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第五章 拆除“非此即彼”——为什么二元思维已经不够用
在进入任何具体的制度设计之前,我需要先拆掉一堵墙。这堵墙不是某一个条文,不是某一个判决,而是一种思维习惯——一种深嵌于法律体系骨髓之中的分类方式。它只有两个格子:劳动关系,民事关系。它要求每一个为人劳动的人,都必须恰好落入其中一个。 如果在前面四章的分析之后,我直接跳跃到“应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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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重构
第五章 拆除“非此即彼”——为什么二元思维已经不够用
一、根深蒂固的二元
在进入任何具体的制度设计之前,我需要先拆掉一堵墙。这堵墙不是某一个条文,不是某一个判决,而是一种思维习惯——一种深嵌于法律体系骨髓之中的分类方式。它只有两个格子:劳动关系,民事关系。它要求每一个为人劳动的人,都必须恰好落入其中一个。
如果在前面四章的分析之后,我直接跳跃到“应该在劳动法和民法之间加一个第三类”,那就相当于我默认了这个二元思维的有效性,只是在它画出的界线上多插一面旗子。但二元思维本身正是劳动者被困在夹层里的深层原因。不把这个思维拆解清楚,插再多旗子都只是在加固原有的堡垒。
它的起源,并不是劳动法的初衷
有一个经常被劳动法学者挂在嘴边的说法——意思自治是民法的灵魂,实质平等是劳动法的精神;劳动法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就是为了纠正形式平等在劳动关系中制造的不公正。这个说法没有错。但它漏掉了一个关键的动作。
劳动法在独立出来的同时,做了一件事:它在自己的领土周围筑起了一道墙。墙内是“劳动者”,享受倾斜保护。墙外是“自雇者”或“独立承包人”,退回民法的形式平等。这种划分方式在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过渡时,算不上一个问题——工厂工人和独立商贩之间的界限足够清晰。绝大多数劳动人口的职业状态要么是长期为同一个雇主工作,要么是向市场出售自己的手工产品或专业服务。中间状态不是没有,而是不够规模化,不足以动摇法律分类的基础。
但请看清楚这个动作的性质。劳动法以“纠正形式平等”为使命出发,但它纠正的方式不是建立一套按需分配的渐进式保护光谱,而是在形式平等的海洋里划出一座“受保护”的岛屿。你上了岛,那些由集体谈判、法定最低工时、解雇保护和社会保险构成的城墙就将你和海洋隔开。你没有上岛,你就只能在海里自己游泳,没有人问你水冷不冷。从纠正出发,以二元告终。劳动法诞生的那一刻,就携带了这个基因——它的正义是选择性的,不是连续的。
整个二十世纪的劳动法史,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大陆法系用从属性来标记岛的门槛,普通法系用控制测试(control test)和后来的多因素测试来标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立法和判例使门槛有所降低,岛的面积有所扩大——德国创造了类雇员,英国创造了worker,加拿大创造了dependent contractor——但门槛本身没有被废除。门槛一降再降,仍然是一条线。它只是把二元从“存在与不存在”改成了“够格与不够格”。不够格的人,还是退回海里。
门槛的代价——谁来支付?
为什么必须有门槛?任何法律分类,当然都需要边界。但劳动法的边界同时是一条成本分配线。
当你把一个人界定为劳动者,你就要求另一个人——雇主——承担一系列成本:社会保险缴费、带薪年假、解雇补偿、职业安全投入、集体谈判义务。这些成本的总和,在一些经济体的测算中,大约占到劳动力总成本的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这给了劳动力使用方一个结构性的激励:把你推出门槛之外。
这就产生了一个在合同法、侵权法和物权法中很少见到的动态。合同法的两造在选择合同类型时并不存在系统性的逃避激励——你可以把一份混合合同命名为买卖或者承揽,但法院看的是实质,命名不改变你的义务。但劳动法中,命名的后果太严重了,严重到了一方情愿花大量的资源去操纵命名。
平台经济将这种操纵推到了极致。平台的法务团队和算法工程师做的工作,本质上就是一个目的:把那些从功能上讲完全就是“劳动”的活动,重新描述成不属于劳动法的东西。订单被描述为合同机会,监督被描述为信息服务,罚款被描述为合同违约,评分被描述为信誉系统。这些操作不是为了逃避某一项具体的劳动法义务,而是为了从根源上让平台不被识别为“雇主”。
这是二元思维在一个大变局中暴露出来的结构性副作用。当政府和社会用一条线去划分谁享受保护、谁来承担成本时,线的位置就成了整个博弈最激烈的焦点。所有的法律创造力和技术资源都涌向这个焦点,不是为了让制度更公正,而是为了让线画在自己这边。这会消耗惊人的社会资源——法务费用、诉讼费用、不断修订的司法解释、没完没了的学术分歧——而这一切的消耗,并不创造任何新的社会价值。它只是在争夺由法律不公造成的地租。
为什么“多一点保护”不是答案
在劳动法遇到困难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制度反应是在二元之间增加一些过渡形态。类雇员、worker、非典型劳动者、平台劳动者——这些概念的创设,每一次都是为了兜住那些从标准劳动关系中掉出来又没有掉到民法底层的人。我不否认这些构造在它们各自的历史时刻发挥过作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至今仍发挥着作用。我关心的是,在平台用工的语境下,沿着这一路径走下去,能满足多大的期待。
“类雇员”一类的构造仍然是一种身份。它不过把原来的两种身份——劳动者和独立承包人——变成了三种身份:劳动者、类雇员、独立承包人。但平台劳动者的现实状况,让这条三元路径也面临两个难以逾越的困难。
第一个是划分问题。三元分类意味着需要两重边界——劳动者/类雇员之间的边界,以及类雇员/独立承包人之间的边界。第一重边界的认定难度一点也不低于原来的二元分界——类雇员的认定还是要看经济依赖程度,而经济依赖的判断在算法定价和支付通道刻意隔断的情况下,已经变得极其困难。第二重边界——类雇员与独立承包人——更是模糊。大量平台劳动者虽然不拥有生产设备,虽然在时间结构上受到极强的约束,但他们在合同形式上被写成了承揽人。形式要素和实质要素的冲突会影响每一个案件的事实认定。两重边界意味着双重的不确定性,并不比一个边界更容易维系。
第二个是保护配比问题。即使划出了类雇员,他们应该获得哪些保护?德国的类雇员有带薪年假和反歧视保护,但没有解雇保护。英国worker有最低工资和带薪假,但也没有不公平解雇的保护。这些配比是历史妥协的结果,而不是从某种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如果现在要为一个“平台劳动者”设定配比,依据是什么?凭什么他有权获得职业安全保护却无权要求最低工资?或者相反?理论上缺少一个统一的分配根据,所有配比都只能靠政治博弈。在劳工力量不强的社会里,这种博弈的结果通常是保护清单不断被压缩。
身份路径走到最后,仍然需要回答一个它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为什么同一个社会中的劳动者,仅仅因为劳动组织方式的不同,就要适用如此不同的保护水平?如果保护是冲着“劳动的从属性”来的,那么从属的多与少理应触发保护的多与少。但身份路径的操作方式是根据类型给予固定的权利包,而不是根据从属性的具体分布来配置对应的保护。这就在从属性的程度变化和保护的内容变化之间,制造出了一种脱节。当一个劳动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平台却在人格上被算法松绑时,身份路径只能说“他是类雇员”,然后把一整套预装好的类雇员权利包给他。这套权利包里有哪些是他真正需要的、哪些是多余的、哪些是无法落实的?身份思维不回答这些问题。它只回答——“你是什么”。
二、功能导向: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如果身份导向的思维已经走到了极限,我在这里提出另一种逻辑——功能导向。
功能导向的起点与身份导向截然相反。身份导向先问“他是谁”——他是劳动者,他是类雇员,他是独立承包人;然后根据这个答案提供一个预先打包好的权利组合。功能导向不问“他是谁”,它问的是“在这个关系中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一方在控制劳动过程?哪一方的经营利益从这个过程中被生产出来?劳动中产生的风险流向了哪里?
它的核心直觉来自一个朴素的类比。侵权法不关心你叫什么,只关心你的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你的车撞了人,你需要承担责任,不因为你叫“雇主”或不叫“雇主”。你的行为——驾驶机动车并在道路上造成他人损害——触发了赔偿责任。功能导向的劳动保护想要做的,与此类似。它不再把“劳动者”和“雇主”当作两个全有全无的封闭身份标签,而是将它们看作一组功能性角色的集合。任何人,只要在特定关系中扮演了“控制劳动过程”的角色,就应当承担与这种控制相称的安全保障义务。任何人,只要在特定关系中扮演了“从他人劳动中获取经营利益”的角色,就应当承担与这种利益分配相称的经济兜底责任。
一个古老得被遗忘的法理传统
功能导向的想法听起来有点激进,或者过于学术化。但事实上,它比现代劳动法的大部分理论都要古老。在工伤赔偿制度尚未从普通法中分离出来的时代,法院一直是用功能性的语言来分配风险的。
一个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官在判决中写道:“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雇用他人从事一项危险活动,那么他就应当为自己在活动安排中引入的风险承担责任。”他没有问这名“被雇用”的人是雇员还是独立承包人。他问的是:是谁使这项危险活动发生?是谁的利益在驱动这项活动的开展?风险是从谁的决策中生长出来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指向的,不是一个人在法律上被称作什么,而是他在现实中做了什么。
这个传统在后来的法典化进程中被埋没了。工伤赔偿从侵权法中分离成为社会保险的一个分支,从侵权责任的个案判断转向了以“雇佣关系”为适用前提的自动化保障。这个转向在效率上的优势毋庸置疑——雇主不需要在每一次事故中都重新被追责,雇员的伤害可以在社保体系中获得快速的赔付。但它也同时关掉了那条基于行为的功能判断路径。雇主责任不再依赖于“他制造了风险”,而是依赖于“他签了劳动合同”。当劳动合同在一个产业的整体架构中被系统性地规避掉时,基于合同的自动化保障就全面哑火了。
我不是主张要倒退到十九世纪的过错侵权老路上去。个案诉讼的高成本和赢率的不可预测性,对劳动者来说从来不是一条友善的路。我主张的是收回这个基本洞见:责任的产生,与身份标签无关,与行为的实质功能有关。这个洞见在历史中被劳动合同的制度创新暂时托管了。当劳动合同被架空,这个洞见就需要被重新提取出来,换一种制度形式去实施。
控制、利益、风险——三个原级原则
如果从功能的角度看,什么样的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责任?我把雇主责任的来源分解为三个原级原则,每一个原则对应着一个功能性的事实。
控制产生安全义务。 如果一方决定劳动过程的节奏、方式、工具、环境和安全标准——不管他叫“雇主”还是“平台”还是“系统运营者”——他就应当为从事这个劳动过程的人提供安全保障。这个义务的强度应当与控制的程度相称。控制得越紧、越具体、越无法被劳动者自行偏离,安全保障义务就越接近于传统上无过错工伤赔偿的强度。控制得越松散——劳动者可以自主安排工作细节但仍需遵守系统框架——安全义务的密度就相应调降,但不会被降为零。下降是一条滑尺,不是一座悬崖。
利益产生经济责任。 如果一方从劳动者提供的劳动中获取经营性的利益——通过抽取服务费、享受品牌溢价、扩大市场份额或其他商业收益——他就应当为这个劳动者承担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保障。这个义务可以表现为最低报酬的兜底,也可以表现为对收入断崖的事前预警和过渡补偿,还可以表现为当算法定价变化时负有提供透明度和协商程序的义务。利益原则的强度,同样取决于利益抽取的规模。连续性抽取高额佣金、同时封闭劳动者向其他渠道转移收入的可能性,所对应的保障义务,要远远高于偶发性撮合交易并收取少量信息费的情形。
风险应当跟随创造它的决策。 如果一方的经营决策系统地创造了某类风险——比如通过算法期限压缩来提升配送时效并由此增加交通事故概率——那么这一方就应当对这类风险的实现承担后果。这不是过错原则——不需要证明某一项决策是过失的。这是因果归属原则。风险从哪里被创造出来,就应当被哪里吸纳回去,而不是让它沉到底层劳动者身上。在经济学术语里,这叫内部化。在法学术语里,这叫归责原则的因果向度。
这三个原则如果各自获得法律的承认——以恰当的制度形式——它们共同构成的功能导向体系就可以打破当前劳动法的二元僵局。保护不再是用“你是谁”来触发,而是用“谁在你身上行使了什么功能”来触发。身份是多个功能叠加后的总体诊断,功能是在个案中可以逐一识别、逐一归责的具体行为。功能导向把追责的粒度从“人”精细到了“事”。
功能导向的制度逻辑
在现有体系中,义务是打包式地分配给雇主的。雇主在一个雇佣关系中必须同时承担安全责任、薪酬底线责任、社保缴费责任、解雇保护义务和集体谈判义务。这是一种全负担模式。它的运作前提是从属性的三个维度汇聚于同一法律主体,各个功能都指向这个人,他也应当为所有这些负责。
但当从属性被拆散,不同功能确实可以由不同主体来担负时,全负担模式就失灵了。平台承担了控制功能却拒绝承担安全义务,理由是“合同在劳务公司那里”。这种推脱在道义上令人愤怒,在法律上却未必能被轻易推翻——因为合同确实在劳务公司那里。二元思维提供的只有“全有”或“全无”两个选项,裁判者被迫在这两个选项之间进行选择。选择“全有”,意味着将安全、薪酬、社保、解雇保护全部绑定在平台身上——平台会激烈抵抗,法院也缺乏独立承担这种结构性判决的制度能力。选择“全无”,平台劳动者就掉出保护体系。
功能导向提供的是第三种可能:人可以不被全套帽子压住,但也不被放逐。平台可以被要求为其行使的控制功能匹配对应的安全义务,但不能因此被当然地认定承担全部的雇主责任——因为薪酬和经济兜底责任,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模块,在本案中也许应当由另一主体(劳务公司或平台与劳务公司共同)承担。这种做法会要求在立法和司法上发展出一套更精细的归责工具,但它的立足点是一个远比身份模式更诚实的现实认知:在劳动组织已经函数化的时代,再也找不到一个统一的、单一的“老板”来承担一切义务了。义务需要被追踪到各个具体的功能执行者身上。
这就是功能导向与简易的二元思维的分野。它不简化,它的复杂性正是它在现实中不被架空的前提。全有全无的法律逻辑用简单换取稳定,但当劳动现实中没有一个主体是全有的时候,那种简单就是一种虚构。要以承认现实的复杂去换取真正的可操作性,而不是用否认现实来保全教条的精致。
三、重新勾勒“劳动保护”的边界
功能导向不只是对内改造劳动法的思维工具。它对劳动法的外部界限也提出了与之相称的重新理解。
自劳动法从民法中独立出来以来,它就形成了一个几乎是文化性的自我理解:我们是在保护一种特定的人——“劳动者”,而不是保护劳动行为本身。这个理解导致了一种奇特的法律语言习惯。法院和仲裁机构会说“你不是劳动者,因此劳动法不保护你”。这句话在现行法框架内没有错,但它在说理上的完整含义是——“因为你不在我们划定的受保护人群中间,所以你不再是我们的事,我们看到的你的权益受损,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处理的损失”。
这等于说,法律保护的对象不是人在劳动中应当享有的某些基本权益,而是法律自己构造出来的一个身份标签。当这个身份标签的覆盖范围因经济组织方式的变化而缩窄,法律不是去追问“我需要把我的保护功能扩展到新的生产领域”,而是说“既然他们不是劳动者,保护问题就不存在”。保护被身份吞并了。
功能导向要来翻转这一逻辑。它主张:不是“人”需要保护,而是人的某些处境需要保护。当你将劳动过程置于他人的组织性控制之下,你的身体安全处境就应当被保护——无论这种控制是从工头还是从算法那里来的。当你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唯一谋生手段投入他人的经营事业中,你的经济脆弱性就应当被纳入制度的考量——无论这种投入是通过劳动合同还是通过平台协议来安排。
这不仅仅是语义之争。这是管辖权的争夺。一旦保护的对象从一种固定身份变成一种处境,劳动法的管辖范围就不再受制于“谁是劳动者”的这个前置设问。它的边界通过功能性标准来决定:在任何一种法律关系中,只要出现了上述的控制、利益和风险的功能性分布,劳动法就有理由介入。介入的深度根据功能分布的密度确定,介入的方式不一定总是全面的标准雇佣保护,而是与处境相称的、有针对性的功能保护。
这会碰到一个反诘:这样是不是把劳动法扩张得太大了?如果一个保姆在接受雇主指挥做饭时切伤了手,她被保护——这已经在现行劳动法里。如果一个医生在医院里出了医疗事故被追责,他有职业风险的保护机制——尽管他在法律上是自由职业者还是劳动者在不同法系中有不同的答案,但趋势是把他纳入劳动保护。如果一个外卖骑手在送单的路上受伤,他被保护——这是我现在主张要纳入的。那一个真正的独立手工艺人在客户家中装修时伤了手,是不是也要纳入劳动保护?
功能导向的回答是:在不直接施加控制、不持续性抽取利益、不系统创造风险的真正的B2B和独立承揽关系中,功能导向的测试不会触发劳动保护层面的义务。独立手工艺人自己控制劳动过程,自己决定工作方式和材料,自己承担经营风险,自己与客户谈判价格。在这种关系中没有控制他者的功能,没有从他者的劳动中持续抽取利益的功能,没有系统的风险制造行为,因此功能导向并不会将这种关系划入劳动保护的范围。它触发的只是合同法和侵权法的一般规则。
边界不在于他叫什么,而在于他的处境中出现了哪些需要法律介入的功能性要素。功能导向的扩张有其内在的限制,这个限制不是来自一个僵硬的身份标签,而是来自对关系实质的分析。
四、如何工作:一个粗略的方法论
从功能导向的抽象原则到具体的制度设计之间,有一块必须跨越的空地。在后续章节里,我将用逐章铺排来填满这块空地。但在此之前,有必要先给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框架,说明功能导向在操作上怎样不同于身份导向。
功能导向的基本操作步骤可以被概括为三段论,但这个三段论是功能识别式的,而不是身份归属式的。
第一个步骤是:在对某一类劳动组织方式进行类型化分析时,逐一剥离出谁在执行控制功能、谁在执行利益抽取功能、谁在系统制造特定类型的风险。这里的“谁”不是自然人,而是法律上可以承担责任的组织实体——平台、外包商、品牌授权方,或者上述实体的某种组合。功能的识别只依赖于对该类从业实际情况的事实调查,独立于各参与方在合同中所使用的命名方式。平台在协议中称自己为“技术信息服务提供者”,这在功能识别中没有证明力。需要调查的是:工作节奏和劳动过程在事实上是由谁决定的?劳动产出的经济价值在事实上是怎样分配和流动的?造成劳动者安全损害的各类危险因素,是从谁的运营决策中系统性地产生的?
第二步是:对每一项被识别出来的功能,匹配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法律义务模块。控制功能触发安全义务。安全义务的具体内容包括:劳动环境的危险源识别与消除、防护装备的配备与维护、工作强度的安全上限、事故后的医疗费用与收入补偿等。利益抽取功能触发经济保障义务。经济保障义务的具体内容可以包括:最低报酬的计算与支付、收入计算规则的透明度与稳定性、当发生重大计价规则变动时的提前通知和意见征询。风险创造功能触发损失内部化义务——这项义务的实现方式可以包括工伤保险的强制参保义务,也可以包括专门针对算法驱动型高强度劳动的强制行业保险基金。
第三步是:对某一个具体关系中被触发的所有义务,进行适用上的协调。如果同一个法律主体同时承担了控制功能和利益抽取功能,那么它当然应当同时承担安全义务和经济保障义务——它已经实质上进入了传统雇主的角色范畴,劳动法的全面保护适用就没有任何障碍。如果控制功能由甲主体执行,经济保障功能被乙主体承担,那么安全义务主要由甲来负担,经济保障义务主要由乙来负担,但这两个义务之间需要有衔接规则,不能让劳动者在两个义务主体的缝隙中间落空。具体规则可以表现为:当甲的安全义务未能履行而导致劳动者发生人身损害时,乙作为利益抽取方在劳动者无法从甲处及时获得足额赔付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性的补偿责任。这种设计不是连带责任的简单复制,而是基于功能在二者间的实际分布的按份与补充相结合的责任分配。
这三个步骤的操作结果,不再是一个“是/否”的二值判断,而是一组权利义务配置的函数。输入是从属性的三个维度的分布状态——谁在控制、谁在抽取利益、风险源头在哪里。输出是一组与之相称的保护义务——多控制多义务,少控制少义务,同时控制与不控制之间的各种现实情形都能在函数的连续变化中找到对应点。
这个三段论式的操作方法能不能在劳动仲裁中推行,会不会使已经不堪重负的基层审理机构更加难以应对?我将在后面的制度设计章节中给出回答。在这里只先做一个说明:功能导向的操作基础,是某一类平台用工关系先经过行业性的类型化调研和规则制定,将特定类型(比如专送骑手、众包骑手、网约车司机)中的功能分布状况通过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先固定下来,形成可操作的类型化标准。具体案件中的裁判者,不是一个一个地从头识别功能,而是在类型化成果的框架下核对本案事实与类型特征的匹配程度。这和现行劳动仲裁中核对“是否同时满足12号文三项标准”的操作复杂性在同一量级。复杂性并不是功能导向独有的成本。身份导向在发生争议时的复杂性,一点也不更低——否则就不会有十多年来的裁判分裂了。
五、为什么是“重构”而不是“修补”
本编的名字叫“重构”。在给第五章收尾之前,我有必要解释这个命名的分寸。为什么不是修补?为什么不是完善?为什么要用一个暗示原先的结构会被拆开重组动作的词?
“修补”是在既有结构的内部进行调整。调整的姿态是:原来的框架没有根本性的问题,只是在应对新现象时需要增加一些解释、作出一些扩张性的认定、设计一两个例外规则。过去十年间,修补是劳动法学界和政策制定圈的主流路线。它们包括:把从属性标准的认定门槛降低一点,把平台工人纳入某些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同时申明这不等于承认劳动关系),在特定行业出台零散的劳动权益指导意见。这些措施的形态可以称为“打补丁”。
修补的好处是简便,不用动大的制度框架。修补的问题是,补丁越打越多,一件衣服最后满是补丁,反而把原来的版型彻底遮盖了。平台用工的制度回应在这个阶段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补丁——一些城市有专门的平台骑手意外险办法,一些部门发布了划定平台用工劳动权益的通知,一些法院作出了突破性的劳动关系认定判决。但这些补丁之间缺少统一的法理逻辑。它们彼此矛盾,各自处理问题的局部,没有给出一个完整一致的回答。一个骑手在不同城市受到的法律保护可以完全不同。一个网约车司机面对工资拖欠和交通伤害时所需要启动的法律程序完全不同,尽管这二者源于同一份工作。这种碎片化不是因为实践者不努力,而是因为补丁模式没有提供统一的法律人格理论和归责框架。
“重构”的意思不是推翻了重来。基本制度的许多部分不需要被拆除——解雇保护的某些核心规则、集体谈判的基本架构、社会保险的多数险种——这些在传统雇佣领域持续有效的规则不需要为平台用工而受到拖累。重构的真正意思是,在法律概念的层面上,用一种新的分类法去替换已经丧失理论效力的二元身份图式。这种替换不是说以后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这两个范畴不要了,而是在它们之外,坦率地承认还需要建立一套不以身份为入口、而以功能为入口的平行体系。劳动关系继续存在——大工业、传统服务业中的标准雇佣关系,规则不变。民事关系继续存在——独立手艺人、大额承揽工程中的自主经营者,规则不变。被重构出来的是第三套机制——专门用于从属性已被拆散的生产形态。
这是重构的分寸。它不是革命。它是承认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生产组织变了,原先的制度底座被抽掉了一部分,修补维持不下去了——然后按照事实的逻辑而不是概念的习惯去建造那块缺失的底板。