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第一章 悬置——当数百万劳动者无法指认自己的身份
张磊是美团外卖的骑手,跑望京片区,干了两年半。 他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从顺义后沙峪那个月租八百的自建公寓里推出电动车,骑行四十分钟到望京。八点上线,一直跑到晚上十点。中间休息两次,一次是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平台单量低,不跑也是闲着;一次是晚上七八点,在路边吃个十几块钱的快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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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悬置——当数百万劳动者无法指认自己的身份
一、在场:三张面孔
张磊:望京的夜
张磊是美团外卖的骑手,跑望京片区,干了两年半。
他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从顺义后沙峪那个月租八百的自建公寓里推出电动车,骑行四十分钟到望京。八点上线,一直跑到晚上十点。中间休息两次,一次是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平台单量低,不跑也是闲着;一次是晚上七八点,在路边吃个十几块钱的快餐。
两年半,他没有见过自己的“老板”。
他签过一份合同,但不是和美团签的。签合同的时候,他在一个劳务公司的办公室里坐了十分钟,对方给了他几张纸,说“签了就能跑单了”。他不记得那家劳务公司叫什么名字,也不记得纸上写了什么。他只记得那个办公室很小,里面坐了四五个人,都在低头签文件,没有一个人说话。
他每送一单,从商家取餐,送到消费者手里,平均挣六到八块钱。一天跑三十多单,不算奖励,大概挣两百出头。平台会从他每单收入里扣掉几毛钱的意外险——他自己都不知道具体扣了多少,App里没有单独的账单显示,只在一个他从不点开的二级页面里有一行小字。
他撞过一次车。
那是去年冬天,他接了三单,有一单快超时了。系统给他规划了一条穿过一条窄巷的路线,他骑过去的时候,一辆停在巷口的面包车突然开门。他没刹住,人连带车摔在地上,右手掌撑地的时候蹭掉了一大块皮。餐洒了。他蹲在雪地上把洒出来的餐捧回餐盒——不是为了吃,是怕消费者投诉。他跟消费者打电话解释,连说了七个“对不起”,对方听完说“那你快点”。他又打电话给劳务公司,对方说“你把事故照片发过来,我们走保险”。他发了。后来他收到保险公司的短信,说医疗费在一百元以内不赔付——但他光是挂号清创就花了将近两百。他花了三周才恢复,这三周里右手不能用力,他只能左手拎餐,左手骑车,一天少跑十单,少挣六七十块钱。没有误工费,没有赔偿,什么都没有。
我问他为什么不向美团申诉。他看了我一眼,那种看一个不了解这个世界的人的眼神。
“我跟美团申诉?我怎么申诉?我不认识美团。”
李红:看不见的生产线
李红在贵阳,今年三十八岁,在线上做数据标注。她不叫李红,那是她给自己取的笔名,因为她的工作没有署名权,而工作记录里只有一个ID号。
她每天的工作是在屏幕前给图片和文字做标注。“一只猫在桌子上”——要框出“猫”和“桌子”,标记“猫”是动物(更精细:哺乳纲、猫科);“一张桌子 上的猫”——要注意空格错误,也要处理这个修饰关系。一个任务大概两到三毛钱,她一天要做两千个左右,月收入在三千元左右。
她通过一个平台接任务。这个平台从上游数据服务商那里拿订单,拆分成数十万个碎片任务,分发给像她一样的标注员。她没有和平台签劳动合同——签的是“注册服务协议”。协议里有一段她从来没看懂的话:“您理解并确认,您与本平台之间不构成雇佣关系、劳动派遣关系或任何其他可能导致劳动关系成立的法律关系。您以独立技术合作伙伴的身份自愿接入本平台并自主承接任务。”
她不理解什么是“独立技术合作伙伴”。她没有合作伙伴,一个人在家做。她从没和平台上的任何人说过话。她不能请假——没任务就没有钱——也不能要求保障。平台对准确率有要求,低于某个阈值就降级。降级意味着任务池变差,变差意味着收入下降,收入下降到维持不了生活的时候,她就离开这个平台。没有解雇通知,没有离职面谈,只是一种缓慢的沉默的驱逐。
有一次她的任务被退回,系统提示“不符合验收标准”。她不知道为什么不符合。她想申诉,找到了一个申诉入口——点进去之后是一张表单,填了之后石沉大海。她又在一个隐蔽的页面上找到了一个在线客服入口,是机器人。她输入“申诉”,机器人发来一段模板文字:“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会尽快处理。”那是三个月前的事。今天她仍然不知道那批任务到底哪里不合格。
王大勇:流动的驾驶座
王大勇是南京一个开网约车的,四十岁,以前是出租车司机,开了十五年。他说平台进来之后,一切都变了。
开出租车的时候,他是南京某出租车公司的驾驶员。公司给他派车,规定他每天的份子钱,但他每天早上睡醒知道自己今天去哪开车、开哪辆车、大概挣多少。他不富裕,但他知道自己是“拿车的”。这个词可能比“雇员”更精确——他知道他在一个系统里,他知道那个系统里有他一个位置,他知道出了问题有谁可以找。
现在他跑两个平台。车是自己的——贷款买的,每个月还银行三千多。他和平台之间没有签劳动合同,只有一份电子协议,每次App更新时弹出来,你必须点“同意”,不点就不能上线。他从来没读完过。他说那些文字“不是给人看的”。
他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两个App,看哪边有“早高峰奖励”。系统经常给他推送消息:“当前热区距您3公里,预计5分钟内订单激增,请前往。”他开车过去,到了之后发现溢价已经没了。平台可能在他赶到之前把溢价取消了。他不确定这是故意的,还是那几分钟内供需变了,但他已经学会了不去追问。“问了有用吗?没人让你回答。”
他有脊柱问题——长期开车的老毛病。他没有带薪病假,不开车就没有收入。去年他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休息了两个月,那两个月他靠妻子的工资过日子,车贷照还。没有伤残补贴,没有康复补贴,没有工伤保险。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工伤——开车是他“在做生意”还是“在上班”?没有人告诉他答案。
这三个人的命运,表面上各不相同:一个人在城市里穿梭送餐,一个人在电脑前标注数据,一个人在车上接单拉客。工资水平不同,技能构成不同,劳动环境不同。但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我把这个东西称为“身份悬置”。
说身份悬置,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问张磊你是干什么的,他会脱口而出“跑外卖的”;问李红,她会说“做标注的”;问王大勇,他会说“开网约车的”。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如果你问张磊“你是美团的员工吗”,他会犹豫。他说不是。他签的合同不是和美团签的。可是如果你问“你不是美团的员工,为什么你穿着美团的衣服、用美团的App、被美团的系统派单、因为美团的罚款而少了几十块钱”,他会沉默。
这是一种说不出的状态。不是语言的匮乏,而是用来描述“一个人与一个组织的关系”的所有词汇,全部是从“雇佣”这个模具里浇铸出来的。离开了这个模具,就没有现成的词汇可以使用。
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劳动者如何感知自己的处境
身份悬置不是一个研究者从外部贴上去的标签。它在数百万平台劳动者的日常感知中反复出现,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只是这些语言很少被认真对待——它们被视为“发牢骚”或“不懂法律”,而不是一种对新型生产关系的模糊但真实的认知。
以下这些话出自2023年至2025年间不同平台劳动者的访谈记录。我保留了他们的原话,只对个别方言词汇做了替换。
“我就是觉得他们管你管得严,但你又说不上来是谁在管你。”——上海外卖骑手。
“你说他们不管吧,你一举一动他都盯着,你绕个路他都知道,你慢了三十秒他都知道。你说他管你吧,你出了事又找不到人。”——成都外卖骑手。
“我不知道我领导是谁,就是那个App。我有什么事,App告诉我;我被罚了,App通知我;我站点的站长好像也是App告诉他要告诉我什么。大家都是App在管。”——深圳同城配送员。
这些话在词汇层面是矛盾的:“管得严”和“说不上来谁在管”并存,“盯着”和“找不到人”并存,“领导”和“App”被混为一谈。但如果我把它翻译成理论语言,这种矛盾的感知恰恰精确地描述了平台控制的结构性特征:控制密度极高,但控制主体的身份被系统刻意隐去了。控制不以人对人的方式出现,而以人对系统的交互方式出现。系统不知疲倦、不会遗忘、不会情绪化、不会通融——它比人类管理者更强,但它“不是人”,所以劳动者无法把施加控制的那一面和承担责任的那一面联想成同一个对象。
这不是他们的语言能力出了问题,而是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在被感知时天然地产生这种矛盾。他们准确地感知到了矛盾,只是旧语言里没有处理这种矛盾的词。
更深的一层感知是疏离——对组织、对同事、对一种叫做“归属感”的东西的感知。
“我送餐两年多了,一个同事都不认识。”
“不认识”不是没见过。张磊每天都在望京的大街小巷遇见其他骑手——在取餐的时候并排等,在电梯里挤在一起,在写字楼下一起等顾客下来。他们彼此点头,偶尔聊两句“今天怎么样”。但他们之间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同事关系”——那种通过共同受雇于同一个企业、在同一个管理链条中被协调、相互之间有确定的协作关系或者替代关系的联结。他们是同一片海域里同时捕鱼的船,不是同一条船上的船员。
“有时候我想找人说一下,但我不知道找谁。公司没有‘大家’这个概念。你说公司有APP上的社区,但谁看你发帖?你去跟谁说?根本没有这个渠道。”——广州网约车司机。
“我们没有一个群。就是没有。以前在工厂打工,还有微信群,组长通知什么事情。现在什么都没有。你想知道平台规则改了,别人告诉你,或者你自己不知道,被罚了才知道。”——郑州外卖骑手。
传统工人阶级的身份意识,是在组织中被建构起来的。同一个车间,同一条流水线,同一个食堂,同一个班组长——这些共同的空间和共同的管理者制造了“我们”的感觉。这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雇佣关系的组织结构提供的客观条件。一旦组织结构被拆解为离散的“接入者”集合,制造“我们”的机制就消失了。劳动者被孤立在个体化的任务流里,每个人面对着各自的App,每个人独自承担着各自的效率压力。他们之间没有利益对抗——平台需要让劳动者原子化,不是让他们彼此敌对,而是让他们彼此隔绝。
最深刻的一层感知是自我指认的困难。
“你说我是美团的吗?我穿着他们的衣服。你说不是?我签的不是他们的合同。那你说我是谁家的?我是中联云服的。那中联云服给我什么了?就签了一张合同,一个月也不联系我一次。那你说我是中联云服的?我连他们公司在哪都不知道。”——杭州外卖骑手。
“你要我说我是谁,我真说不出来。我是平台的人?平台不认。我是外包公司的人?外包公司只收管理费。我是我自己的?我自己也没有公司。”——武汉同城配送员。
“他们总说我们是‘合作伙伴’。我就笑了。合作伙伴是可以坐下来商量事情的。你跟平台能商量什么?派单能商量吗?路线能商量吗?价格能商量吗?什么都不能商量。但你要说你是员工,人家合同里写了你不是。那你到底是个啥?”——北京外卖骑手。
这个“你到底是个啥”的追问,不是一个无聊的哲学问题。它是一个每天在下沉市场发生的现实困境。当一个人想要办信用卡,需要填写“工作单位”时,他填什么?当一个人租房,房东问“你在哪里上班”时,他怎么回答?当一个人发生了事故,交警问“你是不是在上班”时,他说是还是不是?“工作单位”和“上班”这些日常词汇被雇佣关系的历史锁定了内涵。一旦劳动的组织方式超出了雇佣关系,这些词汇就悬空了。
这不是他们没有答案。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对别人来说有意义的答案。张磊如果跟交警说“我在跑美团的单”,交警会追问“你是不是美团的员工”。如果他回答“不是”,交警会认定这不是工伤,而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员工”这两个字在那一刻决定了谁付医疗费、谁承担误工费、谁为他恢复期间的生计负责。而你究竟是员工还是不是,不是由你每天做了什么决定的,是由一份你当年没仔细看的合同决定的。就是这份合同,让交警不能帮你,让法院在帮你时犹豫,让政策制定者写了三年的指导意见仍然留下大片空白。
这就是身份悬置。它不是思想的困惑,而是劳动的社会形式与用来规范这一形式的法律范畴之间的系统性不匹配。劳动者用身体感知到了这种不匹配,但表达这种感知的语言还没被锻造出来。
三、当他们进入法律程序——身份悬置的制度化确认
劳动者在日常感知中的困惑,一旦进入正式的法律程序——劳动仲裁、法院诉讼——就会被翻译成一套全然不同的语言。这套语言生硬、技术化、充满令外行人望而生畏的概念,但它有一个根本特性:它命令每一个人都必须将自己嵌入既有的法律范畴之中。你不是“跑外卖的”,你必须选择——要么是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要么是民事关系中的“独立承包方”。没有第三个选项。
这就是劳动法教给每一个从业者的二元论世界图景。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德国法学家对雇佣合同和承揽合同的区分,在中国法上则凝结为劳社部发〔2005〕12号文的三个构成要件。我将在第二章详细追溯这套概念的历史。这里,我先展示身份悬置是怎样在制度层面被再次确认、甚至被强化的。
北京的判决
2023年,北京一位外卖骑手在工作过程中受伤致残。他向平台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申请,被驳回。他不服,起诉到法院。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骑手与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法院的核心论证是:平台通过算法对骑手的劳动全过程实施了持续的控制——派单由系统决定,路线由系统规划,送达时间由系统设定,超时由系统处罚。原告“在实际劳动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被告的指挥、管理和监督”,达到了人格从属性的标准。
平台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认定劳动关系不成立。二审法院的核心论证是:骑手与平台之间没有订立劳动合同,骑手的劳动报酬不是由平台支付的,而是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结算的,骑手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单。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不具备认定劳动关系所需的从属性特征”。
同一个骑手,同一份工作,同一套控制体系。一审法官看的是“平台怎么管他”,二审法官看的是“合同怎么写的”和“钱是从谁账上打的”。一审法官眼里,控制是最重要的;二审法官眼里,合同的签约主体和报酬的支付主体比实际的控制模式更值得信赖。两个判决都有道理,但它们的道理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结果就是这个骑手在两次审判中经历了截然相反的认定。他赢了又输了,不是因为他两次陈述了不同的事实,而是因为同一个事实在不同的法律分析框架中指向不同的结论。
上海的判决
几乎是同一时期,上海一位骑手起诉平台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上海法院的论证路径与北京又不同。上海法院特别重视一个因素:平台是否从骑手的劳动中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法院认为,平台通过收取消费者支付的配送费、商家支付的平台服务费等方式获得了直接收益,平台与骑手之间的利益关系构成了“经济上的依赖性”。骑手的全部收入来自平台,平台从骑手的劳动中获得了核心业务利润——这构成了经济从属性。基于这一判断,劳动关系成立。
这个判决的论证逻辑,与北京的二审判决几乎无法调和。北京二审强调的是合同形式和支付通道,上海强调的则是实质的经济依赖关系。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法律适用?劳动法学界内部对此有深刻的争论,但没有共识。这种分歧不是某一个法院“水平不够”,而是整个劳动关系认定体系在处理平台用工时,在范式层面产生了问题。
实际的困境
在仲裁机构和法院的日常运转中,这种范式层面的分裂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骑手在面对职业伤害时,案件的结果不是取决于他受伤有多重、平台对他的控制有多严,而是取决于他在哪个城市打的官司、他签的是什么样的合同、他的报酬是通过哪一个主体结算的,甚至取决于他的代理律师在众多可用的论证路径中选择强调哪一个、回避哪一个。
这对劳动者来说是一个残酷的认知负荷。他已经失去了对一个“老板”的可辨识的认知,现在他又发现,法律系统——那个应该帮他搞清楚他到底是谁的系统——对他的身份判定是随机的,或者比随机好不了多少。不是某个法官疏忽了,而是这个系统在被应用于这类案例时,在不同的法官之间、不同的法院之间产生着不一致的输出。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提高审判质量来解决的问题。这是当整个法律概念的底层架构与被裁判的社会现实之间发生了结构性不匹配时,不可避免的后果。
四、不只是法律:生存层面的三重不确定
法律身份认定的失效,不是一个停留在裁判文书中的学术争论。它向下渗透到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产生三重确定性的瓦解。
第一重:收入不确定。 劳动者无法规划自己的生活。在月薪制下,你知道你下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你可以做预算,你可以决定要不要在这个城市继续租这个房子。但平台的动态计件制意味着,你的收入取决于每一单的单价(它会浮动)、你能接到的单量(它不完全取决于你的努力)、以及你多大程度上能承受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连续工作。这三项加在一起,使月度收入在一个很大的区间内波动。
这不仅仅是“少挣了”,这对人的心理和家庭规划是一种持续的压力。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月会不会够交房租。如果有孩子在上学,学费在年中是固定的,但你的月收入从来不是固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是有代价的。它降低了劳动者的时间贴现率,让你无法做任何稍微长期的打算。你可以学一门手艺吗?时间上不允许,因为需要固定日程。你可以计划休息一个月吗?经济上不允许,因为休息就意味着零收入。
第二重:安全不确定。 张磊在望京摔倒,两周不能正常工作,没有任何机构承担他的误工费。在传统雇佣关系中,职业伤害由工伤保险制度覆盖——不论事故的责任在谁,受伤的劳动者有权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这套制度的原理是:你是在为我工作的时候受的伤,我来承担你在工作中承受的风险,因为是我组织了你的劳动,我决定了你劳动的节奏和环境。风险与指挥权是一致的。
在平台用工中,风险与指挥权不再一致。平台在指挥——系统给你派单,给你设定送达时间,你的速度压力来自于算法。但出了事之后,平台会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故。平台给你的那些时间压力——它轻描淡写地被称为“预计送达时间”,但对每一个骑手来说那就是一条死线——在事故发生后都不再被提及。工伤认定需要劳动关系的存在,而你已经从制度上被排除在劳动关系之外。你只能自己承担。
第三重:未来不确定。 在传统职业中,一个人即使在一个低技能的岗位上,也通常有一条能够被描述的职业轨迹——哪怕那个轨迹只是“在这个公司多干几年能涨一点工资”,或者“积累了经验能跳槽到好一点的公司”。但平台劳动没有这个维度。没有晋升。没有技能积累——送餐两年和送餐四年的区别是什么?对算法来说没有区别,你的等级只取决于近期的评分和单量,历史积累不产生任何保障。没有离职证明。你离开这个平台的时候,没有任何凭证能证明你在这里干过。你的这段人生,在官方记录里是一个空洞。
这三重不确定——收入不确定、安全不确定、未来不确定——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在劳动保护制度覆盖范围之外的新型生存状态。这不是贫困,不是失业,不是被解雇。这是被编织进一套实时运转的生产系统,但同时被排除在安全网之外。
五、悬置的社会化——当数百万人的身份成为一个结构性问题
在张磊、李红、王大勇的个人故事和三重不确定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图景。身份悬置不是个案,不是几万人的边缘现象。中国平台经济吸纳的劳动者数量,据不同口径估计,在数百万到上千万之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配送员、数据标注员、内容审核员、上门维修工、家政清洁工——他们已经构成中国城市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不是“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一种选择——有人选择了灵活的时间安排,放弃了稳定的雇佣保障。但在平台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并不是主动“选择”了任务型生产关系,而是面临一个事实:这些行业的劳动组织已经被任务型模式覆盖了。你想送外卖,没有哪个平台会跟你签劳动合同。你想开网约车,没有哪个平台会给你缴社保。这不是选项中的一种,而是唯一的选项。
这是人类劳动史上尚未被充分命名的一次事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几个巨型的服务行业完成了生产关系的全行业切换。数百万劳动者从前是雇员——也许是不正规的雇员,也许是社保欠缴的雇员,也许是从未签过劳动合同的雇员——但他们至少在法律概念上有一个被承认的“雇主”。现在他们没有了。
这不是“被解雇”。“被解雇”指的是一个雇员被从雇佣组织中移除。他们经历的更彻底:雇佣组织本身在这些岗位中消解了。未来的新进入者,根本就不会知道“被这座城市的出租车公司雇佣”是一种什么感觉。他们从一开始接入的就是平台,接受的就是任务,面对的就是评分。雇佣关系对他们来说不是“失去的东西”,而是“从未有过的东西”。
这就是“悬置的社会化”。身份悬置从个体的困惑变成一个群体的普遍处境,又从群体的普遍处境变成一种社会结构的常态化。你的侄子跟你说他在“跑平台”。你问他是哪个平台的,他说两个都在跑。你问他在哪上班,他说他没有“上班”,他就是上线。你问他有没有五险一金,他笑一笑。所有这些回答在对话中都显得自然——不需要解释,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这大概是怎么回事。一种新的劳动组织方式的社会合法性,就是在一种不需要解释的日常对话中被织就的。
但这种日常的“自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法律真空。有数百万人每天在从事有组织、受控制、创造利润的劳动,却无法在法律上指认谁是他们劳动的接收者,谁是控制他们的主体,谁应当为他们的职业伤害负责。他们处于一个民法与劳动法之间的狭长地带,在雇主的隐退与传统自雇状态的自担风险之外,由算法进行着无微不至的管理。
这就是我的概念要进入的现场。
六、问题的最后锻造——当劳动法面对“没有雇主面目的控制”
我在这一章中做的事情不是建构,是铺设。我把现象摊开,不是为了感动谁,而是为了接下来两百页的论证能够始终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参照点。当我说“从属性被拆散了”,你知道我是在说张磊——他穿着美团的衣服,但不是美团的员工。当我说“控制与风险分离”,你知道我是在说那辆停在小巷口的面包车——系统让他走那条路,但他倒下的时候,系统不是责任方。
身份悬置,从感知层面到法律层面,从法律层面到生存层面,从生存层面到社会结构层面,最终凝结为一个根本性的法理问题:当一种不被称为“雇佣”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实际控制上比雇佣关系还要精密,在责任承担上比市场交易还要疏离,劳动法应当怎么办?
现有劳动法的回答是:先判断这属不属于劳动关系。不属于?那劳动法不保护他。在第二章,我将回溯劳动法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这套以“从属性为核心的劳动关系认定体系”是怎样从19世纪的工厂变得可用的,它所预设的历史条件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那些条件是它可以持续有效的基础。在第三章,我将系统分析平台经济如何逐一消解了这些条件。在第四章,我将为这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命名。最后,在第三编,我将尝试走完最后一步:为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其中的劳动者,设计一个真正配得上他们处境的法律方案。
但首先,我需要回到两百年前,回到工厂的浓烟和机器的轰鸣声里,去看被我们当作天经地义的那些法律概念是被什么历史力量捏塑出来的。因为唯有知道一个概念是从哪块土壤长出来的,你才能理解它在另一块土壤里为什么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