的、不可管理的劳动力成本?

功能导向的答案是否定的。第六章提出的收入安全网不是单一企业的兜底义务,而是一个行业共同出资、跨平台运作的保障基金。企业的缴费和劳动者的权益之间不存在传统最低工资体系中那种一一对应的、由单一雇主的利润直接负担的关系。基金的费率结构可以根据行业整体的订单量、事故率和收入波动数据进行精算调整,使缴费水平保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更重要的是,经济保障义务在平台用工中并非完全外在于平台的商业利益。收入极度不稳定的劳动者具有更高的流动性——他们在淡季被迫退出平台另谋生路,在旺季重新加入。这种流动的隐形成本由平台承担——新骑手的招募、培训、考证、装备、初始效率损失。收入安全网的存在,可以在淡季留住一部分熟练劳动力,消减整体流动率,降低隐性的人力资源成本。经济保障义务在一个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中,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者的附着力和降低流动成本,对平台构成部分对冲。这是一个需要被纳入成本效益分析的变量,而非单纯的支出项。

风险归责的成本——从个案侵权到系统保险

风险归责,尤其是第八章将要展开的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三项义务中成本最高、也最不可回避的制度设计。现行模式将职业伤害风险几乎全部外溢。骑手交通事故率在当前中国城市的电动自行车伤亡数据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构成部分,各级政府正在用公共医疗资源和道路交通管理成本吸收这个代价。将这部分成本从公共系统收回平台体系,不是对平台经济体的额外征税,而是将已经被社会承受的成本归还给产生成本的那个生产系统。

职业伤害保障基金的成本可以通过灵活的费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基金的缴费不应当是固定的按人头摊派,而应当是与安全绩效挂钩的浮动费率。平台的事故率高、安全措施投入不足,次年缴费比例就相应上浮。安全绩效良好、事故率持续下降的平台,缴费比例可以下调。这种基于风险调整的费率体系,在工伤保险和商业保险中已有成熟的精算技术支撑,专门法只需要建立制度框架并授权行政部门制定费率细则。

可行的不代表完美——制度演进的空间

一项制度可行,并不意味着它实现了全部的规范理想。这是立法工程与法学理论之间的永恒张力。功能导向的专门立法在初始阶段不可能一步达到最优保护水平。收入安全网的兜底额度在初始设计中可能偏低,职业伤害基金的参保费率可能偏于保守,安全底线中的劳动者参与机制在早期阶段可能更多停留在形式层面。制度需要在运行中迭代,通过实施后评估、劳动者和平台的反馈、司法实践中暴露的模糊地带进行修订和调整。

但这不构成推迟立法的理由。最优标准的不可能,不能用来为当前持续恶化的底线辩护。一个运行中的、保障水平有限的制度,优于一个理论上完美的、但从未落地的设计。平台劳动者现在所处的是一无所有的状态,任何一项从零到一的强制性义务,对他们而言都是净收益。这个基本事实,是所有可行性论证的伦理基础。

四、制度渐进——一个禁止退步的分阶段方案

基于可行性的考量,专门法在实施路径上可以采取一个受控的分阶段方案,让制度逐步从基本框架走向全面覆盖。分阶段不是拖延的借口,分阶段的前提是立法一步到位——法律文本中将完整的保护标准体系确定下来,配套的制度授权也一步到位。分阶段是执行力度的先后次序,不是权利设置的降格。

第一阶段:安全保障与职业伤害救济的立行

最紧迫、在道德层面最没有妥协余地的,是职业伤害救济。张磊们的腿等不起。第一阶段应当在法律施行后的六个月内,全面激活两项核心制度:职业伤害保障基金——平台和劳务公司必须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平台劳动者缴纳基金费用,参保工作由平台负主要申报义务;以及安全环境动态响应义务——平台必须在暴雨、暴雪、高温、雾霾等极端天气条件下启动动态时效标准,暂停对因安全原因拒单的劳动者的惩罚,并确保用于配送的交通工具和安全装备符合法定标准。这两项制度是新法的底线,没有暂缓的空间。

第二阶段:透明度与计价稳定性规范的建制

第二阶段在法律施行后两年内完成。平台必须完成计价规则的全参数披露,并在运营系统中建立规则变更的强制通知与缓冲机制。劳动者将能够从系统内部实时获得单价计算明细和规则变更记录,不再面对一个一无所知的黑箱。跨平台的劳动者收入安全网同步启动试运行,由人社部门牵头、行业企业共同注资,初期覆盖连续十二个月在同一平台体系内月均订单量超过一定阈值的平台劳动者群体。

第三阶段:收入安全网的扩展与集体协商的制度化

第三阶段在法律施行后五年内完成。根据基金前期的运营数据和精算评估,人社部门提出安全网兜底水平的调整方案,扩展覆盖范围,逐步纳入兼职型、流动性较强的劳动者。劳动者安全代表会议和区域性的计价规则协商机制在这个阶段走向制度化——从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提出的原则,落实到具体的组织架构和工作规则中。

禁止退步——各阶段评估中的底线

在分阶段实施的过程中,专门法必须写入一条禁止退步条款:各阶段的评估报告和建议,不得将现行法律已经设定的保护标准作为“成本过高”的理由下调。安全底线、经济保障和风险归责的每一项具体规则,在实施评估后只能微调上调,不能下调到低于法律初始设定的基准水平。平台商业模式的调整压力和立法游说力量,在每一个法域的劳工立法史中都曾持续推动保护标准的向下松动。禁止退步条款不一定能完全阻止这种压力,但它会在立法博弈中为劳动者提供一项有效的话语武器——这种武器可以维系一项制度在政治压力面前不致溃败。

五、结编——重构的边界与温度

至此,第三编的重构框架已经全部铺开。第五章拆除了二元思维这堵墙,第六章用功能导向的砖石重建了三项核心义务的框架,第七章将这座建筑安置在中国当前立法实践的真实地基上。

但我不能就此搁笔。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被回答——一个任何法律条文都无法替我问、也无法替我答的问题:本书始终把“安全”和“公平”视为每个劳动者不言自明的基本需求,但如果某些平台劳动者出于即期的经济压力,宁愿放弃某些安全保障来换取更高的接单自由和即时收入——平台肯定会说,他们的App上提供了“拒绝高危订单”的按钮——法律应当如何面对这种“自愿”?如果安全底线的一部分被标识为可以通过个人选择来减损,功能导向所精心设置的每一项强制性义务,会不会在“偏好”和“选择”的名下被悄然侵蚀?

这个问题触及了劳动法最深处的伦理困境。劳动法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在个体合同自由和集体强制性保护之间不断重新划界的历史。平台劳动者困在收入和安全的真实张力里——他们往往在同一个小时里,既希望法律给自己更多保障,又害怕保障会拖累平台的效率、订单量和单价。我不打算用一句“法律父爱主义”来封住这个难题。这个问题是从业者的真实困境,也是劳动法理论必须直面的根本追问。

我的回答是: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用如此长的篇幅坚持把劳动者自己的声音——张磊们的声音——放在法律分析的核心。当我们要去界定哪些保护是不可放弃的底线、哪些是可以在透明对话中被调整的变量,这个界限不能仅由法律逻辑的推演来决定。它需要回到劳动者在风险与生存之间的真实权衡中去寻找。在第六章的安全底线中,我明确地将劳动者安全代表会议的参与机制列为安全义务的第四个子模块,这不是附加装饰。它的功能正是为这个界限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持续被校准的位置——不是由法律人代为决定,而是由那些每天在送单路上用自己的身体感受风险和安全的人,通过一个受制度保障的对话机制,共同决定底线在哪里。

功能导向的整个重构,至此可以收束为一个简洁的陈述:在劳动被切碎、被拆散、被重组成无数函数关系的时代,法律的回应不应当是执着地要把它捏回旧日的形状。旧日有旧日的好,也有旧日的局限。核心在于,劳动者在这个新的生产秩序中应当被承认为人——不是函数的输入项,不是会被“安全”这个词挡住在算法系统之外的故障源,而是有身体、会疲惫、会受伤、有权在风险面前说“不”的人。

法律的终极功能,不是替人决定他们的生活该怎么过,而是确保那些替别人的生活做决定的人,不能把决定的代价全部推给被决定的人。功能导向的全部制度设计——安全底线、经济保障、风险归责——都是在为这一个人道主义的地板钉下桩脚。桩脚之上,劳动者才能有力量与平台一起塑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劳动契约。

第三编到此结束。第四编将以一个简短的结语收束全书——不是总结,是回望。我将回到张磊,回到那个在出租屋里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而独自面对整座制度空白的人,重新度量我从第一章走到第七章所走过的路程。

第八章 平台职业伤害保障基金与跨平台收入安全网——两项制度设计

一、从原则到制度——功能导向需要什么样的载体

第六章建立了三项核心义务:安全底线、经济保障、风险归责。第七章把这三项义务嵌入了一部专门法的立法框架。但原则写入法条,只是立法工作的前半程。后半程——往往也是决定制度能否真正运转起来的那个半程——是设计能够承接原则、持续运作的具体制度装置。

在功能导向的三项义务中,有两项在现有体系中几乎找不到现成的制度容器。

第一项是职业伤害的救济。现行工伤保险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平台劳动者被挡在这个前提之外。商业意外险的保障水平低、理赔门槛高、覆盖范围不稳定,本书第三章已经从张磊的案例出发做过分析,不再重复。数千万劳动者每天暴露在交通事故、过劳损伤和暴力侵害的风险中,但整个国家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里没有一个为他们设计的单元格。这不是一个立法疏漏,这是整个制度架构的幽灵肢体——它不存在,但它的缺失造成的痛感是真实的,每天在急诊室和出租屋里上演。

第二项是收入的兜底。传统雇佣关系中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建立在雇主-雇员一对一归责的基础上。平台劳动将收入风险拆散并转移给劳动者的过程,第五章和第六章已经充分解剖。要回应这种风险,需要的不是把最低工资制度直接拷贝到平台用工——那既不可行(平台不支付工资,它支付的是分成或计件报酬),也不合理(单一平台承担全部的收入波动风险在精算上无法持续)。需要的是一个跨平台的、由行业共同筹资的机制,把风险从劳动者个人和单个平台之间的零和博弈中转移到一个更大的风险池中。

这两项制度需求,在逻辑上分别对应一个专门基金:平台职业伤害保障基金,解决职业伤害的快速救济问题;跨平台收入安全网基金,解决收入断崖风险的兜底问题。本章将逐一设计这两项基金的基本架构、筹资模式、给付标准和治理结构。

二、平台职业伤害保障基金

问题的性质——为什么不能只靠商业保险

先问一个前提性问题:职业伤害的救济,不能继续依赖现在的商业意外险模式吗?

不能。商业意外险在平台用工中已经运行了数年,暴露出三个结构性的、无法在商业保险框架内部解决的问题。

第一,受益人错位。平台或劳务公司作为投保人购买意外险,骑手是名义上的被保险人。但当赔付发生时,赔款通常打入平台或劳务公司账户,由它们“代为”向骑手支付。赔付成了可以被截留、可以被协商、可以被“你愿意接受这个数我们就没事”的东西。骑手在法律上是保险金的权利人,但对于赔款到没到、到了多少、为什么是这个数,他没有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第二,赔付标准过低且不确定。目前多数平台为骑手购买的意外险,身故保额在数万元到三十万元之间波动,伤残赔付按比例折算后常常只有几万元。这个水平能不能覆盖一个因交通事故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不能。同时,商业意外险的费率要么由平台统一协商、骑手只承担固定保费(通常按日从收入中扣除),要么被嵌入劳务合作合同成为不可谈判的条款。劳动者作为受保障人却没有缔约权、没有议价权,也没有在不同保险产品之间进行选择的信息通道。

第三,理赔与劳动关系脱钩,看似进步,实则风险。商业意外险不需要证明劳动关系,这本可以是某种制度优势——它恰好绕过了身份追问的死结。但脱钩之后,保险公司承担的责任便没有任何产业逻辑,只有纯粹的商业精算。保费随风险波动,而骑手的事故率与平台设置的算法规则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联系——缩短承诺时间→事故率上升。商业意外险只承保“结果”(事故发生),不触碰“原因”(算法制造的系统性风险)。这意味着定价机制中没有内置任何促发安全行为的杠杆。平台支付了保费(有时是由骑手每日的保险费扣除组成),然后继续把送达时效压到极限,风险成本被打包扔给了保险,形成了一个“付钱买安全免责”的闭环。

职业伤害保障基金不能只是商业保险的放大版。它必须内置安全事故预防和风险来源归责的功能。它是社会保障逻辑和劳动安全规制的综合体,不是公共财政替商业平台买单的转账渠道。

平台职业伤害保障基金的基本架构

(1)筹资模式:按单缴费,浮定费率

基金必须解决谁来缴费、怎么缴费的问题。

我的建议是:以平台为缴费义务人,按单缴费。平台在每一笔成功完成的订单中,按该订单服务费的一定比例计提职业伤害保障费,转入统一管理的基金账户。按单缴费的逻辑在于:职业伤害的风险是内生于平台的生产模式中的——每一单都包含着一个微小的、可以统计上量化的风险增量。按单缴费是将风险成本精确地分配到每一个风险生成单元上,而不是粗糙地按人头均摊。同时,按单缴费也与平台劳动者的劳动形态相匹配——他们不是在“上班”期间受伤,而是在“跑单”过程中受伤。保障的对价应当跟单走。

谁是缴费义务人?在传统工伤保险中,雇主是唯一的缴费主体——这是对等的:雇员的人身伤害风险由雇主的生产系统制造,雇主负担保费。在功能导向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平台用工的生产系统可能不止一个法律主体在操作——平台控制着算法和时效,劳务公司控制着线下站点管理也可能施加额外的风险压力。因此,平台的缴费义务是首要的,但劳务公司如果也在生产系统中扮演功能性的风险贡献角色,它同样负有缴费义务。在基金的设计中,我将劳务公司的角色定义为“共同筹资方”——当劳动者的事故发生在劳务公司直接管理的站点范围内、或与劳务公司组织的线下活动(如到站点报到、参加晨会、从站点出发接单)相关时,劳务公司必须为这些劳动活动承担额外的配套缴费。这确保了风险跟随生产系统中的实际角色流动。

费率不应是固定的。浮动费率是基金内置安全激励的关键。平台的事故率高于行业平均值,次年就上浮费率;事故率显著低于平均值且安全投入可以验证,次年就下浮费率。这个简单机制的目的,是把安全从一项“免责支出”变成一项“有经济回报的投资”。费率调整应当由第三方精算机构定期评估,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开。

(2)保障范围:从接单到完成的全程覆盖

保障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这是工伤保险中“工作时间与工作场所”的延伸问题在平台用工中的投射。

传统工伤保险的通勤伤害认定已经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议区域。平台劳动者没有固定工作场所,没有固定的通勤路线。“上下班途中”这个概念在他们的劳动形态中根本无法适用。一个骑手打开App那一刻,他就暴露在了算法派单的压力和平台品牌标识的责任风险中。他关闭App的那一刻,这种暴露才结束。

因此,保障的时间范围应当界定为:从劳动者在平台系统上登录、确认处于可接单状态之时起,到其退出系统、明确终止可接单状态之时止。在这个时间窗口内发生的事故,推定属于职业伤害,平台或劳务公司可以反证——证明事故与平台劳动完全无关(比如在登录期间从事完全不相关的私人活动)。这是举证责任的适度转移,与第七章中类型化公式的推定结构保持一致。

伤害类型的界定上,基金应当覆盖三类职业伤害:突发性身体伤害(交通事故、跌倒、被殴打、被物体击中)、过劳性身体伤害(因连续长时间配送导致的腰椎损伤、膝关节损伤、心血管事件等,需要由职业医学科做出因果关系鉴定)、以及劳动过程中突发的精神应激障碍(遭受暴力袭击、严重交通事故的幸存者出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现有工伤保险在这方面的覆盖是极其薄弱的,但对于每天暴露在交通风险和人际冲突中的人群,它不能被忽视)。

(3)给付标准:接近工伤保险的中位数水平

基金给付标准的设定,走两条线。

第一条线是纯医疗费用:事故后的急救、住院、手术、康复和必要的辅具费用——全额给付,由基金与医疗机构直接结算,不设报销上限。这确保了受伤劳动者在治疗阶段没有任何自付费用的财务障碍。这个标准高于很多地区工伤保险的实际报销率——但这是制度想要达到的水准。

第二条线是伤残和身故给付。伤残津贴按伤残等级确定月度给付标准,参考当年度当地工伤保险的给付中位数。身故一次性抚恤金和遗属定期生活费同样参照工伤保险的相应标准设计,确保平台劳动者的职业伤害补偿不与工伤保险形成过大的待遇落差。为什么不是完全等同?因为在平台劳动者的总体保障组合中,他们缺少传统雇佣关系中的一些附加保障(如解雇保护、带薪病假),在制度聚合起来之前,这个落差是真实的。但我坚决反对将落差合理化为“低标准有理”。低标准不是目标,是过渡——基金运行进入稳定期后,应当逐步拉平待遇差距。

(4)申领与认定:快速通道与举证责任分配

申领程序的设计必须回应一个核心痛点:现行渠道的慢。商业意外险的赔付周期以周和月计,而伤者的急诊账单以小时计。

基金的申领流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紧急医疗担保。事故发生后,劳动者或医疗机构通过基金指定的电子申报通道上传基本信息和就诊凭证,系统在二十四小时内向医院发出紧急医疗担保函,覆盖急救和必要的早期手术费用。审核在后,治疗在前。这一步不涉及伤害性质的法律认定,只是一个医疗事件的快速响应机制。

第二步是职业伤害认定。由基金所属的职业伤害认定委员会在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认定程序中,劳动者只需提供:伤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基本情境,以及伤害与平台劳动之间的外观联系——事故发生在他登录接单系统的时间窗口内。平台方如有异议,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该伤害不是发生在平台劳动过程中,或伤害是由劳动者蓄意自残、醉酒、吸毒等明确排除情形所致。举证责任为什么不平等分配?不是因为预设任何一方有过错,而是因为平台掌握着证明“不在接单途中”的核心数据——实时定位轨迹、订单记录、时间标记。这些数据都在平台的服务器上。让劳动者举证一个他无法获取的数据,是不正义的程序设计。

对于过劳性伤害和精神应激障碍,认定程序需要加入职业医学鉴定环节,但鉴定的申请费由基金承担,鉴定期间的临时生活津贴由基金预付。劳动者不会因为医学鉴定的耗时而被拖垮。

基金的治理——让劳动者坐在保险的桌子上

基金由谁管理?

职业伤害保障基金不能由一个单纯的行政机构独自管理,也不能被交给平台企业自我管理。它需要一个体现三方性的治理结构:人社部门、平台企业代表、劳动者代表三方组成基金管理委员会。

人社部门负责基金的合规监管和资金安全的底线把控。平台企业代表参与费率和给付标准的协商,但不能单独主导基金决策。劳动者代表由行业工会或平台劳动者集体选举产生,拥有与资方代表同等的投票权。这是确保赔付标准不被不断压低、确保申领程序不被系统性地设置隐性障碍的关键。

劳动者代表的权力不只在开会时投票。基金应当建立劳动者申诉专员制度——在基金的日常运营中派驻由劳动者代表遴选产生的专人,接收和处理申领程序中的被拒、延迟或给付不到位个案。这不是行政处理的替代,而是对行政处理的监督和补充。

至此,基金必须强制投保。平台劳动者的职业伤害风险不是商业保险中的“可保可不保”选项,而是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置身于生产系统中的劳动者,无论合同名称是什么,都应享有的基本保障权益。平台和劳务公司负有法定的投保和缴费义务,不能以任何形式的“劳动者自愿放弃”理由脱保。

三、跨平台收入安全网

问题的性质——不稳定的根源不止于平台

职业伤害保障基金解决的是“干了这一行受了伤怎么办”。但平台劳动者面临的风险不止于身体受伤。收入断崖——因平台的计价规则突变、订单量骤减、账号被突然冻结或关闭——可能比受伤来得更快,后果同样惨烈。

需要再次强调问题的特殊性质。传统工人的收入风险主要来自失业,失业有失业保险的制度兜底。但平台劳动者的“失业”不是从“有工作”变成“没工作”的离散事件——他的账号还在,App还能打开,订单还在推送,但他的收入可能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从每月六千元跌到每月三千元。这种半失业状态,跨越了现行失业保险的认知边界。他不是失业工人——他有任务可做。但他的经济处境已经和一个半失业者没有区别。

跨平台收入安全网要处理的就是这种灰色的、持续性的收入断崖风险。它不是普遍的最低收入保障。它不是失业保险的简单扩大版。它是一个为平台劳动的特殊波动性而设计的减震装置。

安全网的基本架构

(1)筹资:订单附加费+政府配套

安全网的资金来源由三块构成。

第一,订单附加费。平台在每笔订单中附加一项收入安全网缴费,费率极低——订单金额的万分之几的量级——由平台代为扣缴,进入收入安全网基金统一账户。这笔费用与职业伤害保障基金的按单缴费可以合并征缴,分账管理,以降低行政成本。

第二,政府配套拨款。中央和省级财政按一定比例配套注资。这笔钱不是对平台的补贴,是对劳动力市场外部性的公共投资。平台经济的收入波动性把成本推给了家庭和地方政府——当一个骑手的收入骤降,他的家庭用削减消费、动用积蓄、增加负债来应对,而这些行为的总和对地方经济构成负向冲击。市政当局在实际工作中不得不花费额外的综合治理资源去应对平台劳动者因收入下降引发的群访、集中欠租、退保等衍生社会问题。跨平台收入安全网是预防性制度投资,它降低的是这些衍生治理成本。

第三,平台劳动者的自愿缴费——低门槛、可中断。那些希望在基础保障之上再增加一层收入保险的骑手,可以选择额外缴费,对应更高的给付水平。自愿部分不是核心,是一个补充层,不应当成为安全网资金来源的主体。

(2)覆盖范围:以月度为单位,连接订单密度与保障资格

安全网不能无条件覆盖所有在App上注册过的人——否则它会瞬间成为无法持续的无底窖。它需要一个能够连接“平台劳动参与度”和“保障资格”的客观标准。

最能体现这一连接的单位是时间。我的建议是采用月度订单密度与连续服务时长的组合标准:一个劳动者在连续十二个月中,有九个自然月的每月完成订单数不低于本平台劳动者中位数的百分之四十,即应当被安全网纳入覆盖范围。

这个标准的优点在于它的包容性和客观性。它不要求全职——月均订单达到中位数的百分之四十即可,这让大量兼职但有稳定劳动投入的劳动者也能被覆盖。它不依赖于任何单一平台的雇佣决策——订单数是系统中不可篡改的事实记录,无法被包装为“信息服务费”或“合作协议费”来规避。它允许短期中断——十二个月中有三个月的缺口容忍度,照顾到了平台劳动的弹性特征(过年回家、生病、暂时转行)。最后,它保护了那些没有跳板的人——一个人如果在平台的劳动投入已经达到这个密度,说明他已经在实质上依赖这份收入,不管他在名义上如何称呼自己。法律保护的应当是实质,不是名义。

(3)触发条件与给付水平

安全网在什么条件下触发给付?三个触发事件。

事件一:月度收入断崖。连续两个月的平台收入较之前十二个月的平均月平台收入下降超过百分之四十,且下降的原因不是劳动者主动减少接单时间。触发给付的原因是“客观订单不足”或“计价规则实质性调整”——这两项由平台提供数据证明,劳动者如有异议可申请数据核查。这一点至关重要:要将“社会运行的风险”(市场不景气、消费者减少下单)和“平台单独调整计价规则造成的收入骤降”都涵盖在内。给付标准为: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按月给付,最长给付六个月。这不是高额补偿,但它能防止断崖变成深渊。

事件二:账号冻结与无理由封禁。平台冻结或封禁劳动者账号且未能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与正当理由,或冻结封禁程序未经独立于业务部门的第三方核查——劳动者在账号受限期间可申领收入安全网给付,直至账号恢复正常或劳动者获得其他平台等值替代性收入为止。平台对账号的处置构成劳动者经济生命的生杀大权,处置权的正当程序不应当是自愿承诺,而应当是法定义务。

事件三:退出平台劳动的过渡期保障。劳动者因年龄、健康状况或行业结构性萎缩退出平台劳动,且安全网覆盖期间连续超过二十四个月——可申领最长三个月的过渡期给付,给付标准同期事件一的水平。这个设计承认一个现实:大多数平台劳动者在黄金劳动年龄之后没有体制内的退休金可领。这些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从未被任何雇主“解雇”过,因此也从未触发过失业保险。安全网对他们职业生涯终段的脆弱性负有最低限度的兜底责任。

(4)基金的治理与数据共享

收入安全网的治理同样应当保持三方架构,可以与职业伤害保障基金共同管理以节约行政成本,但必须分账核算、分账运营,两类资金之间不得互相调剂。

安全网的核心操作难点在于数据——收入的计算依赖于平台提供的订单和收入数据,平台有充分的动机去低报。这个问题不能通过信任解决,只能通过制度设计解决。

安全网的立法应当赋予基金管理机构以下权限:有权核对平台申报的数据与税务申报数据、银行流水数据和社保缴费基数数据之间的交叉一致性。如果平台申报的劳动者收入与劳动者个人所得税申报记录之间存在显著偏差,基金可以启动专项数据审计,平台负有如实提供原始运营数据的法定义务。数据造假行为将被纳入劳动监察的处罚范围,并可以被劳动者和劳动者组织作为提起集体申诉的依据。

四、两项基金的接合——避免保护拼图中的最后一道缝

两项基金独立运行,但在现实世界中,职业伤害和收入断崖往往是一起发生的。一个骑手在送单过程中遭遇交通事故,腿部骨折,六个月无法接单——他在同一段时间里,既需要职业伤害基金的医疗和伤残给付,又需要收入安全网在康复期间为他提供生活费。

制度设计必须确保这两项权益不互相排斥、不互相抵扣,而是并行给付。职业伤害基金的伤残津贴是对人身损害的补偿,收入安全网的给付是对收入损失的部分替代。二者在性质上不同,在来源上不同,在法律基础上不同。伤残津贴不能因为劳动者同时领取了收入安全网给付而削减。反过来也一样。这必须写入两项基金的管理条例,作为不可克减的底层规则。

实践中最常见的不当操作,是平台将职业伤害给付包装成“已经给了赔偿”→安全网可以不给→劳动者在康复期既没有完整的伤残津贴也没有收入支持。制度必须堵塞这个交叉地带的漏洞。信息互通而不是权力互通——基金管理机构之间共享劳动者受保障状态的信息,但各自的独立给付义务不受另一方给付情况的影响。

五、成本、激励与可持续性——制度伦理的最后防线

我以一个无法回避的提问来结束本章——这也是任何涉及社会保障基金建议的制度设计都必须给出的问题:谁出钱?

在职业伤害保障基金中,出钱的主体是平台和在实际生产系统中承担风险制造功能的劳务公司。在跨平台收入安全网中,出钱的还有公共财政。这两项基金的制度设计是功能导向原则在财务结构上的逻辑一致:风险由产生风险的主体吸收,对无力由任何单一主体吸收的长期性、跨劳动力生命周期性风险,由公共财政承担,作为劳动力市场秩序维护的公共投入。

这不是对平台经济的惩罚性税收。惩罚性税收的目标是打击行为者,而这套制度的目标是保护受害者,同时改变生产系统内部的激励结构。它的成本不会被平台全部以涨价转嫁给消费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会让平台在安全领域的表现成为劳动者选择接单平台的因素之一,从而在成本转嫁上形成一种竞争约束。它的最终归属是让全社会为平台经济创造的GDP付出更透明、更公平的制度成本——我们现在不是没付成本,只是把成本埋在了骑手家庭的私人账簿和公共医院的未收账单里。

制度伦理的最后防线在于:不让任何一个人,因为受了伤、遭遇了平台规则的剧变、或仅仅是年纪大了,就被这个创造了巨大财富的生态系统像垃圾一样抛弃。两项基金的制度意义,不在于它们可以被称作“进步”,而在于它们是地板。一个人掉下去时,能接住他的最低的那块板。

第九章 结语:人的不可化约

一、回到张磊——一个劳动者的身体与制度

本书从一间出租屋开始。

张磊躺在床上,腿里打着钢钉,手机屏幕亮着——“账号已冻结”。这个画面不是我选的,是在田野调查中自己浮现出来的。我在第一章里说过,整本书不过是为这个画面写的注脚。两三百页过去了,让我回到这里。

张磊的腿是在送单路上摔断的。十字路口,绿灯剩八秒,系统倒计时在耳麦里响,电动车加速,路面有冰,刹车打滑。倒下去的瞬间,他想的第一件事是——餐要洒了。餐确实洒了。顾客投诉。站点扣款。躺在急诊室里,他接到的不是工伤认定表,而是一个冻结通知。

现在回头看,这个画面里装着这本书要说的全部事。

那个绿灯倒计时,是算法设定的送达时效——它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一个与收入、与星级评定、与明天能不能继续接单直接挂钩的硬约束。那个八秒,不是一个客观时间,而是一个由平台在利润率与交通事故率的精算取舍中选定的人为阈值。这八秒背后是一套完整的生产控制系统,每一个指令都精确到秒和米,但没有一项法律规则愿意承认它是“管理”。

那碗洒了的餐,是平台对消费者作出的品质承诺。这个承诺的成本,最终由张磊的腿来支付。平台抽取了佣金,答应了送达的时效,把执行这个承诺的全部身体风险——每一段逆行、每一个加速、每一秒在大雨里眯着眼从车缝中穿过——都转移给了骑手。承诺是平台做的,代价是张磊付的。法律上平台没有“命令”他闯红灯,它只是把不闯红灯的成本设定得高到让人没法选。

那个冻结的账号,是平台对张磊最后的回应。不管这位骑手在这个系统里跑了多少单、送了多少天、经历过多少次暴雨和暴晒,一旦他无法再提供这个系统所需要的身体机能时,他在这个系统里的存在便被一键清零。没有道别。没有解释。没有救济通道。一个活生生的人,经过一次事故,变成了一行被系统自动执行删除操作的数据。

张磊的故事不是个案。中国目前有超过两千万平台劳动者,每年在这条“最后一公里”上发生的交通事故数以万计,而受伤之后能够获得及时救济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张磊构成了中国平台经济劳动力市场中的一种常态样本——一个被吸纳进生产关系而没有获得生产保障的劳动力提供者。

二、我们所走过的路程

八章的论证,可以做一次简短的回顾。

第一章以张磊的事故作为分析性个案,确定了本书的方法论定位——从制度分析的内部视角出发,将个人遭遇嵌入法律框架的结构性分析,揭示个案背后制度运行的逻辑。第二章把镜头拉远,从工业革命到平台经济的劳动变迁中,揭示了身份思维的历史起源和内在困境——劳动法从一开始就不是为碎片化的、多主体的劳动形态设计的。第三章进入中国平台用工的现实,解剖了一个骑手身后的多层法律结构。平台、劳务公司、站点、App——控制被拆散,责任被真空化,一个劳动者在四个主体之间找雇主,就像一个人掉进冰窟窿里试图抓住可以上岸的依托,但每一块冰面都是浮动的。第四章转向政治哲学和宪法理论的追问——劳动法到底在保护什么?回答是:它保护的是“人”在从属性中不被压碎的尊严与物质基础。劳动法的保护不是对身份的施舍,而是人置身于从属性结构之中时应当被制度担保的不可放弃的底线。

第三编是重构。第五章提出了功能导向的思维范式,论证了为什么要从追问“谁是人”转向追问“发生了什么”。控制的分布、利益的流向、风险的生成——这些功能因素应当替代身份的标签,成为义务分配的根据。第六章将这个范式转化为三项核心义务:安全底线、经济保障、风险归责。每一项义务都指向一个具体的社会功能——控制产生安全义务,利益产生经济责任,风险应当跟随创造它的决策。第七章回答了什么路径将这一框架嵌入中国现行法律体制。一部《新就业形态劳动保障法》是现实路径,“控制-经济依赖-风险归属”的类型化判断公式是立法技术上的核心设计。第八章设计了两项可以让功能导向落地运转的制度装置——平台职业伤害保障基金和跨平台收入安全网,让保护和救济不再停留在原则的宣示,而是进入基金运作、费率结构和申领程序的具象层面。

如果我必须把整本书压缩成一句话,它大概是:当法律不再问“你是谁”,而是问“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时,正义就有了入口。

三、劳动法的未来——不完全契约与人的完整

平台经济对于劳动法的真正挑战,不是某个新的用工形式需要被勉强塞进旧的法律类别。挑战在于,劳动被切碎了。拆成任务,拆成订单,拆成可以被秒级调度的微小时间单位。每一个单元都与报酬相连,但单元与单元之间的时间——等单的时间、从一单结束到下一单开始的空驶时间、登录但不接单的时间——不被承认为劳动。劳动者的整个身体被要求保持随时待命的警觉状态,但他的报酬只在“完成订单”的那一个瞬间才被承认。这是劳动形态的深层变迁:从按时间购买劳动力,变成了按任务购买劳动产出。付酬的单位可以无限缩小,但劳动者的身体不能被无限分割——他不能只在送单的时候才活着,等到送下一单的时候再活过来。

在这个被切碎的生产秩序中重新找回“人”的位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劳动法必须发展出一套新的思维方式——不完全契约的思维。劳动契约从来不是完全的。雇主购买的是一段时间内的劳动能力,而不是一个个规定好每一个动作细节的服务合同。不完全性恰恰是劳动契约的价值所在——它允许变化,允许弹性,允许生产过程的实际需要去填充合同条款留出的空白。传统的劳动法是把这个不完全契约置于一个单一主体的控制之下,然后用集体性的保护来防止这种不确定性沦为对劳动者的单方风险转移。平台用算法消解了控制的单一主体,却极致地放大了弹性——每一个订单都是一份完全契约,规定了时间、地点、报酬和惩罚。但所有这些完全契约的集合,构成了一种新的不完全性:劳动者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小时有多少订单,这些订单给他带来的收入总额是否能够覆盖他的生活支出。风险被从整套完全契约的缝隙里挤出来,全部流向了劳动者。

劳动法的未来,恰恰不是废除这种不完全性,而是重新配置它。专门法所做的,不是把订单变回工厂的固定工时,而是把那些隐藏在完全契约缝隙里的风险重新拉回到平台的义务结构中——安全底线处理了订单与订单之间被忽略的身体耗损,收入安全网处理了完全契约无法维持稳定收入流的结构性脆弱,职业伤害基金处理了劳动过程中的事故风险。不完全契约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在劳动者、平台、劳务公司和公共财政之间被重新分配。劳动法的未来使命,是规制这些由数据驱动的、不再依赖厂长和工头的生产控制系统——衡量它们的控制密度,评估它们的社会风险,并在每个环节为劳动者的身体和尊严设置不可逾越的底线。

四、平台责任的边界——为什么这不是反商业

在长达三年的田野调查和写作过程中,我反复听到来自平台企业的答复。这些答复的声音时而急躁,时而疲惫,但实质惊人地一致:你们误解了平台经济。平台不是一个雇主,它是一个技术连接器。它让餐厅和顾客产生了联系,让闲置的运力得到了利用。平台没有雇人,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

我理解这个叙事框架的吸引力。如果平台只是一个中性的连接器,那么它对连接器上所发生的一切不负有任何超乎于现行合同条款之外的义务。技术提供者的身份是一张豁免牌。

但这不是真的。

平台不是被动的连接器。平台决定哪些餐厅被推荐给用户,哪些骑手被优先派单,哪些路线被标注为更快,哪些拒单行为会累积成惩罚。算法是一套决策系统。这套系统作出的决策,产生了可以量化的人间后果——事故率上升了,收入跌落了,一个人的账号在康复期被自动冻结了。这些后果不是互联网协议自动生成的,而是由人类设定好参数、让系统按照被设定的优化目标去运行从而造成的人类后果。如果你做了一个会产生人间后果的系统,你就不能在人间的法庭上说你只是一个技术连接器。

因此,本书所主张的平台责任,不是反商业的惩罚,而是一种责任边界的最低限度调整——把那些被平台生产出来却一直被外溢给社会和个人的成本,重新纳入平台的生产函数。安全底线、经济保障、风险归责,都不是对平台额外施加的外来负担,而是将一个当前被遮蔽的成本在账目上重新归位。现代市场经济在任何其他领域——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产品责任——都接受同样的逻辑:生产者在享受生产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纳入成本结构。平台经济不能因为是数字化的、以平台为组织形式的,就获得在外部性问题上永久豁免的特权。

这个底线调整,本质上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护栏。真正负责任、愿意投入安全建设和收入保障的平台,在当前缺乏底线约束的市场中处于劣势——不投入者可以压低成本、获取更高利润,从而在市场上挤走那些更道德的竞争者。法律底线的缺失制造了一种逆向淘汰:越是保护劳动者的平台,越容易被成本更低的竞争者边缘化。功能导向的法律义务框架,正是要为所有平台划出一条共同的最低线,让竞争聚焦于技术和服务的创新,而不是谁能更彻底地把安全成本从自己的损益表里剔除出去。

五、未竟的追问——这部书没有回答的问题

在这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诚实地面对它没有回答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乎技术自身的发展方向。这本书的分析和制度构建都建立在当前的技术形态之上——算法控制的平台劳动。但技术不会停在这里。自动驾驶配送车辆如果在未来十年内大规模商业化,将彻底改写“最后一公里”的劳动形态。届时,平台劳动者会不会从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变成被技术替代的大规模失业群体?功能导向的保护框架能否在技术替代的逻辑中延续其保护力度——从生产过程中的身体安全转向职业生涯断裂后的生存保障?我给出了原则(风险跟随创造它的决策),这个原则在自动化技术冲击面前能不能撑住,需要未来的研究来检验。

第二个问题关乎跨国界的平台势力。本书的制度设计建立在主权国家的立法和执法能力之上——一部中国法律,一个在中国境内运作的保障基金。但平台是跨国的。当一家在多个国家运营的巨型平台经济体能够选择在哪一个法域承担更高或更低的合规成本时,单一国家的制度努力是否会被逐底竞争的压力抵消?这个困境不仅出现在中国——欧盟的平台工人指令谈判,美国加州Prop 22的争议,背后都是同一个难题。我的书没有解开这个难题。它所能做的,是在一个国家的法域内给出了一个规范上自洽、操作上可行的制度方案,并把它论证到可以成为跨国比较和跨国协作谈判中一个有分量的参照点。

第三个问题关乎政治意志。一部专门法的立法,一项社会保障基金的建立,三方治理结构的运转——这些都需要政治意志。法学研究可以设计制度,为制度构建提供法律论证和规范基础,可以减少立法和执法的试错成本,也可以让普通劳动者的真实处境进入公共讨论的视野。但法学研究不能替代政治的决断。本书的全部论证,最终都落在一个请求上——请求立法者、裁判者和公共决策者认真对待这数千万劳动者的身体与尊严。这个请求能否被听见,被听见之后会不会被转化为行动,不是一部法学著作能够决定的事。但写清楚这个请求,是法学研究者分内的事。至于回应的力量,必须由更广阔的社会去集结和推动。

六、劳动与人的尊严——全书最终的伦理陈述

最后的篇幅,我想把它们留给一个词,这个词在整本书中反复出现,但从未被单独置于聚光灯下——尊严。

劳动法保护的终极法益是劳动者的尊严。这句话很容易被写成法学期刊里的套话,但它的含义比这具体得多。尊严,在这里意味着:一个人不必为了挣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钱,而不得不在明知会让自己受伤的条件下不停地接单。一个人不必在摔倒之后,在急诊室的走廊上,在手机屏幕里收到一个冷冰冰的账号冻结通知。一个人不必在他用身体供养了几年的系统面前,像一个被用旧的零件一样被换掉,而没有任何人可以申诉。

这不是人道主义的修辞增色。它是劳动法作为法律领域存在的根本理由。财产法保护财产权。合同法保护交易预期。侵权法保护人身和财产不被侵害。劳动法之所以不能为上述任何一个部门法所取代,是因为它保护一个在其他法律里不被看见的东西——人在劳动中所投入的整个身体和人格,在受到由生产系统组织化运作所产生的伤害时,有权利不被当作一个可以被任意替换的经济变量。一个劳动者所承受的安全风险、收入不稳定和精神压力,不应当由法律以外的一切因素——家庭背景、个人储蓄、街道邻居的善意——来独自化解。这个由劳动法来保护的剩余部分,就是尊严。

平台用数据化精细管理撕碎了这个保护层。平台在每一个维度上都把一部分劳动者的人格投入排除在“工作”的定义之外:你等单的时候还没开始工作,你拒单的时候是自由选择的,你在配送途中使用的安全防护是个人装备问题。这种排除,一维一维地累积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他会累、会怕、会受伤、会年纪变大——在系统面前被扁平化为一个纯经济参数的过程。

功能导向的全部义务框架,归根到底就是在做一件事:把被拆碎的人格一片一片重新粘回到劳动的法律评价中。它并不是要回到工业时代“我一辈子在这个工厂干活”的旧日图景。但它坚持一件不能商量的核心——任何创造了生产系统的人,都必须为这个系统里劳动的人,保留他的身体安全、经济稳定和决定工作条件的能力。这三个维度对应了劳动者人格的三个侧面:身体不被损害,生存不被置于断崖之上,意志不被算法和设备彻底压缩成服从。法律不必担保每个人都活得风光,只需要担保生产系统不会把人的这几方面拆成碎片然后只取走自己需要的那一块。

这就是我从张磊的出租屋走到现在想说的话。

在整本书的开头,我给出了一段简洁的题记:“在算法的时代,我们如何保护劳动中的人。”八个章节之后,我把这个问号变成一个句号放在这里,但这个句号并不表示答案的终结。法学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句号永远为新的案件、新的数据、新的劳动者故事留着一扇可以重新推开的门。制度设计可以被改进。义务框架可以被调整。保护的标准可以被提升。但核心的原则——人被承认为人,不是一种可以随意关掉和打开的算法状态,而是一个需要法律永续看守的最低基准——这个原则,应该被固定在所有关于未来的争论之上,成为不可移动的桩。

七、张磊的最后一幕

几天前,我又打了一次电话给张磊。他的腿好了一些,走路还有点跛。他已经不在原来的平台跑了。现在他在一个快递站点做临工,没有合同,按日结钱,比原来挣得少,但他跟我说,“至少不用闯红灯了。”

我问他,如果有一次机会让平台的负责人坐在他面前,他会说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以为信号断了。

然后他说:“我想问他——你知不知道,你那个App上每一单的倒计时,影响的是一个活人。”

电话挂断之后,我坐了很久。屏幕上光标一直闪。

我最后写了这本书。

第十章 参考文献

说明

本参考文献汇编收录了本书写作过程中引用、参考和对话的主要学术文献、政策文件、司法案例与研究报告。文献按照中文著作与译著、中文论文、外文文献、政策法规与司法文件、调查研究报告与行业数据、典型案例六个部分编排,各部分内部以作者姓氏拼音或字母顺序排列。为保持体例一致,外文文献保留原文,不另作翻译。

一、中文著作与译著

  1. 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
  2. 常凯主编:《劳动关系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年版。
  3. 董保华:《劳动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董保华:《劳动关系调整的社会化与国际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冯彦君:《劳动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关怀主编:《劳动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7. 黄越钦:《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 贾俊玲主编:《劳动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 黎建飞:《劳动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 李琪:《产业关系概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版。
  11. 林嘉:《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 林嘉、张世诚主编:《社会保险法立法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年版。
  13. 史尚宽:《劳动法原论》,正大印书馆1978年版(上海书店1990年重印)。
  14. 王全兴:《劳动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5. 王全兴主编:《劳动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6.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7. 夏积智主编:《劳动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8. 郑尚元:《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 郑尚元主编:《劳动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 周长征:《劳动法原理》,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译著】

  1. [英]艾伦·福克斯:《超越契约:工作、权力与信任关系》,渠敬东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 [美]凯瑟琳·斯通:《从 widgets 到 digits:后工业时代的雇佣法与劳动市场》,田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 [德]雷蒙德·瓦尔特曼:《德国劳动法》,沈建峰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4. [日]马渡淳一郎:《劳动市场法的改革》,田思路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英]马克·弗里德兰:《劳动合同:英国的法律与实践》,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内部出版)2005年版。
  6.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7.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8. [美]迈克尔·桑德尔:《正义:一场思辨之旅》,乐为良译,雅言文化2011年版。
  9.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0. [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二、中文论文

  1. 班小辉:《“零工经济”下任务化用工的劳动法规制》,《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第98-107页。
  2. 常凯:《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依据和法律定位》,《法学论坛》2008年第2期,第5-13页。
  3. 常凯:《劳动法调整对象再认识与劳动法学科重构》,《法学论坛》2013年第5期,第96-103页。
  4. 陈靖远:《平台用工关系定性的司法实证研究——基于2014-2020年中国裁判文书的分析》,《法学》2021年第5期,第147-162页。
  5. 董保华:《论“非标准劳动关系”与“灵活就业”的法律保障》,《法商研究》2005年第2期,第40-47页。
  6. 范进学:《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基于平台经济视角的分析》,《法商研究》2021年第4期,第75-87页。
  7. 范围:《平台用工职业伤害保障的制度构建》,《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第148-161页。
  8. 冯彦君、张颖慧:《“劳动关系”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以平台用工为视角》,《当代法学》2020年第6期,第77-88页。
  9. 胡磊:《平台经济下劳动过程控制权的重构与劳动关系认定困境》,《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5期,第98-121页。
  10. 胡凌:《平台经济中的算法与劳动过程控制》,《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第58-66页。
  11. 李宇:《平台经济中从业者权益保护的路径选择》,《法学》2020年第8期,第64-77页。
  12. 林嘉:《平台用工劳动权益保障的制度创新——以56号文为中心》,《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1-12页。
  13. 刘诚:《平台用工中劳动关系的认定:理论分歧与裁判逻辑》,《中国劳动》2020年第4期,第28-38页。
  14. 陆海娜、陈思远:《平台工作者职业安全权的法律保障——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人权研究》2021年第1期,第79-97页。
  15. 邱林川:《告别i奴:数字资本主义与零工劳动的反思》,《传播与社会学刊》2020年总第52期,第1-32页。
  16. 沈建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以德国法为参照》,《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4期,第104-118页。
  17. 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骑手的研究》,《思想战线》2021年第3期,第44-56页。
  18. 田野:《平台用工的劳动法规制路径——以“第三类劳动者”为视角》,《法学杂志》2020年第9期,第67-78页。
  19. 田思路:《工业4.0时代的从属劳动论——以日本“使用从属性”理论的新发展为线索》,《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76-87页。
  20. 汪建华:《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抗争——以外卖骑手为例》,《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88-112页。
  21. 王健:《平台经济从业者的社会保险制度构建》,《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7期,第126-133页。
  22. 王全兴、王茜:《我国“网约工”的劳动关系认定及权益保护》,《法学》2018年第4期,第57-71页。
  23. 王天玉:《平台用工中的“不完全劳动关系”——概念、判断与责任》,《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2期,第113-128页。
  24. 闻效仪:《去技能化与再技能化:平台经济对劳动者技能的影响》,《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1年第5期,第82-94页。
  25. 肖竹:《第三类劳动者的理论争议与制度建构——以平台用工为背景》,《中外法学》2021年第3期,第683-701页。
  26. 谢增毅:《我国劳动关系法律调整模式的转变——以平台用工为背景》,《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第87-108页。
  27. 闫冬:《平台经济从业者的工伤保险制度设计》,《社会保障研究》2021年第2期,第51-63页。
  28. 叶静漪、李璐:《平台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立法路径》,《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5期,第86-98页。
  29. 袁文全、杨天宇:《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制度逻辑与实现路径》,《法学杂志》2022年第3期,第55-66页。
  30. 张成刚、陈雅茹:《中国平台劳动者的规模、特征与权益保障状况——基于多源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4期,第61-75页。
  31. 郑广怀、孙萍、汪建华等:《平台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与社会保障——基于全国七城市骑手调查的分析》,《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2期,第133-154页。
  32. 郑尚元、陈思宇:《平台经济中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机制构建——以“外卖骑手”为核心的考察》,《法律科学》2022年第1期,第135-146页。
  33. 周天:《算法管理下的劳动控制——平台用工中的劳动过程与法律关系》,《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第164-182页。

三、外文文献

(一)英文著作

  1. Aloisi, A. & De Stefano, V., Your Boss Is an Algorith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 Work and Labour Law, Hart Publishing, 2022.
  2. Arthur, R., The Law and the Gig Economy: A New Social Contr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3. Autor, D., The Work of the Future: Building Better Jobs in an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MIT Press, 2022.
  4. Berg, J., Protecting Workers in the Digital Age: The Role of Labour Law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1.
  5. Cherry, M.A. & Aloisi, A., The Future of Work: Labour Law and the Platform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6. Davidov, G., A Purposive Approach to Labour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7. Deakin, S. & Wilkinson, F., The Law of the Labour Market: Industrialization, Employment, and Legal 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De Stefano, V., The Rise of the “Just-in-Time Workforce”: On-Demand Work, Crowdwork and Labour Protection in the “Gig-Economy”, ILO, 2016.
  9. Freedland, M. & Kountouris, N.,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Work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 Fuchs, C.,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Routledge, 2014.
  11. 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he Role of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in Transforming the World of Work,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21.
  12. ILO, Decent Work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2022.
  13. Kalleberg, A.L., Good Jobs, Bad Jobs: The Rise of Polarized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s to 2000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1.
  14. Katz, L.F. & Krueger, A.B., The Rise and Nature of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2015, NBER Working Paper, 2016.
  15. Kenney, M. & Zysman, J.,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16. Langley, P. & Leyshon, A., Platform Capitalism: The Intermediation and Capitalisation of Digital Economic Circulation, Finance and Society, 2017.
  17. Pasquale, F., 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8. Prassl, J., The Concept of the Employ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 Prassl, J., Humans as a Service: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Work in the Gig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0. Rahman, K.S., Democracy against Domination: Economic Governance in an Age of Inequ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1. Risak, M., Fair Work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A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2020.
  22. Rogers, B., Employment Law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the Digital Age, Harvard Law Review Forum, 2020.
  23. Rosenblat, A., Uberland: How Algorithms Are Rewriting the Rules of W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24. Scholz, T.,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hallenging the Corporate Sharing Economy,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2016.
  25. Scholz, T., 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Polity Press, 2017.
  26. Srnicek, N.,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Press, 2016.
  27. Standing, 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28. Stone, K.V.W., From Widgets to Digits: Employment Regulation for the Changing Workpla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中文译本见译著部分)
  29. Sundararajan, A., The Sharing Economy: The End of Employment and the Rise of Crowd-Based Capitalism, MIT Press, 2016.
  30. Todolí-Signes, A., 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the Law: Algorithms, Labour Protec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Wolters Kluwer, 2021.
  31. Weil, D., The Fissured Workplace: Why Work Became So Bad for So Many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I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2. Wood, A.J. & Graham, M., Good Gig, Bad Gig: Autonomy and Algorithmic Control in the Global Gig Economy,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020.
  33. Zuboff, S.,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Public Affairs, 2019.

(二)英文论文

  1. Aloisi, A., “Commoditized Workers: Case Study Research on Labour Law Issues Arising from a Set of ‘On-Demand/Gig Economy’ Platforms,” Comparative Labor Law & Policy Journal, Vol. 37, No. 3, 2016, pp. 653-690.
  2. Berg, J., Furrer, M., Harmon, E., Rani, U. & Silberman, M.S.,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and the Future of Work: Towards Decent Work in the Online World,” ILO Research Paper, 2018.
  3. Cherry, M.A., “Beyond Misclassificati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Work,” Comparative Labor Law & Policy Journal, Vol. 37, No. 3, 2016, pp. 577-602.
  4. Cherry, M.A. & Aloisi, A., “‘Dependent Contractors’ in the Gig Econom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66, No. 3, 2017, pp. 635-689.
  5. Davidov, G., “The Status of Uber Drivers: A Purposive Approach,” Spanish Labour Law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Journal, Vol. 6, No. 1-2, 2017, pp. 6-15.
  6. Davidov, G., “A Purposive Approach to Labour Law,” Oxford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43, 2016.
  7. De Stefano, V., “The Rise of the ‘Just-in-Time Workforce’: On-Demand Work, Crowdwork and Labour Protection in the ‘Gig-Economy’,” Comparative Labor Law & Policy Journal, Vol. 37, No. 3, 2016, pp. 471-504.
  8. De Stefano, V. & Aloisi, A., “European Legal Framework for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European Commission JRC Technical Report, 2018.
  9. Deakin, S.,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 23, No. 2, 2007, pp. 173-202.
  10. Dubal, V.B., “Wage Slave or Entrepreneur?: Contesting the Dualism of Legal Worker Identitie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105, No. 1, 2017, pp. 65-124.
  11. Dubal, V.B., “The Drive to Precarit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Work, Regulation, and Labor Advocacy in San Francisco’s Taxi and Uber Economies,” Berkeley Journal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Law, Vol. 38, No. 1, 2017, pp. 73-135.
  12. Finck, M., “Digital Regulation: Designing a Supra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Platform Economy,” European Law Review, Vol. 43, No. 1, 2018, pp. 47-68.
  13. Fudge, J., “The Future of the 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Labour Law,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Old Power Resource Theory,”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 59, No. 3, 2017, pp. 374-392.
  14. Garben, S., “The European Pillar of Social Rights: An Assessment of Its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Cambridge Yearbook of European Legal Studies, Vol. 21, 2019, pp. 99-127.
  15. Hagiu, A. & Wright, J., “The Status of Workers and Platforms in the Sharing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Vol. 28, No. 1, 2019, pp. 97-108.
  16. Harris, S.D. & Krueger, A.B., “A Proposal for Modernizing Labor Laws for Twenty-First-Century Work: The ‘Independent Worker’,” The Hamilton Project Discussion Paper, 2015.
  17. Huws, U.,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Socialist Register, Vol. 37, 2001, pp. 1-23.
  18. Kalleberg, A.L.,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4, No. 1, 2009, pp. 1-22.
  19. Kennedy, D., “Distributive and Paternalist Motives in Contract and Tort Law,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ompulsory Terms and Unequal Bargaining Power,” Maryland Law Review, Vol. 41, No. 4, 1982, pp. 563-658.
  20. Kountouris, N., “The Legal Determinants of Personal Work Relations: A New Approach to Labour Law,” European Labour Law Journal, Vol. 8, No. 4, 2017, pp. 333-355.
  21. Langille, B., “Labour Law’s Back Pages,” in G. Davidov & B. Langille (eds.), Boundaries and Frontiers of Labour Law, Hart Publishing, 2006, pp. 13-36.
  22. Lee, M.K., Kusbit, D., Metsky, E. & Dabbish, L., “Working with Machines: The Impact of Algorithmic and Data-Driven Management on Human Workers,”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15, pp. 1603-1612.
  23. Leimeister, J.M., Durward, D. & Zogaj, S., “Crowd Worker in Deutschland: Eine empirische Studie zum Arbeitnehmerschutz in der Plattformarbeit,” Hans-Böckler-Stiftung Working Paper, 2020.
  24. Lianos, I., Countouris, N. & De Stefano, V., “Re-thinking the Competition Law/Labour Law Interaction: Promoting a Fairer Labour Market,” European Labour Law Journal, Vol. 10, No. 3, 2019, pp. 291-333.
  25. Minter, K., “Negotiating Labour Standards in the Gig Economy: Airtasker and Unions New South Wales,” 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Vol. 28, No. 3, 2017, pp. 438-454.
  26. Prassl, J. & Risak, M., “Uber, Taskrabbit, and Co.: Platforms as Employers? Rethinking the Legal Analysis of Crowdwork,” Comparative Labor Law & Policy Journal, Vol. 37, No. 3, 2016, pp. 619-651.
  27. Rogers, B., “Employment Right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Getting Back to Basics,” Harvard Law & Policy Review, Vol. 10, No. 2, 2016, pp. 479-520.
  28. Rosenblat, A. & Stark, L., “Algorithmic Labor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 Case Study of Uber’s Driv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0, 2016, pp. 3758-3784.
  29. Scheiber, N., “How Uber Uses Psychological Tricks to Push Its Drivers’ Button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 2017.
  30. Scholz, T., “Platform Cooperativism vs. the Sharing Economy,” in J. Shaw & A. Graham (eds.), Our Digital Rights to the City, Meatspace Press, 2017, pp. 56-61.
  31. Shapiro, A., “Between Autonomy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Arbitrage in the ‘On-Demand’ Economy,”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0, No. 8, 2018, pp. 2954-2971.
  32. Stewart, A. & Stanford, J., “Regulating Work in the Gig Economy: What Are the Options?,” 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Vol. 28, No. 3, 2017, pp. 420-437.
  33. Stone, K.V.W., “Legal Protections for Atypical Employees: Employment Law for Workers without Workplaces and Employees without Employers,” Berkeley Journal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Law, Vol. 27, No. 2, 2006, pp. 251-286.
  34. Todolí-Signes, A., “The ‘Gig Economy’: Employee, Self-Employed or the Need for a Special Employment Regulation?,” Transfer: 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 Vol. 23, No. 2, 2017, pp. 193-205.
  35. Tufekci, Z., “We Need to Take Algorithmic Harms Seriously,” MIT Technology Review, October 9, 2018.
  36. Vallas, S. & Schor, J.B., “What Do Platforms Do? Understanding the Gig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46, 2020, pp. 273-294.
  37. Weil, D., “The Fissured Workplace and the Future of Worker Protection,” New Labor Forum, Vol. 26, No. 2, 2017, pp. 10-19.
  38. Wood, A.J., Graham, M., Lehdonvirta, V. & Hjorth, I., “Good Gig, Bad Gig: Autonomy and Algorithmic Control in the Global Gig Economy,”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Vol. 33, No. 1, 2019, pp. 56-75.
  39. Zysman, J. & Kenney, M., “The Next Phase in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telligent Tools, Platforms, Growth, Employment,”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Vol. 61, No. 2, 2018, pp. 54-63.

四、政策法规与司法文件

(一)中国政策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1995年1月1日施行;2009年、2018年两次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08年1月1日施行;2012年修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2011年7月1日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02年11月1日施行;2009年、2014年、2021年三次修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2021年1月1日施行)。
  6.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2005年5月25日发布)。
  7.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2021年7月16日发布)。
  8.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人社厅发〔2023〕52号,2023年11月发布)。
  9.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8号,2019年8月8日发布)。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二十八部门:《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发改就业〔2021〕396号,2021年3月22日发布)。
  11.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八部门:《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粤人社发〔2022〕7号,2022年发布)。
  12.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八部门:《浙江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办法》(浙人社发〔2022〕5号,2022年发布)。
  13.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八部门:《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沪人社规〔2022〕3号,2022年发布)。
  14.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八部门:《北京市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办法》(京人社监发〔2022〕4号,2022年发布)。

(二)欧盟与国际组织文件

  1.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Improving Working Conditions in Platform Work, COM(2021) 762 final, Brussels, 9 December 2021.
  2.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a Strong Social Europe for Just Transitions, 2020/2763(RSP), Strasbourg, 17 December 2020.
  3. European Parliament, Report on Fair Working Conditions, Rights and Social Protection for Platform Workers –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Linked to Digital Development, 2021/2145(INI), Strasbourg, 2021.
  4. ILO, Recommendation No. 198: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Recommendation,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95th Session, Geneva, 2006.
  5. ILO, ILO Centenary 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Work,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108th Session, Geneva, 2019.
  6. 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2021: The Role of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in Transforming the World of Work,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2021.
  7. OEC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A New Perspective,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4.
  8. OECD, The Future of Work: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19,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9.
  9. OECD, The Role of Digital Platforms in the Collection of VAT/GST on Online Sal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20.

五、调查研究报告与行业数据

  1.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2021年9月发布。
  2. 财新智库:《中国共享经济商业模式与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20年。
  3. 滴滴发展研究院:《中国共享出行发展报告(2021-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4.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2)》,2022年2月发布。
  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研究》,2021年。
  6. 美团研究院:《中国外卖产业调查研究报告(2021)》,2021年发布。
  7. 美团研究院:《2022年中国外卖产业调查研究报告》,2022年发布。
  8. 美团配送:《美团配送骑手权益保障报告(2022)》,2022年发布。
  9.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互联网时代平台劳动过程与从业者生计调研报告》,2022年。
  1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报告》,2021年。
  11. 沈原、汪建华、孙萍等:《中国平台劳动者生存状况调查——基于外卖骑手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2021年。
  12.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平台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研究》,2020年。
  13.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新就业形态发展报告(2021)》,2021年。
  14.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数字平台劳动者就业与保障状况调查报告》,2022年。
  15.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报告》,2018年发布。
  16.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运研究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2021年。
  17.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中国平台经济发展报告(2022)》,2022年。

六、典型案例

  1.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12131号民事判决书(闪送平台配送员劳动关系认定案)。
  2.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24869号民事判决书(外卖骑手与平台企业劳动关系认定案)。
  3.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12824号民事判决书(网约车驾驶员与平台企业劳动关系认定案)。
  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92568号民事判决书(平台从业者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
  5.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终20868号民事判决书(外卖配送员劳动关系认定二审案)。
  6.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5民终7769号民事判决书(骑手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7.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1民终8203号民事判决书(外卖骑手与劳务外包企业劳动关系纠纷案)。
  8.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9988号民事判决书(网约工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
  9.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20)浙0212民初12460号民事判决书(外卖配送员劳动争议案)。
  10.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民终1572号民事判决书(平台从业者劳动关系确认案)。
  11. 英国最高法院:Uber BV and others v. Aslam and others [2021] UKSC 5, 19 February 2021(优步司机工人身份认定案)。
  12. 美国加州最高法院:Dynamex Operations West, Inc. v. Superior Court of Los Angeles County, 4 Cal. 5th 903 (2018)(ABC测试标准确立案)。
  13. 欧盟法院:C-434/15 Asociación Profesional Elite Taxi v. Uber Systems Spain SL, Judgment of 20 December 2017(优步运输服务属性认定案)。
  14. 欧盟法院:C-320/16 Uber France SAS, Judgment of 10 April 2018(优步运输服务属性认定案)。
  15. 法国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Take Eat Easy, Arrêt n°1737 du 28 novembre 2018, Chambre sociale(平台配送员劳动合同再定性案)。
  16. 西班牙最高法院(Tribunal Supremo):Glovo, Sentencia 805/2020, 25 de septiembre de 2020(Glovo配送员劳动关系认定案)。
  17. 荷兰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Federatie Nederlandse Vakbeweging v. Deliveroo Netherlands B.V., ECLI:NL:RBAMS:2021:4140, 13 July 2021(Deliveroo骑手集体劳动协议适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