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第四章 命名——“拆散的从属性”与悬置的劳动者

前三章的论证,最终把我逼到了这一步。 第一章,我让平台劳动者的声音自己说话。他们被编织进一个运转精密的生产系统,但无法在法律上指出谁是自己的雇主。我把这种状态称为“身份悬置”——不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而是整个法律制度无法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提供一个可以落地的名字。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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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命名——“拆散的从属性”与悬置的劳动者

一、命名的必要性

前三章的论证,最终把我逼到了这一步。

第一章,我让平台劳动者的声音自己说话。他们被编织进一个运转精密的生产系统,但无法在法律上指出谁是自己的雇主。我把这种状态称为“身份悬置”——不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而是整个法律制度无法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提供一个可以落地的名字。

第二章,我追溯了这套法律制度的核心工具——从属性——是怎样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锻造出来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各有独立的起源时刻,各自回应了不同的劳动者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它们被拼装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测试体系。但这个体系的运转需要一个默会的预设:生产资料集中、劳动过程同步化、指挥与风险合一,三者汇聚于同一个雇主身上。

第三章,我分析了平台经济如何系统性地瓦解了这个预设。生产资料被打散到个人手中,劳动过程被任务化为离散的碎片,算法取代了人际指挥,风险被外部化给劳动者。三重从属性没有消失——控制还在,依赖还在,组织性归属还在——但它们不再指向同一个责任主体。从属性本身被拆散了。

这三个步骤把我带到了问题的内核。平台用工所创造的,不是劳动关系或民事关系的又一个灰色地带。它是一种具有独特结构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这个方式在历史中从未大规模存在过,在法律的概念体系中也从未被命名过。而现在,它正在被数百万劳动者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其中。

“新型”这个词必须被谨慎使用。学术史上有太多匆忙宣布“新”的时刻,最终被证明只是旧形式的变体。但平台用工的独特性不在于它修改了从属性的某一个维度,而在于它切断了三个维度之间的汇聚关系。这不是量的变化,不是“从属性程度低一点”的劳动关系,不是“更像承揽一点”的民事合同。这是一种在结构上与十七世纪产生的雇佣关系不同的劳动组织方式。它是异质的。

为什么命名是必要的?因为法律只能保护那些它能够说出名字的东西。普通法有一句古老的格言:没有令状,就没有救济。在大陆法系中,这个原理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没有案由,就没有诉权。一个案件进入法院,法官问的第一句话是“案由是什么”——是侵权还是违约,是劳动关系还是民事纠纷。案由决定了适用的法律规则,决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决定了保护的范围和力度。案由依赖于命名。你必须先把一个社会事实放进一个法律已知的范畴里,司法机器才能对它进行加工。

平台劳动者遭受的法律困境,从根源上说,就是他们所处的社会事实无法被纳入任何已有的法律命名。他们不是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不是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不是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不是居间合同中的“委托人”。他们有控制,但不是“被管理”;有依赖,但不是“被雇佣”;有归属,但不是“组织成员”。现行法律范畴是一个分类系统,而平台劳动者所处的那个位置,恰好落在这个分类系统的空白格上。分类系统不承认空白格。它强制每一个进入它的人选择一格。劳动者选不出,于是被推来推去,最后落在最不利于他们的一格。

命名,是为了让他们站住。不是为了发明一个新奇的学术标签,而是为了让法律能够看见这种生产方式,从而启动那些被滞后的保护。

二、拆散的从属性——一个结构性的命名

不是什么

在给出这个新概念之前,我需要清除几种已经存在的、容易混淆的替代名称。

最流行的一种替代名称是“非标准劳动关系”。这个名称隐含的预设是:存在一种“标准的”劳动关系——全职的、无固定期限的、工厂或办公室里的——然后平台用工是标准的某种偏离。这个名称的问题在于,它暗示平台用工仍然处在“劳动关系”这个大的属概念之下,只是不够标准而已。但第三章的分析已经表明,平台用工与劳动关系之间的差异不是程度的差异,是结构的差异。劳动关系预设从属性的三个维度汇聚于同一个实体,平台用工使它们不再汇聚。这不是“不够标准的劳动关系”,这是在劳动关系这个范畴之外独立存在的一种生产方式。用“非标准”来命名,就像把汽车叫做“非标准的马车”——它在功能上有共性,但在结构上已经是不同的东西。

另一个常见的名称是“灵活用工”。这个词在政策话语和商业宣传中广泛使用。“灵活”强调的是劳动者的自由——可以随时上线赚钱,也可以随时下线休息。但第三章证明了这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经济激励结构严重约束的选择。更重要的是,“灵活用工”这个词回避了问题的核心——它不回答谁是责任的承担者。你把一种生产关系贴上“灵活”的标签,这个标签本身没有任何法律内涵。它只是一枚用来舒缓焦虑的修辞膏药。我不用这个词。

更老的一种讲法是“劳务关系”。在司法实践中,不少被驳回的确认劳动关系之诉最终被归入劳务关系——一种受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服务交换。这个归入动作相当于说:既然你不是劳动者,那你就是卖劳务的小商人,你和平台之间是两个商号之间的交易。这与事实不符。平台劳动者不向平台出售任何独立的服务产品,他们提供的是劳动力本身——他们的时间、注意力、身体——被投入一个由平台运行的生产流程。他们不具备独立商人的任何基本条件,他们和平台之间的关系完全不符合民法预设的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把这种关系塞进“劳务关系”的格子,是让事实削足适履。

还有一个从德国法中传入的名词——“类雇员”。德国劳动法在1920年代创造这个概念来保护那些在经济上依赖单一委托人的家庭代工者。类雇员享有部分劳动法的保护——带薪年假、反歧视保护、劳动法院的管辖权。这个概念在德国法中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具体的制度后果。但在中国现行法中,没有“类雇员”的法定类型。如果我现在使用这个概念,它只能是一种借喻,而非有效的法律工具。更关键的是,德国类雇员设计的前提是从属性的两个维度——人格和经济——可以分离。但平台用工中分离出的不只是人格和经济两个维度,它分离出的是三重从属性的彻底离散。类雇员的框架也兜不住全部问题。

命名所指

我选择的命名叫做“拆散的从属性”。

“拆散”是一个及物动词。它区别于“减弱”或“消失”——从属性没有减弱到不足以被识别的地步,也没有从劳动中消失。从属性原先作为一个整体,现在被分解成几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在继续发挥功能,但它们不再处于同一个位置。

“拆散的从属性”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生产组织结构: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人格从属性的施加者、经济从属性的接收者、组织从属性的受益者是不同的法律实体。

这是平台用工在分析层面的核心特征。控制和指挥你的,是算法系统,它的开发者、运营者和规则制定者是平台。接收你劳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的,是平台——它从你配送的每一单中收取服务费和佣金,你的劳动构成了它核心业务的物质基础。但在法律合同上,付你报酬的是一个你没有见过面、不知道在哪里、从不对你发出任何具体劳动指令的劳务公司。被你的劳动塑造起来的品牌资产,归属于平台。被你每天十几小时的在线时间填满的那个生产组织,是平台的商业体系。但它不承认你是组织成员。

这三个维度的控制力、经济流、组织归属在传统雇用关系中被捆成一个结。现在这个结被解开了。不是自然松散,是被小心翼翼地、经过法务专家反复设计地解开的。解开它的那只手所追求的,正是将控制与责任分离开来:保留控制的全部功能,撇除责任的全部成本。

这就是“拆散的从属性”要传达的法理意义。它不是描述“劳动者没有雇主”——他们是太多的实体都在某一个维度上像是雇主,但每一个实体都不完整。它要传达的是,一个曾经由同一法律主体承担的各项功能和责任,现在被分配到了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独立法律实体之间。从属性没有消失,而是离散化了。

它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一个概念系谱的位置

命名需要系谱。一个新的概念,不能像是从半空中突然降落的。它需要在既有理论的演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向学术共同体和法律实践者证明它不是任意的臆造。

“拆散的从属性”在概念史上的位置是什么?它是从属性理论的一种“分解状态”。

在德国和日本的劳动法学传统中,三重从属性被发展出来,是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但在它们各自的历史语境中,从属性的各个维度要么指向同一个对象,要么在某一维度发生偏离时——如类雇员的情形——偏离的那个维度仍然可以在同一个法律实体中找到它的对应物。经济依赖的对象仍然是那个仅仅因为人格从属性较弱而不能被认定为雇主的委托人。

平台用工是三重从属性历史上第一次在规模化、产业化、常态化的基础上同时指向不同方向。人格从属性的方向是算法控制者,经济从属性的方向是支付通道另一端的劳务公司,组织从属性的方向是品牌和业务主平台。这不是某一个维度的“不足”,这是所有维度都充分存在但它们的指针各自指向不同的方向。这和一百年来从属性理论在欧陆和日本处理过的所有疑难情况都不相同。

“拆散的从属性”不是对传统从属性理论的否定——它正是对传统从属性理论中那个被永远默会但从未被阐明的前提的揭示:从属性各维度必须汇聚,是分析能够运作的条件。一旦这个前提在现实中被消解了,理论自身就必须面对它的结构性局限。

“身份悬置”是劳动者的处境,是主观的、感知的、生存层面的。“拆散的从属性”是生产结构的特征,是客观的、分析的、制度层面的。前者可以被听到,后者必须被论证。前者是现象学,后者是结构分析。它们是同一个事实的两面。张磊说他“不认识美团”,这句话的深层结构就是:美团在人格从属性上控制他,在经济从属性上没有和他建立直接的法律关系,在组织从属性上让他穿着自己的衣服但不承认他是自己人。三重从属性在张磊身上被拆散了,于是他说“我不知道我是谁家的”。他不是不知道,而是客观结构剥夺了他说出一种确定的归属的可能。

三、拆散之后产生了什么——一种新的劳动范畴的可能性

如果拆散的从属性是平台用工的结构性特征,那么它在法律的概念世界中的位置是什么?它应该被放进哪一个格子?

三分的失效

现行的法律图景只有两个大格子加一个小格子。

两个大格子:劳动关系——全面保护;民事关系——不保护(除了合同中约定的对价和违约赔偿)。

一个小格子:劳务派遣——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责任。但劳务派遣的适用前提是在一个三方结构中,派遣单位是法律上的雇主,用工单位是事实上的管理人。派遣员工在人格上从属于用工单位,在经济上从属于派遣单位——但他的从属性维度仍然全部有确定的、可以被劳动法承认的法律主体与之对应。派遣员工能说出谁是自己的正式雇主,谁是自己事实上的管理者。派遣没有诞生悬置。

平台用工不落入这两个大格子,也不适用于这一个小格子。它产生的是一个三方或多方架构,但在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主体承担了雇主的全部功能和责任。每一个主体都只握住了从属性拼图中的一块。这已经不是任何一个现有法律格子所能容纳的景象。

是否需要一个第三类?

德国在1920年代就面对过两格不够用的问题,结果就是类雇员的创立。英国在1990年代面对非典型就业的兴起,创造了“worker”这个介于employee和self-employed之间的中间范畴,赋予有限但真实的法定保护——最低工资、带薪年假、反歧视。加拿大有“dependent contractor”,意大利有“para-subordinate worker”。

每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发现有一类劳动者无法被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这两个标准格子同时吸纳时,立法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尝试创造第三个格子。这是一个被验证过的制度路径。

在中国现行法上,这第三个格子尚不存在。中国劳动关系认定的逻辑是二元的:要么是劳动关系,受劳动法全面保护;要么不是,退回民法的一般规则。在这种逻辑下,平台劳动者被甩到了民法的范畴里,承受着与他们的实际处境完全不相称的制度缺失。他们需要被拉回来。拉回来的方式——是建立第三类劳动者还是一套按比例配置保护的函数——是第三编要系统处理的问题。但在此之前,必须从概念上确认:有一个第三格的空间需要被填。这个空间就是拆散的从属性腾出来的。它不是旧的劳动关系内部的一个子类型,它是从属性被拆散之后形成的、需要从外部被重新构造保护机制的那个缺口。

这个概念的“外部性”

我故意把“拆散的从属性”定位成一个外部性的概念,而不是从属性体系内部的又一个补丁。我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从内部修补这条路在过去几年已经走到了尽头。

中国劳动法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从2015年前后就开始讨论平台用工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主要的修补路径有两种。一种是扩大解释人格从属性,将算法的控制解释为管理行为,从而将平台认定为事实上的雇主。这种路径在个别地方法院的判决中出现过。另一种路径是推演共同雇主理论,将平台和劳务公司认定为共同雇主,承担连带责任。

这两种修补路径的共同出发点都是:仍然在从属性汇聚的单一框架内处理问题,试图用一个法律技术动作把离散的三个维度重新粘合到同一个实体上。扩大解释路径的问题是,它在面对平台的技术控制时将法律解释推到了一个极致的位置——它必须把算法的全部自动化操作认定为“管理行为”,这个解释在个案中可能会被支持,但在体系上会与大量的其他规则产生张力。技术操作和管理行为在法律上的区分确实太容易被操纵,但它本身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任何算法的任何程度的介入都会被归入管理行为,那么所有使用自动化系统匹配、协调服务提供者的数字平台都会被归入雇主,包括那些功能上确实接近纯粹信息撮合的模式。

共同雇主路径同样面临困难。现行法上,共同雇主仅存在于劳务派遣和借调等极其有限的法定情形中。将其推广至所有的全平台用工,缺乏成文法的基础。仲裁机构和基层法院没有权力创设一种新的法定责任主体类型。

修补路径的共同天花板是:它们都试图用从属性理论内部的工具去修复从属性理论前提的失落。这在逻辑上是有限制的。当一个工具的底层预设不再成立,在工具本身的参数范围内做调整,无论动用什么技巧,都无法让工具重获它在预设成立时曾经有过的那种稳定性和精确性。

“拆散的从属性”作为一个外部概念的优势在于:它承认现有系统已经无法容纳它面前的事实,它不再要求那个已经被现实折断的工具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它建议一套新工具。而新工具的设计,不要求全盘废除旧工具——传统雇佣关系在制造业、服务业的基础岗位上仍然运作,从属性测试对它们仍然适用,劳动法对这些劳动者的保护必须被保留和加强,不能有任何削弱。新工具要做的,是覆盖旧工具无力覆盖的那一大块新现实。

这就是这个概念要走的路:从第三章的现象分析中提取结构,从概念史中找到定位,从制度演进的国际经验中指出方向,但最终不落入史海钩沉或比较法的安逸。它的终点在第三编。它将被翻译成具体法律规则。在此之前,它的任务是在词汇表里站稳,等待被使用。

四、悬置的澄清与再定义

在第一章中,我使用了“身份悬置”这个术语来描述平台劳动者的生存困境。现在,在“拆散的从属性”被正式命名之后,我需要回过头来,重新澄清“身份悬置”的确切含义,因为这两个概念是互为他者的——拆散的从属性是生产结构的特征,身份悬置是这种结构在劳动者身上产生的法律后果。

身份悬置不同于“没有身份”。无身份意味着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完全没有被标记的位置。无国籍者、非法移民、被从户籍系统中删除的人——这些是真正的无身份者。平台劳动者不是没有身份。他们持有公民身份证,有户籍所在地,在平台上注册了账号,在劳务公司的名册上有一个名字。他们有身份,但他们的身份在法律上是自相矛盾的。

身份悬置也不同于“身份模糊”。身份的模糊意味着边界不清晰——在某些情况下看起来像劳动关系,在另一些情况下看起来像民事关系。第三章已经证明了,这不是边界模糊。平台用工的结构是清晰的——三方或多方以各自的合同关系连接起来,每一对关系都可以在旧的法律概念中找到对应的名称。但这个多方结构的总体——劳动者所处在的那个总体关系——在现有法律中没有名称。不是每一个碎片都模糊,而是碎片拼接出来的整体无法被归类。身份悬置是这种无法归类的状态。

身份悬置最精确的法律含义是:劳动者无法在法律上指认一个对他的劳动安全、职业风险和基本生计承担雇主责任的主体。现行法律要求他指认一个雇主,才能启动对他的保护。但拆散的从属性使得这个指认在结构上不可能完成——因为没有一个单一主体同时满足了从属性的全部三个维度。劳动者永远只能指认出某属于这个人的控制、那个人的经济关系和另一个人的组织归属。任何一个单一指认在现行法律框架中都不足以构成完整的雇主责任基础。于是他卡住了。

这个悬置状态被一个看似纯粹技术性的问题表征出来:填写工作单位。在中国社会运作的无数表格、申请、审批中都有一栏叫“工作单位”。这一栏不只是信息采集,它是社会身份的一种制度性确认。你的工作单位决定了你的信用评估、你的贷款资格、你的社保缴纳、你的孩子入学所需的家长职业信息。平台劳动者在这一栏面前经历的系统性困惑,就是身份悬置最具体的外化。他不能写“美团”,因为美团不是他的用人单位。他不能写“某某劳务公司”,因为那家公司的名字他记不住,而且他确实不觉得自己在那儿工作。他不能写“无”,因为他确实有收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最后他填了一个模糊的“跑外卖”——这个回答在行政表格的字段里无法被解析,但它是这个悬置状态中最接近真实的自我指认。

这种制度化的身份悬置,在平台用工大规模铺开之前也存在——隐蔽就业、多重兼职、非正规部门——但规模极小,并且大多数是向正式雇佣过渡的临时状态。当下发生的,是数百万人被锁定在一种无法向正式雇佣过渡的悬置状态中。这不是临时阶段,这是终极状态。平台经济在这十年中的发展已经证明,它没有任何朝着雇佣方向演化的动力——它的技术架构和商业模式都以拆散从属性为前提,不是雇佣的过渡,而是雇佣的替代。悬置正在从一种边缘现象变成一种常态结构。

五、成为结构:四重机制的协同运作

拆散的从属性不是一个偶然的副产品。它是被四重机制协同运作制造出来的,每一重机制都针对从属性结构的一个特定连接点进行切割。孤立地看,每一重机制都有独立的商业合理性,都有现成的法律技术可以支撑。但当它们被同时部署在同一种生产组织方式中,它们的协同效应就产生了从属性的系统性格局重构。我现在将这四重机制逐一命名并加以描述。

第一重:合同拆分机制

合同拆分机制是把一个单一的生产关系拆分成多个独立的、互不隶属的合同。在传统雇佣关系中,一份劳动合同涵盖了一切——管理、报酬、安全保障、绩效考核、纪律处分。这份合同的一端是劳动者,另一端是用人单位。平台用工把这份统一的合同打碎成四个互不覆盖的文本。平台和商家之间有合作协议,平台和消费者之间有用户协议,平台和劳务公司之间有配送服务外包协议,劳务公司和骑手之间有劳动合同或承揽合同。

劳动者进入这个生产系统的时候签了一系列文件。他以为他在签一份合同,因为给他的只有一份文件——劳务公司的劳动合同或合作协议。但在法律上,他被同时置于两份合同的交叠地带。一份是他的签字的那份合同,把一切管理、安全、风险的责任写在了劳务公司的名称旁边。另一份是他没有签过但每天必须接受的规则——平台的用户协议、隐私政策、接单规则。这份规则是他在App的“同意”按钮上以点按的方式“接受”的,它没有甲乙方,没有权利义务的对价结构,但它是他工作的基本法。

劳动者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两张完全不同质地的网同时兜住。一张网在法律上有契约效力,但内容空洞无物。另一张网在事实上决定他每一天的动作,但在法律上毫无契约效力。这种“实质规范与形式合同的双层结构”替他预先回答了法官的质疑:你有合同,你的合同里有雇主——尽管那个雇主只在合同的第一页出现过一次,然后在他余下所有的劳动时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重:功能转移机制

功能转移机制是把雇主的各项管理功能从合同的签约方转移到平台的技术系统,从而使管理从人际行为转化为系统自动化操作。

在传统企业中,管理涉及对人的一系列具体行为:修改排班、下达指令、评估表现、处理申诉。这些行为的主体是人——某个级别的管理人员。这些行为同时也是雇主的法律行为——部门经理对工人的指令在法律上被视为公司对雇员的指令。管理的功能和管理的法律人格是始终捆绑的。

平台用工中,这些管理功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它们的执行者从“人”变成了“系统”。工人不再面对一个下达指令的班长,而是面对一个推送订单的App;不再被告知“你今天被批评了”,而是积分在系统里自动降低;不再向人力资源部门投诉,而是在一个自助申诉页面上传证据并等待机器审核。这些功能——派单、评估、奖惩、裁决——在功能上依然是管理,但它们被转移到了一个非人格的执行系统里,因此在法律上不再是管理。平台于是可以说:我们没有管理他,是系统在自动运行。

这就是功能转移的精巧之处。管理的内容被全盘保留,管理的法律外壳被小心剥去。其结果就是我在第一章和第三章中反复指出的那个裂缝:控制密度极大,但控制者的法律身份不存在。不能把这个转移理解为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技术在绝大部分应用场景中只是人的延伸——你用Excel做财务报表,报表的制作者仍然是你,你不会说“Excel做的”。但当算法从平台的利益出发,对骑手进行实时调度、约束和惩罚时,平台的说法是“这是我们的信息服务系统根据既定的规则自动做出的反应,与某个具体的管理决定无关”。技术在同一个行业里同时充当了“人的工具”和“无人负责的责任屏障”两种功能。这种选择性的归因,正是功能转移机制要实现的效果。

第三重:风险外部化机制

风险外部化机制是将劳动过程中的职业风险和经营风险从组织者身上转移到劳动者个人身上。

在企业理论中,工资是对劳动时间的支付,利润是对承担经营风险的对价。一个企业主之所以获得利润,理由是他承担了决策失败和需求波动的风险。工人不分享利润,所以他不应当承担这些风险。这是一项制度性的等价交换,从古典经济学家到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者都承认这一点。

平台经济将经营风险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反转了。劳动者在这个系统中的收入——单价的涨跌、单量的多寡——完全暴露于他个人无法理解和预判的市场波动中。他自己不能根据成本制定运费标准,平台不会告诉他今日的单价是基于什么数学模型得出的;他只能在需求峰值到来的时候撞到运气好的订单,在淡季时承受单量萎缩和收入减少的事实。平台不对波动作出解释,也不承诺任何最低收入的兜底。

然后再加上职业伤害风险。骑手的身体被过高的工作速度和缺乏安全防护的时间所消耗,当损耗变现为伤害——一辆突然打开的车门、一块融雪后结成的冰面、一条超速过快的机动车道——所有的伤害后果都落在这个人身上。修复成本、休养周期的零收入、后遗症的长期影响,全由他承担。他被置于一个以工作时长和单量为收益函数的机制中,激励他快,但不保护他倒。他为一单几块钱的极限速度承受的风险,在风险变现时没有被任何利益相关方分担。

这个机制的逻辑结果便是:安全作为一个成本项,被从平台的生产体系中整体移出了,变成了数百万劳动者个体需要独自面对的变量。一个社会希望它的劳动保护制度达到什么水平,那笔保护费用就必须由什么人来承担。风险外部化机制实现的,正是将这些费用从组织者的账簿上划掉,重新分配到劳动者的家庭、个人的身体和公共医疗系统里去。

第四重:身份碎片化机制

最后一重机制将劳动者的社会身份从一个完整的法律存在切割成数个相互矛盾的碎片。

在传统雇佣中,一份劳动合同统一了你的所有法律身份——你是一个公司的员工,你有一个雇主的名称,你有一份社会保障编号,公司在法律上对你的工作行为和安全负责。平台用工把这个统一的身份切割成了至少三个互不联系的碎片。

当你在App上接单配送时,你在平台规则面前是一个接受了格式条款的“注册用户”。当你在月底拿到报酬时,你在劳务公司的出账记录里是一个签了承揽合同的“合作伙伴”。当你被消费者投诉时,你在平台的客服系统中是一个有差评记录的“服务商”。当你在事故中受伤时,你在保险公司的理赔单上是一个购买了一天保额几毛钱意外险的“被保险人”。这些身份没有一个是虚假的,但没有一个能覆盖你的全部处境。任何一种救济通道都只接受一个特定的身份凭证,而你手中握着一堆凭证,却找不到任何一把钥匙能同时打开所有锁。

这就是身份碎片化机制的效果:它不否认劳动者有权利——你可以申诉、可以打官司、可以申请理赔——但它把申诉的门、诉讼的被告、理赔的条件分别安排在不同的通道里。劳动者为了处理同一个伤害事件(比如交通事故),可能同时需要向保险公司请求人身意外险赔付、向劳务公司请求工伤赔偿、向法院请求平台的事实劳动关系认定。这三个程序各自为政,各自需要不同的举证标准,各自的被申请方会互相推脱。这在法律上是一个消耗战,劳动者永远是最先耗不下去的那一方。

六、悬置的社会化——从个体困境到代际再生产的隐忧

在第一章末尾,我提到了悬置的社会化。当一种劳动状态从少数个案的异常波动变成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的常态处境,悬置就会从个体困境上升为社会结构。这不是统计数字的增长,而是社会自我理解方式的改变。

我在这里不便重复第一章的论述,但我需要在本章的结尾处强调一个最为致命的问题。身份悬置如果仅停留在这一代人身上,社会或许还可以用转型阵痛来解释。但悬置具备代际再生产的潜力。一个平台劳动者无法向他的孩子解释自己在哪里上班。他不能带孩子去参观他的工作单位——没有那一栋楼,没有那一道门。他在出租屋里摔伤之后,孩子看到的是一个无法追究任何人为父亲受伤负责的社会。孩子填学校的家长信息表,父亲在“工作单位”那一栏犹豫半晌,写下“自由职业”。

“自由职业”在当代中文语境中从一种令人羡慕的、表示拥有专业技能和独立议价能力的身份标签,蜕变成了一个容纳一切无法被既有职业范畴归类的空白格子。在这个格子里待久了的人,他们的子女对他们职业身份的认知,将是社会结构层面的一代人对劳动的自我理解彻底碎片化的开始。这不是剥削——剥削预设了你被编入生产关系之中。这是解离。

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一个概念,一个不仅在法理上有效、也在社会理论上有解释力的概念。“拆散的从属性”承担着这个功能。它对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给出了一个结构性的解释:这不是某个行业的恶劣用工习惯,不是某一家平台的黑心操作。这是劳动的组织方式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转型的结果是把从属性的各个维度撕开,让劳动者处在一种永恒的悬浮中。不是他们不努力,不是他们不懂法律,不是他们运气不好。他们是在一个结构性的夹层里,而那个夹层是在过去十五年间,由法律技术、商业策略和技术系统共同精密制造出来的。

我再往前多走一步。如果要给这个夹层一个更简短的、可以被公众讨论使用的称呼,我会借用德国法的一个古旧的语汇,来翻译这个结构的新形态。拆散的从属性的实质,是雇主功能被分解之后转让给了多重主体。劳动者不是没有雇主,而是他的雇主被功能化了——从一个人格化的统一体变成了数个专门化的功能模块。他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有着统一意志和统一责任的“老板”,而是一组分布在平台、外包商、消费者之间的管理性功能。这些功能每一个都在施加约束、抽取利益、传播品牌,但没有任何一个功能模块独自构成雇主。

如果用一个词来命名这种劳动者与诸雇主功能的总体关系,那它就是“功能化雇主”——这是一个我将保留到第三编再展开的概念。在那一编,我将论证法律如何可能绕过“找一个人来负责”的传统路径,转向一套“识别出那些执行雇主功能的行为,再分别进行规制”的功能导向保护体系。那是解决路径的最后一步。在尚处于拆析阶段的这一编,概念的任务只是被接生。

这一章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拆散的从属性是平台用工在生产关系结构上的分析性命名,身份悬置是这种结构在劳动者生存世界中的制度性后果。二者互为他者的概念架构,已经足够撑起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分析框架。该说的现象说了,该掘的历史掘了,该拆的结构拆了,该命名的从三重断裂中提炼了出来。从现在开始,我不再停留在描述和批评。第三编要做的,是拿起这些概念,把它们锻造成法律规则的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